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翟
戰國初期以墨翟（約西元前478～前392）為創立人的墨傢，是先秦最早起來反對儒傢的一個學派，與儒傢並列“顯學”。墨傢主張“兼愛”，要求人與人之間不論貧富貴賤都能互愛互利。為瞭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貫徹這一理想，他們要求以“兼相愛愛、交相利”作為最高立法原則，並由忠於這一原則的“賢者”擔任各級“正長”。墨傢的著作流傳下來的有《墨子》53篇，是一部以闡述墨翟思想為主的墨傢叢書。其中有些篇章，出自秦、漢時人手筆。
“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理想與法律觀 墨傢認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強執弱、眾劫寡、富侮貧、貴傲賤的亂世；人民過著“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的痛苦生活；原因是“天下之人皆不相愛”，應該代之以一個“天下之人皆相愛”的理想社會。為瞭實現這一理想，他們提倡人與人之間互愛互利的“兼相愛、交相利”，反對人與人之間互爭互害的“別相惡、交相賊”。這樣就會出現一個“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的理想社會。
墨傢的法律觀也是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核心，並服務於他們的社會理想的。他們很重視“法”、“法儀”或“法度”的作用，認為無論從事任何工作，都必須有“法”，如百工的“為方以矩，為圓以規”一樣，否則便將一事無成。《墨子·經上》說:“法，所若(順)而然也”，一切都必須順法而行。治理天下、國傢當然更應該有“法”。關鍵在於以什麼為“法”和法什麼？墨傢的答復是必須“以天為法”和“莫若法天”。因為“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群書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意即天是最公正、最仁慈的。既要“以天為法”，則應以天的欲、惡來確定人們的行為準則。他們借口天對一切都“兼而有之，兼而食之”，因而宣稱：“天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這就是說，“以天為法”， 就應以“兼相愛、交相利”為“法”。墨傢所說的“法”是廣義的，既包括法律、道德等行為規范，也包括規矩、準繩等度量衡。他們提出“以天為法”的目的，是想使“兼相愛、交相利”成為衡量一切是非、曲直、善惡、功過的統一的客觀標準。
墨傢的“法天”，可以理解為法自然之天，即把他們的“兼相愛、交相利”說成合乎自然法。但墨傢最後卻轉入“神道設教”，甚至提出這樣的論點：“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這樣就把“天”說成是可以賞善罰惡的人格神和凌駕於天子之上的最高主宰，幻想利用傳統宗教迷信的力量來實現他們的理想。因此：“兼相愛、交相利”也就成瞭“天志”，即天的意志，從而披上瞭宗教外衣。
“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論 為瞭實現“兼相愛、交相利”原則，墨傢提出瞭“尚同”的主張，要求各級正長直到天子必須“壹同天下之義”。即用“兼相愛、交相利”來統一思想。他們認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也就是在國傢和法律產生之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標準。“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人人意見不一，“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因此大傢互相爭奪、互相虧害，“天下之亂，若禽獸然”。這就需要“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和各級“正長”。然後由天子“發憲佈令於天下之眾”，自上而下地“壹同天下之義”，並讓人民逐級向上報告“善”與“不善”的情況。使“愛利天下者”，“上得則賞之”；“惡賊天下者”，“上得且罰之”。人民不但要“上同乎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而且要服從各級正長：“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訪）薦之”。這樣就能使“天下治”。
墨傢提出這種“壹同天下之義”的法律起源論，目的在於使“兼相愛、交相利”上升為國策和法律，以便用國傢強制力加以貫徹。他們要求上下“尚同一義”，即要求統治者與人民的是非、善惡標準都能一同於“兼相愛、交相利”。他們認為這在他們理想中的古代社會是完全可行的。但當時的現實社會卻並不是這樣，當時的“王公大人”根本不為人民著想，所以，他們雖主張“上同乎天子”，卻沒有把君權絕對化。他們擁護愛民的“兼君”，卻反對害民的“別君”。而且認為君主雖然有權立法，“發以為刑政”，但必須考察其在實踐中能否“中國傢百姓之利”，否則便不可為“法”。
“不黨父兄，不偏富貴”與“賞當賢，罰當暴” 墨傢為瞭保證“兼相愛、交相利”原則的貫徹，還要求各級正長必須由忠於這一原則的賢者來擔任，因而又提出瞭“尚賢”的主張。他們認為當時各諸侯國治理不好，關鍵在於“不能以尚賢事（使）能為政”。如果“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事能為政”，就能做到“民無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因此，墨傢堅決反對周禮規定的宗法世襲制和任人唯親的“親親”原則，也反對維護“禮”的儒傢，明確指出：“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這些人並不都賢，如果讓其治理國傢，“則其國傢之亂，可得而知也”。所以要想治理好國傢，就必須“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隻要是“賢者”，“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如果不賢，即使是貴族也必須“抑而廢之”。其結論就是“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這種“尚賢”主張，實際上是後來法傢要求變世卿世祿制為非世襲的官僚制的前奏。但墨傢的“尚賢”不同於法傢。墨傢的“為賢之道”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而法傢的尚賢標準是從有功於耕戰出發。由於“尚賢”，墨傢在法律上也相應地主張“賞當賢，罰當暴”。如果“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就起不到“勸善”、“止暴”的作用。為瞭使賞罰充分發揮威力，墨傢還指出法律與道德、輿論等必須一致和互相配合。法律上的賞罰和社會上的輿論如果不一致，“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或“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也不可能“勸善”、“沮暴”。要使賞罰發揮作用，還必須反對徇私。做到“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這是墨傢主張“兼愛”、“尚賢”的必然邏輯。墨傢還提出“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罰之”。既獎勵薦賢，又打擊匿奸。這樣就可做到“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與“殺盜人，非殺人” 墨傢專論刑法的思想不多，最為人所樂道的，就是“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和“殺盜人（一說“人”字衍），非殺人”。前者是作為“墨者之法”（墨傢紀律）規定的。基於這一精神，墨傢對於定罪量刑，特別是死刑，都很認真、慎重。一再強調“刑法正”，同時主張嚴格按照法律辦事。《墨子·經說上》說:“罪，犯禁也。”《經說上》又說：“罪不在禁，惟（雖）害無罪。”意即隻要不犯禁令（刑法），即使有害，也不構成犯罪。“殺人者死”，是反對濫殺無辜，也是對當時貴族擅自虐殺無辜的譴責。但在《墨子·小取》中，卻提出瞭“殺盜人，非殺人”的命題，即並不反對殺盜。原因在於墨傢是在維護私有制的基礎上來談“兼愛”的。他們認為盜竊行為構成犯罪，是因其“不與其勞獲其實，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因此應當受到懲罰，甚至可以刑殺。墨傢雖然維護私有制，也不否定貴賤等級，但是他們主張“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反對“虧人自利”和“不勞而獲”，特別是反對“富侮貧”、“貴傲賤”，所以他們要打擊的主要對象不是一般盜賊，而是“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的“當今之主”。他們認為正是這些“當今之主”造成瞭“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的局面，因而使得人民“饑寒並至，故為奸邪”。這是墨傢在經濟上對勞動人民“犯罪”原因的深刻分析。
立足於“利民”的經濟立法原則 墨傢為瞭制止貴族“暴奪民衣食之財”，把“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稱為人民的“三患”。而把致力於“國傢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稱為“三務”。在他們看來，為瞭解除“三患”、實現“三務”，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不僅要靠“兼相愛、交相利”，而且必須使整個社會的財富充裕起來。因此提出瞭立足於“利民”的發展生產和限制浪費的經濟立法原則。其一是，“強乎耕稼樹藝，多聚菽粟”和“使各從事其所能”。墨傢認為貧富不取決於“命”，而取決於人們是否努力從事生產，隻要人們願意積極勞動並做到各盡所能，就能創造更多財富。因此，統治者在立法時，必須以此為指導。其二是，“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為”。意即生產生活資料，以能滿足需要為止，不應生產奢侈品和貪求享受；所有用度如不利於人民生活，便應終止。所以墨傢提出“節用”、“節葬”和“非樂”等主張，反對貴族講究排場的各種禮儀和厚葬、久服（喪服）。但他們把音樂等精神藝術也看成是徒供貴族享受的奢侈品，一概加以反對，而沒有意識到勞動人民精神生活中也需要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