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唐代前期主要的賦役制度。經過隋末的大動盪，唐初人口銳減，土地大片荒蕪，唐王朝為瞭恢復農業生產，采行前代曾實行過的均田制。對每一男丁授田百畝，其中永業田20畝，口分田80畝。在這基礎上實施租庸調法，規定：每丁每年向國傢輸粟2石，為租；輸絹2丈、綿3兩（或佈2丈4尺、麻3斤），為調；服役20日，稱正役，不役者每日納絹3尺（或佈3.6尺），為庸。若因事增加派役，則以所增日數抵除租調，“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並限定所增日數與正役合計不得超過50日。。這些規定，承襲瞭北魏以來對賦役制的改進，租調負擔比前代略有減輕，並訂有水旱災減課辦法；在服役與納絹之間有一定的靈活性。納絹是以蠶桑副業為前提的，永業田原為隋代桑田的演遞，其用意在於鼓勵蠶桑；納絹辦法客觀上推進瞭蠶桑副業，有助於絲綢業的發展，並有利於耕織結合的加固。
唐代鄖縣光同鄉賀思敬庸調佈
唐代均田制，特許王公、貴族、官僚按品級占有大面積的永業田，而不負擔租庸調；一般農民雖不能保證受田百畝，卻要按上述規定承擔賦役。與此同時，除租庸調外，還有戶稅（按各戶資財分等別納錢）和地稅（按地畝納粟），這對納租庸調的農戶來說是重復征課。另外，役的負擔從唐初以來即日益繁重，農民處於重賦重役之下，逃亡問題漸趨嚴重。
據《通典》作者杜佑估計，天寶年間納租庸調的課丁約有820餘萬，共輸粟1260餘萬石，絹740餘萬匹（1匹＝4丈），綿185萬餘屯（1屯＝6兩），佈1605萬餘端（1端＝5丈）。同時納戶稅和地稅的計帳戶約有890餘萬，共納戶稅錢222萬餘貫，地稅1246萬餘石。天寶末年安史之亂後，社會經濟遭到瞭很大破壞，唐王朝財政制度陷入混亂狀態。
租庸調法既以均田制為存在的依據，而均田制自始既未能保證百畝授田，土地買賣之風又使均田制趨於瓦解，加上安史之亂以後的動亂局面，均田制至大歷年間已無法繼續下去，租庸調法遂於德宗建中元年（780）為兩稅法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