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親自指導編纂的一部嚴刑懲治吏民的特別刑法。共4編236條，其中“大誥”74條，“大誥續編”87條，“大誥三編”43條，“大誥武臣”32條。先後頒佈於洪武十八年(1385)到洪武二十年間。在四編“大誥”中，包含有三方面的內容：①摘錄洪武年間的刑事案例，特別是洪武十七年至十九年朱元璋對臣民法外用刑的案例，用以“警省奸頑”。②結合陳述案件或另列專條頒佈瞭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嚴密法網。③在不少條目中，摻雜有明太祖對吏、民的大量“訓導”，表達瞭朱元璋重重典治國的思想和主張。這種以詔令形式頒發的，由案例、峻令、訓導三方面內容組成的法規文獻，在中國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明大誥》的問世，是明初推行重典政策的產物。朱元璋當皇帝後，認為元朝失敗的原因是朝廷暗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因此主張以猛治國，刑用重典。洪武初，他進行瞭一系列立法，以嚴法重刑繩諸吏民。如洪武四年立法，凡官吏犯贓罪不赦；洪武五至六年連發鐵榜，申誡公侯。十三年治胡黨，十五年空印案發，十八年郭桓案發，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為民害者，幾案殺戮官吏近10萬人。對於人民反抗朝廷的所謂“賊盜”罪，捕後必處極刑。從洪武十八年起，他親自“采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頒行天下。“大誥”的名稱，出於《尚書》，該書的大誥篇，是記敘周公東征殷遺民時，對臣民的訓誡。“大誥”二字，即“陳大道以誥天下”之意。朱元璋頒行“大誥”的目的，是仿效周公以“當世事”警誡臣民，永以為訓，也是為瞭用峻令防范和鎮壓人民的反抗。
《明大誥》明洪武十八年刻本，北京圖書館藏
與明律及歷代封建王朝法規相比，“大誥”有以下幾個特點：①列舉種種以酷刑懲治吏民的案例，公開肯定律外用刑的必要性、合理性。“大誥”總共羅列族誅、凌遲、梟首案例幾千件，斬首、棄市以下罪案例萬餘種，其中酷刑種類有族誅、凌遲、梟首、斬、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蓋、斷手、斬趾、刖足、枷令、常號枷令、枷項遊歷、重刑遷、充軍、閹割為奴等幾十種。②同一犯罪，“大誥”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隻應處笞、杖的，“大誥”卻加重為死刑。③設置瞭不少為明律所沒有的禁令和罪名，著名的有“禁遊食”、“市民不許為吏卒”、“嚴禁官吏下鄉”、“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為君用”等。④強調重典治吏。“大誥”的打擊矛頭總的說來是針對全體吏民，但側重點是懲治貪官污吏，其條目80％以上是屬於治吏的。
明太祖原想通過頒行“大誥”峻令，使臣民知畏而不敢輕犯，但實際上並未收到應有的效果。連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其誥一出”，“惡人以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尋常”（《禦制大誥三編》序）。由於“大誥”倡導的是“對人極度蔑視”的封建強權主義和無節制的濫殺政策，就理所當然地受到人民的反對；朱元璋死後不久，就被其繼承者所拋棄。到瞭明代中葉，一度傢傢收藏、人人誦讀的禦制聖書已經很難看到瞭。到清初修明史時，“大誥”已成為罕見的書，以致修史者對它的敘述失誤甚多。直到近代，經過學者的廣泛搜羅，才找到瞭四編“大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