中華民國時期，先後於1923年10月、1946年12月頒佈過兩部《中華民國憲法》。
①1923年10月10日，直系軍閥曹錕通過賄賂國會議員“當選”大總統後制定並公佈實施的憲法。又稱“賄選憲法”。
這部憲法共13章141條。其規模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記約法”以及“天壇憲草”都大，內容也更“完整”，由國體、主權、國土、國民到政權組織、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以及法法律、會計、憲法的修正解釋等無所不包。主要有兩大突出特點：第一，用漂亮的辭藻和虛偽的民主自由形式掩蓋實行軍閥專制的本質。“賄選憲法”宣稱其制定目的在於“發揚國光”、“增進社會福利，維護人道尊嚴”；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民主國”，“中華民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國體不得為修正之議題”；規定瞭人民的各項“自由”權利，並宣佈“中華民國國民於法律上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別，均屬平等”。但是，在這一切的背後，卻是軍閥獨裁制度的法律化。特別是賦予大總統以極大的權力，具有凌駕於國會之上的地位，使所謂內閣制、國會制和人民權利徒有其表。第二，為瞭平衡各派軍閥和大小軍閥之間的關系，對國傢結構形式作瞭專門規定，即采取賦予地方較大自治權的單一國傢制。憲法增設國權與地方制度兩章，就中央權力與地方權力作瞭明確的劃分。一方面給予各省一定的自治權；另一方面又強調地方自治權力須以服從中央為前提，以防止省權力過重而導致地方割據，抗衡中央。
從法典的體例和內容來看，這是一部比較完備的資產階級憲法，其條文數目較多，篇章結構和條文間邏輯嚴謹，內容基本符合三權分立以及責任內閣制的精神。但是形式上的完備並不能說明它的制憲水平，曹錕制憲的目的在於確定自己的“法統”地位，使賄選合法化，制定程序也是違反民主憲政的基本原則的，這使其進步意義付諸闕如。隨著直系軍閥北京政權的垮臺，它公佈不到一年就成為廢紙。
②“制憲國民大會”1946年12月25日通過，南京國民政府1947年1月1日公佈，同年12月25日實施的憲法。它以1936年《五五憲草》為基礎，其基本精神與《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一脈相傳。
這部憲法的主要內容和特點是：第一，宣稱以孫中山“遺教”為立國之本，實行“全民政治”和“主權在民”：“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第二，在“保障民權”的幌子下，限制和剝奪人民的權利和自由。盡管這部憲法在第二章詳列瞭人民所享有的各種權利和自由，但它又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第三，以地方“自治”為名，行中央集權之實。標榜采取孫中山的均權主義原則，規定省、縣實行“自治”。但是這種關於中央與地方權力的憲法劃分，不是以均權主義為原則，而是以集權主義為出發點；不是以地方自治為基礎，而是以中央集權為準則。第四，規定國會制、內閣制的某些原則，而實際上實行的卻是總統集權制。第五，在“民生主義”的詞句下，鞏固和發展官僚資本主義。第六，標榜“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宣佈“尊重條約”，實際上是用根本法的形式確認一切賣國條約，維護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侵華權益。
總之，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意志的體現，旨在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因而又被稱為“蔣記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