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清王朝滅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期間的國傢名稱和年號。簡稱民國。是中國歷史走向近代社會的大動盪大轉變時期。
圖1 中華民國國璽
概況 中華民國基本繼承和延續瞭清王朝的領土和疆域，初期面積1 140餘萬平方千米，後來的變化主要發生在外蒙古和臺灣。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外蒙古在俄國的主使下宣佈“獨立”，建立“大蒙古國”。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簽訂協約，承認中國對外蒙古保有宗主權，同時承認外蒙古自治。1921年，蘇俄以清剿退入外蒙古境內的白俄軍隊為名進入外蒙古，隨後雙方簽訂《蘇蒙友好條約》，宣佈相互承認，外蒙古從此完全脫離瞭中國政府的掌控。1945年8月，中蘇簽訂《友好同盟條約》，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可選擇獨立。臺灣自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即為日本所強占。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3年中美英開羅會議確認戰後日本將所強占的所有中國領土歸還中國。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臺灣重歸中國版圖。
民國時期，天災頻仍，戰亂連年，人口死亡率很高，平均壽命不足50歲。人口出生率雖總體保持在37.0‰左右，略高於約為33.4‰的死亡率，但自然增長率僅為3.6‰左右，增長速度相當緩慢。經過1912～1949年近40年間的發展，全國人口才由4億左右增至5億左右。其中農村人口占80%以上，城市人口不到20%。
民國首都，幾經變更和遷移。辛亥革命後，首先定都於南京。1912年元旦，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但是，不久便在新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的堅持下北遷北京。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再次定都南京。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受侵華日軍威脅，曾短暫移駐洛陽，定為行都。1937年11月全面抗日爆發後，國民政府移駐重慶。1940年9月6日，定重慶為陪都。1946年5月5日，宣佈還都南京。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均以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為國旗，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開始改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南京臨時政府未及正式頒佈國歌。1915年5月，袁世凱批準蔭昌填詞、昆曲傢王露譜曲的《中國雄立宇宙間》為第一首國歌。因其不久便成為洪憲帝制的殉葬品，1920年11月北京政府再次決定以蕭友梅譜曲的《尚書大傳》虞舜《卿雲歌》為國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初以程懋筠為孫中山《陸軍軍官學校訓詞》譜曲的中國國民黨黨歌代國歌，1937年6月3日被國民黨中央常委會正式議定為國歌，是為民國時期的第三首國歌。
民國行政區域，北京政府采三級制，以省轄道，以道領縣。將全國劃分為直隸（今河北）、奉天（今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山西、江蘇、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陜西、甘肅、新疆、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22個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川邊4個特別區，京兆地方及蒙古、青海、西藏。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廢除道級行政機構，改行省、縣兩級制，原特別區改建為省，增設青海、西康、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6省。抗日戰爭勝利後，臺灣收復，設臺灣省；東北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一度析置為9省。市是民國時期開始出現的行政區域。1921年，廣州軍政府設置廣州市，成為現代意義上較為完整的市制的開端。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先後置南京、上海、漢口、天津、青島、北平（今北京）、廣州、重慶、西安、大連、沈陽、哈爾濱等為直轄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
圖2 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誓詞
民國政治體制，不同於歷代君主專制王朝，呈現出一定程度的政黨政治特色。法定的世襲權力結構被打破，各級政權和整個社會形式上都在國傢根本大法——憲法體制內運作。但是，真正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政治卻遠未形成與建立，政權的更替與轉換主要還是倚仗軍事實力，政府的權力運作也存在濃厚的人治色彩。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及人們的思想觀念始終處於劇烈的動蕩、轉變過程中。
政治演變 中華民國是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的共和國傢。19世紀末20世紀初，列強侵略日深，清王朝腐朽不堪，民族危機空前嚴重，進步的中國人紛起尋求救亡圖存之道。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組成興中會，提出推翻清王朝，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1905年8月，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政黨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會員包括十餘省的革命黨人。同盟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宣佈未來的中華民國國民，人人平等，享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選舉產生。議會由國民選舉的議員組成。制定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先後發動十餘次武裝起義，給清王朝以沉重打擊。而伴隨著全國民眾的普遍覺醒，城鄉人民自發的反抗鬥爭此起彼伏，社會各界要求變革的呼聲持續不斷。清政府內部的種種矛盾和傾軋，又引起立憲派士紳官吏和北洋軍將領對滿族親貴集團的強烈不滿。革命形勢日益成熟。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發動反清起義，各省革命黨人、立憲派紳商紛紛響應和轉向。12月，革命軍攻占南京，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定國號為中華民國，改用陽歷紀年，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遵循三權分立原則，由大總統總攬政務，參議院行使立法權。還通過頒佈具有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方式，奠定瞭共和國方案的法律地位。中華民國的成立，結束瞭綿延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圖3 1912年1月24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召開第一次內閣會議
圖4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之一頁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面臨內外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壓力，革命陣營為換取掌握清政府實權的袁世凱支持共和、推翻清王朝，決定將臨時大總統職位讓給袁世凱。1912年2月，清帝宣佈退位，袁世凱誓言效忠共和，孫中山通電辭職，臨時參議院選舉袁為臨時大總統。隨後，臨時政府接受袁世凱要求遷往北京。北方各省的前清巡撫、總督一律改稱都督。民國政府形式上接收瞭北方的統治權，完成南北統一。
臨時政府北遷後，依據《臨時約法》，由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袁世凱雖然憑借北洋軍實力掌握中央政權，改變瞭南京臨時政府的施政方針，但同盟會在中央和地方都還有不容忽視的政治、軍事力量。1912年8月，同盟會聯合其他4個小黨派改組為國民黨，積極參加國會競選，與袁世凱展開合法的議會鬥爭。為清除革命勢力，獨攬統治權，袁世凱先派人暗殺瞭競選獲勝的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接著鎮壓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迫使孫中山、黃興逃亡國外。1913年10月，袁世凱動用軍警強迫國會選舉他為正式大總統，隨即下令解散國會。1914年5月，廢除《臨時約法》，公佈《中華民國約法》，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集軍政大權於一身。1915年12月公然稱帝，改稱中華帝國，以“洪憲”為年號。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激起社會各階層的憤怒，護國戰爭應時而起。1916年3月，袁被迫宣佈取消帝制，恢復中華民國，6月憂懼而死。
袁死後，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任國務總理，執掌政府實權。1917年5月，黎解除段的總理職務，段策動北洋軍人宣佈獨立。駐紮徐州的張勛趁機率兵入京，擁清廢帝溥儀復辟。段祺瑞立即在天津馬廠組織討逆軍趕走張勛，重掌北京政權，迎馮國璋為代理大總統。段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居，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1918年2月，糾集官僚政客組成新國會（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為大總統。為恢復《臨時約法》及國會，1917年7月，孫中山率海軍由上海南下廣州，聯合兩廣、雲貴地方實力派，召開國會非常會議，組成中華民國軍政府，出任海陸軍大元帥，發起護法運動。段祺瑞為實現“武力統一”，於10月派兵進入湖南。參加軍政府的桂系軍閥陸榮廷等與北洋軍妥協，迫使孫中山辭去大元帥，離粵赴滬。
這時，北洋軍閥集團逐漸形成皖、直、奉三大派系。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把持中央政權，實力較為雄厚，但無力控制整個北洋派。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主要控制直隸及長江中下遊地區。1919年馮國璋病死，曹錕和吳佩孚繼承馮的衣缽為直系首領。奉系首領張作霖割據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各派軍閥為爭奪北京政權或擴大地盤連年混戰。1920年、1922年爆發直皖、直奉戰爭，直系兩戰兩勝，1922年後開始獨占北京政權。曹、吳先打著“恢復法統”旗號，推黎元洪復任大總統，將徐世昌趕下臺。接著，高價收買國會議員，操縱選舉，於1923年10月抬出曹錕為“大總統”。國會因此聲名狼藉，議員被時人稱為“豬仔”。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正當直奉兩軍在山海關激戰時，直軍將領馮玉祥從熱河回師北京，發動政變，軟禁曹錕，直系潰敗。11月，張作霖、馮玉祥推戴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奉系控制瞭北京政權。
圖5 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與北洋軍閥將領們合影
圖6 1925年四川發生大災荒
圖7 1928年，北京市民歡迎北伐軍入城
圖8 臺兒莊附近中國軍隊指揮所孫連仲將軍作戰鬥部署
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孕育著新的革命因素。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並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確立瞭革命統一戰線方針，積極推動國共合作。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全面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國民革命運動從此在南方廣泛展開，並迅速擴展到北方。馮玉祥通過北京政變結束直系軍閥的統治後，將所部改稱國民軍，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孫中山北上途中，一再聲明北上的目的在於求和平統一，召開由人民團體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並廢除不平等條約。1925年3月，孫中山壯志未酬，病逝於北京。
其間，廣東政府先後兩次舉行東征，並統一瞭兩廣，進一步鞏固瞭革命根據地。1925年7月，成立以汪精衛為主席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改組所屬軍隊為國民革命軍。1926年1月，召開國民黨二大，選舉蔣介石為中央委員，與汪精衛等人組成新的中央常務委員會，蔣由此成為國民黨內的重要人物。隨著地位的上升，蔣介石攫取權力的欲望日漸強烈，通過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逼汪精衛出國，削弱共產黨人在軍隊和國民黨中央的影響，並自任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要職，掌握瞭軍政大權。1926年6月，廣州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誓師北伐。北伐軍迅速占領湖南、湖北及東南各省，國民政府遷往武漢。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在南京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實行“清黨”反共。7月中旬，汪精衛也在武漢公開宣佈“分共”，解散工農團體，鎮壓共產黨人，國共合作破裂。
1927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內以李宗仁為首的桂系聯合武漢汪精衛集團，逼迫蔣介石下野。武漢國民政府隨後宣佈遷都南京。9月，國民黨寧、滬、漢三方組成中央特別委員會，改組南京國民政府。但蔣介石依靠軍事實力，於1928年1月東山再起，出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則由譚延闓擔任。同時設立廣州、武漢、開封、太原政治分會，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任主席，以示承認地方實力派的地位。1928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舉行“
“二次北伐”後，國民黨頒佈“訓政綱領”，推行“以黨治國”，由國民黨“領導國民行使政權，國民政府總攬治權”。政府由司法、立法、行政、考試、監察5院組成。蔣介石擔任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但是，蔣的權威仍不斷受到內部各軍事派系的挑戰，先後發生蔣桂、蔣馮、蔣唐（生智）等戰爭，1930年更發展成蔣閻馮中原大戰。蔣依仗政治、經濟優勢，相繼獲勝。中原大戰後，蔣介石力主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遭到立法院長胡漢民的激烈抨擊。1931年2月，蔣扣押胡於南京，並於5月召開“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國民黨各派反蔣要人隨即集中廣州召開非常會議，另立國民政府，與南京相對抗。這時，日本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全國各階層人民紛紛要求抗日，國民黨各派系不得不暫停內部爭戰。12月，蔣介石被迫辭職。南京國民政府改由林森任主席，孫科任行政院長。次年1月，孫科無力應付日益混亂的局面和財政危機宣佈辭職，蔣介石重新上臺，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而行政院長則由汪精衛擔任，形成蔣汪合作局面。
與此同時，中共領導的土地革命也在各地農村蓬勃展開，先後開辟瞭以贛南、閩西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及鄂豫皖、湘鄂西、陜北等十幾個根據地。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四次打破國民黨的軍事“圍剿”，成為國內一支舉足輕重的武裝力量。1933年9月，蔣介石向中央根據地發動第五次軍事“圍剿”。由於“左”傾錯誤在中共中央占據統治地位，紅軍未能再次打破“圍剿”，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經過一年的艱苦長征，於1935年10月到達陜北。
圖10 抗日根據地軍民進行地道戰(1944)
日本繼九一八事變之後，又於1932年發動一·二八事變，悍然進攻上海，駐滬十九路軍奮起抗戰。同年2～3月，日本公然以清廢帝溥儀為傀儡，於長春建立所謂“滿洲國”。1933年上半年日軍大舉進攻熱河，駐守長城一線的國民黨軍隊奮起抵抗，屢敗日軍。南京國民政府卻與日本簽訂《塘沽協定》，中國軍隊被迫從察北和冀東撤退。11月，十九路軍發動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但不久即遭鎮壓。1935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屈從日本壓力，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陷華北於“特殊化”的危險境地。
面對日益嚴峻的日本侵華形勢，中共根據共產國際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方針，於1935年8月宣示《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11月，蔣介石代替因主張對日妥協而遇刺受傷的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繼黨權、軍權之後又取得行政大權。隨即在國民黨五大表示堅持不承認“滿洲國”，對日態度轉趨強硬。國民政府開始在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加緊抗日準備。為促成全民族抗戰，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實行“兵諫”。中共提出和平解決事變方針。經過談判，蔣介石在答應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後被釋放。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民族和解的起點。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奮起抗戰。國民政府召開國防最高會議，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由蔣介石任陸海空軍大元帥。另設國防參議會，以各黨派的領導人和社會名流為參議員。1938年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改善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工作，強化組織，實行總裁制，由蔣介石、汪精衛分任正副總裁。會議還決定組成有各黨派和民主人士參加的國民參政會，取代國防參議會。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定改國防最高會議為國防最高委員會，組成中央黨政軍統一指揮機構，委員長由國民黨總裁擔任，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有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措施之權。國防最高委員會的設立，標志著以高度集權的黨政軍一體化領導為特征的國民政府戰時體制的基本確立。
圖9 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在武漢外圍抗擊日軍
抗戰開始後，中共領導的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奔赴抗日前線，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在敵後建立瞭大小十餘個抗日民主根據地。對中共力量的發展，國民黨當局十分恐慌，多次制造反共軍事摩擦。1941年1月制造瞭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共活動，中共作瞭有力的回擊，但為瞭抗日大局和民族利益，始終堅持有理、有利、有節方針，維護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在抗戰中不斷發展壯大瞭自身的力量。
從1938年底起，抗日戰爭進入持久階段，日本開始大力推行政治誘降，以實現“以華治華、以戰養戰”的企圖。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屈從日本的壓力，於1938年12月從重慶逃往上海敵占區，1940年3月在南京組成所謂“國民政府”，充當侵華日軍的工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正式對日宣戰，中國戰場與世界反法西斯戰場聯為一體，美英與中國正式結盟，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1943年中國政府與美英等國簽訂新約，廢除不平等條款，取消領事裁判權。同年，中美英三國首腦舉行開羅會議，商定聯合對日作戰計劃。此後作為世界四大國之一的中國，積極參加組建聯合國的活動。
1943年8月，蔣介石接替已逝世的林森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借口適應戰時需要，強化專制統治。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改為中國民主同盟）等黨派團體則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中共進一步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主張。面對各方要求民主改革的壓力，1945年5月，國民黨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宣佈將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但拒絕成立聯合政府。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9日，侵華日軍在南京正式簽署向中國政府投降書，中國取得近代以來第一次反侵略戰爭的勝利。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國共兩黨在對日受降及國內政治等重大問題上開始發生嚴重分歧和沖突，內戰危險重又凸現。迫於國內外的反戰輿論，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至重慶談判，討論政權和軍隊問題。10月10日，雙方發表會談紀要，確認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國是，但在中共解放區政權和軍隊問題上未能達成協議。11月，美國特使G.C.馬歇爾來華調解國共爭端。國共於1946年1月達成停戰協議。停戰令頒佈當天，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通過《和平建國綱領》等5項協議，強調用政治方法解決國內爭端，以保持國傢的和平發展。政協會議的決議在國民黨內引起強烈反彈。蔣介石借口中共拒絕從蘇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於6月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發動全面內戰。戰爭初期，國民黨軍隊攻占瞭解放區一些城市，10月占領瞭聯接西北、東北地區的戰略重鎮張傢口。
國民黨當局以為攻占張傢口，內戰勝利在望，公然踐踏政協決議，在南京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規定“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1948年3月又召開“行憲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在民主憲政的幌子下，繼續實行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
全面內戰爆發初期，國民黨在軍事上取得一定進展，但很快就暴露出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內傷，對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先後失敗。1947年6月，人民解放軍挺進大別山，揭開戰略大反攻的序幕。面對中共的戰略進攻，蔣介石由全面防禦先後轉為分區防禦、重點防禦，顯示其實力的不斷下降。中共審時度勢，於1948年9月起發起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給國民黨軍隊以毀滅性的打擊。1949年1月，蔣介石被迫宣佈引退，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李隨即派出代表團與中共談判，要求隔江分治，但遭到中共拒絕，和談破裂。4月21日，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23日占領南京。國民黨餘部退往兩廣、西南、西北及臺灣等地。蔣介石又從幕後走上前臺，在廣州成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直接掌握軍政大權。隨後退至四川，企圖負隅頑抗，但終究未能阻止人民解放軍的前進步伐。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告成立，蔣介石率餘部逃往臺灣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仍以“中華民國總統”自居。
圖11 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總統府”
圖12 1912年榮宗敬、榮德生在上海創辦的福新面粉公司
圖13 隴海鐵路線潼西全段通車
經濟興落 民國時期，中國仍處於落後的農業社會。農具落後，耕作幾乎全靠畜力和人力，生產力水平相當低下。由於清末以來內外環境惡化遭遇的財政經濟壓力及民國初期的政治混亂，國傢及各級政權對農村的財政索取明顯加大。加上人口增加、外國資本入侵、戰亂頻繁，造成農村極端貧困，動蕩不安。
與農村相比，城市經濟較為穩定，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較前清有所發展。這一方面是因為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都頒佈瞭一些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法令，資產階級社會地位有所改善，毋須再用金錢去捐官，刺激瞭他們發展實業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西方列強先後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減少瞭對中國的經濟壓迫，給民族資本主義發展造成有利時機。1912～1920年，新建工廠600餘傢，新增資本總額約1.6億元，超過1912年前50年的投資。其中輕工業的發展比較迅速，1913～1920年間新增紡織工廠54傢，資本總額達0.55億元。除上海外，天津、青島、武漢等地成為新的紡織工業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新建面粉廠約100傢。中國由面粉輸入國變為輸出國。其他如蒸汽動力、采礦、電力、交通運輸、卷煙、榨油、造紙等工業也有較大的發展。工業廠礦的分佈，有從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內地擴展的趨勢。但是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還很小，沒有形成獨立的經濟體系，對外有很大的依賴性。與此同時，中國工人階級迅速成長壯大，1918年在中外企業工作的產業工人已達200餘萬人。為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自發的罷工鬥爭此起彼伏，罷工次數逐年增加，參加罷工的人數和規模不斷擴大，工人階級已成為國內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為促進經濟發展和增加政府收入，采取瞭一些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政策和財政措施。1927年10月成立瞭財政整理委員會，次年6月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經濟會議，接著又舉行全國財政會議，確定財政經濟改革的一系列政策。首先是對稅制作瞭較大幅度的變動，建立國、地稅分塊收取制度，裁撤厘金，加大鹽稅整頓力度，對工業產品實行征收統稅制度。同時與列強展開關稅自主談判，收回關稅自主權。經過整頓，關稅、鹽稅和統稅收入逐年有所增加，1936年的收入是1927年的22倍。其次是積極著手建立現代經濟制度，改變經濟管理異常薄弱的狀況。先後通過《國民政府修正財政部組織法》、《預算委員會條例》等財政經濟管理法規。1931年，預算委員會首次通過法定程序確定國傢總預算，開國傢正式預算的先河。第三是著手統一度量衡和幣制。1929年，工商部宣佈采用萬國公制，頒佈新的度量衡法，促成全國統一度量衡制度的建立。1935年，國民政府宣佈廢除銀本位制度，在全國發行統一的紙幣——法幣，與英鎊發生固定等價聯系。法幣的發行使政府在貨幣政策上有瞭更多的回旋餘地，對中國財政金融、進出口貿易產生瞭重大影響。第四是成立中央銀行作為國傢銀行，享有經營國庫、發行鈔票和辦理內外債的權限。中央銀行體系的建立，為確立現代金融制度邁出瞭關鍵的一步。
在整頓財政經濟金融制度的同時，國民政府還在工業、交通建設上作瞭一定努力。1927～1936年10年間，中國工業年均增長率超過8%，全國佈機臺數增加瞭76%，煤、鐵開采量大幅增加，鋼鐵、化學等工業出現零的突破，工業近代化程度取得明顯進展。交通建設在1927～1937年間也有長足發展，鐵路從13 000多千米發展到21 000千米，公路通車裡程從18 000千米增加到110 000千米。民航從無到有，開設瞭10多條航線。但農業仍徘徊不前，農民負擔繼續加重，正稅雖基本保持穩定，各種附加稅和攤派卻大為增加。1930年6月，國民政府頒佈《土地法》，規定地主對佃農征收田租最高不得超過37.5%，但並未認真執行。1933年，行政院設立農村復興委員會，規劃農村發展，實際效果十分有限。
圖14 1931年的故宮博物院
抗日戰爭時期，工業重心明顯自東向西轉移。1942年底，大後方工廠總數達到戰前的16倍。這些工廠大多集中在四川地區。據統計，僅四川一省的工業資本即占整個大後方工業資本總額的52%，冶金工業甚至占到83%。除四川外，雲南、甘肅的工業也獲得較大發展，甘肅工廠數從戰前的寥寥數傢發展到1942年的139傢。為適應戰時需要，國民政府重點促進重工業的發展。化學取代紡織成為最重要的工業門類，電力、電機、冶金、五金等均獲長足發展，石油開采取得突破，甘肅玉門油礦的開發，改變瞭中國原油完全依賴進口的歷史。這時的重工業在整個工業中的比重，已從戰前的不足30%到超過瞭60%。而工業發展又主要體現在國有工業方面，其比重占到全部工業產值的75%～90%，幾乎居於壟斷地位。國有工業的迅速發展，是戰時經濟的特殊產物，對保證抗戰持久有效地進行發揮瞭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國傢的過分壟斷也造成缺乏競爭、效率低下及貪污腐化等一系列問題，給國傢工業的持續發展帶來瞭不利影響。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雖然通過工廠內遷等措施保存瞭一批人力和物力，但隨著沿海各省市相繼淪入敵手，作為國傢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關稅、鹽稅、統稅開始大幅減少，國民政府的財政金融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為解決財政困難，國民政府一面大幅度增加稅收比率和開征新稅品種，一面極力舉借內外公債，加強金融控制，幾近竭澤而漁。而糧食政策是這一時期較為成功的財政經濟政策。國民政府為保障糧食供應，先後設立全國糧食管理局、糧食部等管理機構，召開全國糧食會議，強化糧食市場管理。其中最為重要的措施是將田賦劃歸國傢財政，並於1941年開始實行田賦征實。還對田賦征實後的餘糧實行征購制度，即向大戶定價征購餘糧。1943年起改為征借，實際是變相的征用。田賦征實不但節省瞭政府大筆現金開支，且因政府握有大批糧食，有瞭更大的控制糧價的回旋餘地，使高出平均物價指數的糧價指數得以逐漸回落，有利於控制財政赤字和物價上漲幅度，也使軍糧來源有瞭穩定的保障，不失為戰時一種較為有效的應急之策。
通貨膨脹是困擾戰時國民政府的又一大問題。由於沿海省區淪陷，各出海口被封鎖，進出口貿易受阻，市場容量大為縮小，經濟資源急劇萎縮，財政金融嚴重失衡，財政經濟難以正常運行。尤其是軍費開支急劇增長，1940年度的軍費支出接近年度總支出的70%，大多數年份也在40%左右。巨額的財政收支差使通貨膨脹難以避免。最初一二年，尚在可控制的范圍內，隨著戰爭的持久和擴大，財政困境日益嚴重。持續的巨額赤字迫使財政當局不斷增發法幣，自食貨幣貶值苦果。政治腐敗及過度的統制經濟政策導致的大量權力尋租現象，進一步加劇瞭通貨膨脹。1940年後，物價上漲幅度開始失控。1941年底至1945年6月，大後方物價指數增加瞭近百倍。物價的飛速上漲，造成人民生活困窘和經濟敗壞的連鎖反應。工業衰退，企業困難，工人增資速度遠落後於物價漲幅。農民生活水平由於農產品價格跟不上物價上漲速度而急劇下降，一般職員、軍人、知識分子遭受的打擊尤為沉重。
抗戰勝利後，中國經濟面臨復興重建的艱巨任務。由於政策失當及政治不穩定等不利因素的影響，經濟恢復成績不佳。1947年全國紗廠紗錠數為戰前總數的90%左右，戰後近代工業指數為戰前的79%，礦冶業指數為42%，均未能達到戰前水平。農業也在低水平徘徊，1947年全國稻、麥等6種主要糧食作物的總產量為1936年的97%，戰後農業指數隻及戰前的88%。
戰後經濟整體雖然不振，但國傢資本卻出現膨脹現象。戰時國傢資本已有快速發展，加上戰後大批接收敵偽產業，國傢資本從戰前占全國資本總值的32%增加到54%，民營資本則相應由38%減少到33%。國傢資本的發展，對於支撐國民黨政權有著重要作用，但在政治不善的條件下，也為豪門利用權勢謀取私利提供瞭更多的機會。
圖15 1928年5月15日全國教育會議開幕典禮
在政治遭遇諸多困擾的背景下，戰後社會經濟迅速釀就嚴重危機。物價飛漲，財政金融極端混亂，生產下降，是經濟危機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現。1947年全國零售物價平均總指數比抗戰前上漲37 300餘倍。與戰時相比，一直相對穩定的米價也出現暴漲，1947年1～11月，米價上漲近20倍。米價暴漲，對人民生活影響極大。隨著國民黨政權軍事上的不斷失敗，經濟崩潰局面愈益嚴重。1948年1～8月，上海米價上漲瞭43倍多，批發物價上漲瞭50～100倍。為挽救財政經濟的困境，蔣介石於8月頒佈《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限期收兌法幣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希圖以此穩定物價，平衡收支。“幣制改革”和“限價政策”實行之初，政府曾設立上海、天津、廣州三大經濟管制區，實行高壓管制，強行將市場價格穩定在限價水平。但僅僅幾個星期，平價局面便被打破。貨物奇缺，貿易停頓，商人紛紛停業、歇業，囤積商品，隱匿物資，黑市交易猖獗。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於11月起取消“限價”政策。物價從此更如洪水決堤，騰飛猛漲。金圓券貶值到“各地均已拒用”的程度，“事實上已失去瞭流通之效力”。
在物價飛漲、貨幣貶值、外幣管制等重重打擊下，工商業倒閉、歇業、停業者日眾。1948年上半年，平津兩地的民營工廠倒閉瞭十之七八；上海剩餘的3 000餘傢較大的工廠，開工率也隻有20%。各類工廠大量倒閉，造成工業品產量的急劇下降。1949年，全國輕工業生產量比戰前減少瞭30%，重工業生產量減少瞭70%。農民經濟破產也十分嚴重。由於需要承擔名目繁多的征實、征借、征購、苛捐雜稅以及各種附加，農民不堪重負，生產急劇下降，1949年比1936年下降瞭25%，其中糧食產量下降22.1%，棉花產量下降48%，耕畜減少16%，農具損失30%。整體經濟的嚴重敗壞，昭示國民黨統治已走到盡頭。
思想發展 民國時期，由於政治及社會的原因，雖然制約社會思想正常發展的各種因素仍然存在，思想自由常常被壓制甚至受到嚴重摧殘，但是長期統治、禁錮人民思想的王朝專制畢竟已經打破，由此激發出的思想活力，使民國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富思想創造力的時代。這一時期，中華民族面對著多種矛盾交織的復雜局面：既要抵抗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又要充分吸收西方的先進文明；既要捍衛民族獨立和自尊，又要克服文明古國的妄自尊大、剔除傳統文化的落後成分；既要努力趕上、融入國際社會，又要基於本國國情尋找中國式的發展道路。在充滿機遇和挑戰的歷史背景下，包括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思潮紛紛登臺，競逐風流。其中，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最終脫穎而出，在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發揮瞭巨大的指導作用。
民國初年，由辛亥革命激發出的民主思潮蓬勃發展。各種報刊、政黨、團體紛紛創立，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大規模傳播，當時全國報刊多達500餘種，公開活動的政黨、社團超過300個。袁世凱的專制復辟及其後的軍閥混戰，未能從根本上改變辛亥革命以來思想活躍的趨勢，反而使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更加深入思考中國傳統社會思想的根本改造問題，由“文學革命”入手，發起瞭對中國社會思想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後改名《新青年》）雜志為起點。胡適、魯迅、錢玄同、李大釗等一批激進的青年知識分子是刊物的中堅力量。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他們要求打破舊的文學傳統，倡導建設“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寫實文學”，大力提倡白話文，使文學更加通俗易懂，更加普及化。文學的社會影響廣泛，又是中國傳統思想的重要載體，陳獨秀、胡適等倡導“文學革命”，旨在由“文學革命”達到改造中國落後的國民性，革新傳統、革新社會的目的。因此，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高舉“民主”和“科學”大旗，批判中國傳統專制思想，要求重新估定一切價值，樹立積極進取的科學精神。新文化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給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傳統專制思想以沉重的打擊，促進瞭人民大眾的覺醒。由於新文化運動的影響，1920年1月，北京政府正式頒佈命令，規定小學一二年級國文改用白話文。不久，小學其他年級和大學、中學也逐步改用白話文，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成為社會交流的主要語言工具。
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與蔡元培1916年底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也有著不可忽視的關系。蔡元培一改北大此前的官場陋習，大力培養學術、研究空氣，推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方針，使北大出現濃厚的百傢爭鳴、學術民主氣氛，新文化運動重要領袖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均來到北大。蔡元培的這一方針不僅造就瞭真正的“研究高深學問”的學府、支持瞭新文化運動的展開，而且培植瞭一種良好的學術傳統和思想傳統，成為民國時代學術思想界在不良政治壓力下堅持學術思想自由的重要精神支柱。
新文化運動後，中國社會思想進入瞭一個空前活躍的時期。在近代中國的淒風苦雨中，人們迫切期盼尋找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救國方案。在這一背景下，既有宏大的現實視野和人文關懷，又有深邃的哲學思維的馬克思主義攫住瞭許多迷茫的心靈。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歷史的全新描述及由此體現出的對歷史、社會的革命性闡釋，對正橫行世界的資本主義的強烈批判，引起剛剛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的註意和重視，李大釗率先著文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對中國思想界形成強大的吸引力，並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五四時期最具影響的思想流派之一。
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思想界的新鮮血液開始大規模傳播後，一度激起胡適等的質疑。胡適與李大釗之間圍繞著信仰主義和解決問題展開“問題與主義”的辯論，這是新文化陣營的首次分野，揭開瞭民國時代改良與革命爭論的序幕。雖然馬克思主義在當時影響不斷擴大，但是不可否認，由清末逐漸發展起來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想，還占據著當時思想界討論的中心話題。這一時期關於東西文化的論爭（包括其間進行的科學與人生觀論爭），吸引瞭陳獨秀、胡適、丁文江、梁啟超、梁漱溟、張君勱、章士釗、杜亞泉等思想界活躍人士的參與，在社會上產生重要影響。東西文化的爭論，雖然以文化問題作為討論中心，但和當時的社會普遍心態與社會要求相應，其所指向的實際仍是中國走什麼路，中國如何在當時時代求得發展這一困擾著中國人的大課題。
1920年前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在各種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中仍然是最具影響力的。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思想在民國初期的政治、社會、思想各界都有著難以撼動的地位。1927年國民黨取得執政地位後，三民主義在理論上成為執政黨的執政思想。但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在對三民主義的闡釋中，明顯表現出將三民主義儒學化、道統化的企圖。蔣介石的重要政治盟友戴季陶利用孫中山的一些有關闡述，片面強調孫中山對傳統文化承繼的一面，甚至將其完全歸結到中國傳統思想的所謂“道統”中。這一思路為蔣所采納，並將其教條化、形式化，以所謂“宗教”式的態度對待三民主義，希望以此作為保持和穩定既成社會秩序的思想依據。抗日戰爭前後，蔣介石、陳立夫推出唯生論和“力行哲學”，發表《中國之命運》，企望建立起一套指導和整合整個社會思想體系的官方意識形態。但是，無論是陳立夫的唯生論還是蔣介石的力行哲學和《中國之命運》，都缺乏深厚的精神基礎和廣博的視野，在理論上無法和馬克思主義相抗衡。其對中國民族性、中國問題解決的判斷也有失片面，尤其是誇大三民主義的傳統因素，將孫中山思想中表現出的近代知識探求精神撇諸一邊，更遠遠偏離瞭民族、民主、科學的軌道，堵住瞭其與近代趨勢相通的去路。而忽視真理求知活動、鼓吹盲動盲行的做法，從長遠看，對其統治乃至民族精神都有害無益。
自由主義在新文化運動中得到較多的闡釋，但在此後的民國時期一直無法得到伸展，它既不像保守主義那樣有深厚的傳統文化和不斷高漲的民族情緒為基礎，也不像科學社會主義那樣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及全面改變現狀的革命追求為憑借。從“好政府主義”到“人權派”到本位文化與西化之爭再到《觀察》雜志，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堅持崇尚意識獨立、反對盲從權威的思想性格，呼籲政治清明、社會進步、尊重人權，對當時社會政治的專制現實持溫和的批評態度，信守和堅持自由主義傳統的基本原則。但是，他們承認既有政治秩序的現實性，主張社會改良、反對根本改革，在民國時代長期處於專制狀態的社會現實下，其活動空間十分狹窄，影響也越來越有限。相比之下，保守主義思想雖然在民國初年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中受到很大沖擊，但其保持民族文化的理念和爭取民族獨立的任務卻達成瞭某種程度的契合，抗戰時期，保守主義文化思潮如戰國策派的抬頭乃至發展出對後世精神傳統有相當影響的新儒學思潮，與它的這種思想性格不無關系。不過，無論是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他們實行社會改良的判斷都是一致的，因此，他們共同致力於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希圖以此實現社會的漸進式改造，但最終都無法避免被革命拋棄的命運。
民國時期，時代多艱，許多徘徊歧路的人茫然不知所向。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乃至國民黨的官方思想都宣稱自己的政治–社會秩序設計為中國之必需，並指斥“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但是，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通過正本清源、創造發展，找到瞭一條準確認知中國國情的道路。在大規模傳播的初期階段，馬克思主義通過不斷論戰，克服瞭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新村主義等思潮的影響，在與研究系進行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中，明確瞭中國革命的社會主義方向。這些論戰既宣傳瞭馬克思主義，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逐漸完成自我認知和對中國社會認知的過程。1930年前後，馬克思主義者一方面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展開唯物辯證法的論戰，進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大討論，加深、加強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的瞭解；另一方面，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開始自覺地在實際革命鬥爭中深入認識中國農村及社會，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創造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抗日戰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進一步總結瞭對中國革命和社會的認識成果，全面、系統論述瞭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革命的道路和發展前途等關系中國人民命運的重大問題，形成瞭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完整體系。這一理論引出並解決瞭“階級關系的新調度，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徹底性，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等一系列新因素、新問題。正是在新民主主義理論指導下，中國革命和思想啟蒙進入瞭一個新階段，中國共產黨取代中國國民黨掌握全國性政權，並由此結束瞭中華民國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