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的綜合性表演藝術。廣義的中國雜技,包括有雜技(含形體雜技器械雜技、高空雜技、水上雜技四類)、馬戲(含馴動物)、魔術、喬裝戲滑稽五大表演藝術門類。雜技在古代文獻中又稱奇偉之戲、雜戲、伎(技)、角抵、百戲、散樂等。《漢書·武帝紀》文穎註雲:“兩兩相角力,角技藝、射禦,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此為“雜技”用名之始。上古之時時,雜技與樂、舞、健身競技等不分,統稱為樂,或戲、舞、技。宋代以後,雜技品類繁多,分工趨於細密,樂舞、戲曲和部分競技、偶影戲逐步分離出去。及至近現代,形成上述門類的分類格局。

圖1 陶制丸鈴(四川大溪新時期石器遺址出土)

圖2 巫舞紋銅壺(河南輝縣戰國墓出土)

  中國雜技作為一種以娛神為主的祭祀遊樂形式,大約在舊石器時代後期就存在瞭,而真正娛人的雜技表演藝術,則是到瞭新石器時代末期才開始出現的(圖1)。雜技在其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人的審美需求賦予它以美學的特質,同時包容和融入其他相關文化,特別是宗教、哲學、文學、舞蹈、音樂、美術、競技和民俗文化,從而具有復雜的內涵和表征,產生出中華民族的鮮明特色與氣派。中國藝術誕生的初期,雜技與樂、舞、戲、競技一起,共同構成瞭上古主流禮樂文化的一部分。據《史記·五帝本紀》載,在4 000多年前的堯舜時期,已有掌樂官員主持的合樂馴動物“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據漢劉向《列女傳》載,至遲在公元前1600年夏王癸(桀)的宮廷中,演出瞭作為表演藝術的雜技歌舞“奇偉之戲”、“爛漫之樂”,並且說明瞭表演技藝的奇妙、卓越、盛大及整個演出的絢麗多彩、風情四溢,甚至放浪不羈。這一關於專為帝妃們享樂的、有別於祭祀禮儀的雜技藝術的演出記錄,迄今已有3 600餘年的歷史。自此之後,雜技就被歷代帝王正式納入宮廷藝術之中。

  到瞭春秋戰國,便有雜技角抵、扛鼎、翹關、投壺、蘭子跳劍、宜僚弄丸、侏儒扶盧、鬥雞、走狗、人獸相鬥等多種項目出現(圖2、圖3)。秦時,角抵戲成為宮廷演出的重要項目。秦二世在甘泉“作角抵俳優之觀”(《史記·李斯列傳》)。至漢代,更將角抵發展成為包含多種雜技樂舞的綜合性演出形式,因而又稱百戲。西漢元封三年(前108),漢武帝迎宴四方賓客,為達到誇示昌盛富庶、結好西域諸國的目的,於長安作“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史記·大宛列傳》),“三百裡內皆觀”(《漢書·武帝紀》)。演出的節目有戲車、馬上技藝、都盧尋橦、烏獲扛鼎、沖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走索、五案、七盤舞、戲豹舞羆、白象行孕、耍大雀、東海黃公、神山背見、總會仙倡、畫地成川、魚龍曼延系列,還有西域傳入的吞刀吐火、水人弄蛇、易貌分形等,琳瑯滿目,盛極一時。演出規模之大,內容之豐富,標志著雜技歷史上第一個以宮廷雜技為特色的鼎盛期。以後每年演出都有增益,持續達數十年之久,直到漢元帝初元五年(前44)才罷止(圖4)。

圖3 戰國角抵紋透雕銅飾(陜西長安客省莊出土)

圖4 馬戲、走索、高竿畫像磚(河南新野漢墓出土)

  兩漢之後的三百餘年間,民族紛爭,戰亂頻繁,但雜技仍以頑強的生命力在城鄉生存發展著,並因民族、社會文化的大交融而不斷摻進新的內容。隋煬帝大業間,萬國來朝,“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奇伎無不總萃”(《隋書·音樂志》)。盛唐玄宗時,對民間散樂百戲采取“禁斷”和“羈縻”(籠絡控制使用)的兩手政策。實際上民間禁而不斷;而又在宮廷中廣設教坊,搜羅天下英才,培植精湛技藝,由天子親主其事,宮廷藝人多達數萬人。據《舊唐書》等記載,每遇慶賀聖壽節、大酺,動輒上萬人參加演出,新穎動人的節目有喬裝動物戲《太平樂》五方獅子,《聖壽樂》幻術字舞、更衣舞,馬戲《傾杯樂》舞馬銜杯和《鳥歌萬歲樂》能言鳥,以及戴竿、旋槃、高、劍器舞、透飛梯、婆羅門伎、窟礧子、馴犀、馴大象等,還有數百人表演的蹋球舞、鬥雞等。朝廷內外的打馬球競技表演更是風靡一時。唐代宮廷雖然淘汰瞭漢角抵的一些項目(如扛鼎、魚龍曼延等),但不少項目卻得到驚人的發展,並且由於域外文化的大量滲入,產生出許多前所未有的高新技藝。盛唐雜技的繁榮,標志著又一個更加藝術化和更具文化內涵的宮廷雜技鼎盛期的到來。

  然而安史之亂帶來瞭轉折,昔日的教坊梨園子弟星散。地方藩鎮顯貴無不廣蓄伎樂,大部分藝人還是回流到瞭民間。敦煌壁畫《宋國夫人出行圖》的儀仗戴竿表演,杜甫詩《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敘述他在民間再次看到舞劍器,從而回想起公孫往事的情景,便是見證。此後,兩宋時期城市經濟的繁榮,使民間百戲進一步空前地興盛起來。歲時節慶,城鄉雜技作場幾乎無處不有。僅北宋汴梁、南宋臨安兩地,就各有勾欄瓦舍數十處。精致新穎、小型多樣的民間雜技節目燦若繁星,其盛況多見於筆記小說、史籍的記載。宮廷慶典承應還須向市井求助。舉其大項,有雜手藝、踢弄、蹴鞠、弄丸、藏掖、竿木、走索、相撲、武術、馬術、馬上技藝、馴禽獸、教魚蟲、幻術、口技、煙火、燈戲、水百戲、喬戲、抬閣、傀儡、影戲、雜劇、裝神鬼、散耍等。宋代雜技的繽紛呈現,構成瞭歷史上又一個以民間雜技為特色的高峰期。

  元、明、清各代,雜技受到官府壓迫趨於淪落,被稱為下九流,藝人處於前所未有的低賤地位(圖5、圖6)。不少人轉而尋求與蓬勃興起的戲曲相融合。一些技藝被戲曲吸收來為塑造人物服務,因而有所發展和提高。其餘的零散藝人以跑馬賣解、撂地、趕堂會等方式流浪賣藝。降至清末、民國,在近代城市、商埠畸形發展和農村凋敝的背景下,部分農民被迫棄農從藝或半農半藝,又使從業隊伍得以補充和擴大,出現瞭有名的北京天橋、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廟,以及各地廟會等大批聚集低賤勞動者和雜技藝人的遊樂市場。中原一帶農村同時產生瞭如河北吳橋、河南鞏義、山東聊城等多個歷史上有大量貧困農民外出賣藝的“雜技之鄉”。自海禁大開,外國現代馬戲、魔術團體紛紛來華演出,不少中國雜技藝人也出國求生學藝,並使許多傳統技藝流播海外。中國雜技從此步入向現代化過渡的進程。

圖5 《隋煬艷史·雜技演出》(明刻本,中國國傢圖書館藏)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雜技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各省市、部委、軍隊系統相繼建立國營雜技、馬戲團隊。雜技由江湖地攤登上瞭國傢的藝術殿堂。雜技工作者和其他文藝工作者一樣受到社會的尊重。雜技藝術以其堅實的基本功,結合現代舞臺藝術化妝、服裝、道具、燈光、音響、效果等條件的支持,創作演出質量迅速提高,在滿足群眾文化生活和對外活動中發揮瞭重要的作用。中國雜技團、戰士雜技團、旗幟雜技團、上海雜技團、武漢雜技團、沈陽雜技團等各大團體經過再創作的一批傳統節目,如頂碗、蹬技、手技、單手倒立、舞獅子、滾杯、抖空竹、轉碟、鉆圈、古彩戲法、滑稽等,以及新創作的節目如芭蕾對手頂、車技、跳板蹬人、騰空飛杠、女子大跳板、魔術變臉等,在世界各地的大賽中,先後獲得包括世界青年聯歡節獎、蒙特卡洛國際馬戲節“金小醜”獎、“明日”馬戲節法蘭西共和國總統獎、中國吳橋國際雜技藝術節“金獅獎”在內的金獎、大獎達120餘項。

圖6 《南都繁繪圖》局部——高蹺、芯子、雜耍(中國國傢博物館藏)

  這個時期,對中國雜技史和藝術理論的研究工作,也取得瞭開創性的成果。重要的專著有《當代中國雜技》(夏菊花、王峰、藍天),《中國雜技史》(傅起鳳、傅騰龍),《馬戲——沒有邊疆的世界》(王峰),《中國雜技藝術史》(傅天正、徐莊),《20世紀雜技研究》(徐莊)等,采集圖片資料2 000餘幅。基本上確立瞭中國雜技藝術的學術定位和學科體系,初步建立起雜技發展史框架和將其置於社會、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的模式,並對雜技表演藝術的起源、分類、美學和藝術特性,以及歷史文獻研究中的若幹歧見等專門問題,進行瞭比較深入的探討和界定,為未來雜技學術的發展提供瞭重要的平臺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