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商

　　中國舊時政府特許的具有壟斷食鹽運銷經營特權的食鹽專賣商人。他們借此特權而攫取巨額的商業壟斷利潤，成為清代顯赫一時的豪商巨賈。

　　清初鹽法沿襲明制，基本上實行封建的引岸制度。鹽商運銷食鹽，必須向鹽運使衙門交納鹽課銀，領取鹽引（運銷食鹽的憑證），然後才可以到指定的產鹽地區向灶戶買鹽，販往指定的行鹽地區銷售。但領取鹽引則須憑引窩（又稱窩根、>根窩），即證明擁有運銷食鹽特權的憑據。鹽商為瞭得到這種特權，須向朝廷主管部門認窩。認窩時，要交納巨額銀兩。握有引窩的鹽商就有瞭世襲的運銷食鹽的特權。

　　清代鹽商主要有窩商、運商、場商、總商等名目。他們在食鹽流通過程中具有不同的職能，其中以總商的勢力為最大。

　　窩商，又稱業商。清初，無窩商、運商之分。有引窩的鹽商都是自己運銷食鹽。以後，有引窩的鹽商因資本短缺，無力販運，遂將引窩租予無窩之商運銷食鹽，便有瞭窩商、運商之分。窩商並不經營鹽業，而靠壟斷引窩，坐收巨利。

　　運商，又稱租商。運商認引販鹽，先向窩商租取引窩，繳付“窩價”。然後，赴鹽運使衙門納課請引，憑鹽引到指定產鹽區向場商買進食鹽，販往指定的銷鹽區（即“引岸”）銷售。運商在食鹽流通過程中起著食鹽產地與銷售地之間的橋梁作用。

　　場商，是在指定的鹽場向灶戶收購食鹽轉賣給運商的中間商人。場商具有收購鹽場全部產鹽的壟斷特權，並采取不等價交換的手法，殘酷剝削食鹽生產者而攫取商業利潤。

　　總商，又名商總。清政府鹽運使衙門在運商中選擇傢道殷實、資本雄厚者指名為總商。其主要任務是為鹽運使衙門向鹽商征收鹽課。總商經濟實力雄厚，與官府的關系最為密切，是鹽商中的巨頭。

　　鹽商壟斷瞭全國食鹽流通的全過程，肆意壓低買價，抬高賣價，剝削灶戶和消費者，獲取巨額的商業壟斷利潤。他們大多生活奢侈，尤以揚州的兩淮鹽商為甚。鹽商與朝廷及各級官府的關系十分密切。乾隆帝（清高宗弘歷）屢次南巡時，長蘆、兩淮等地鹽商承辦差務，供奉浩繁，以博乾隆帝的歡心。此外，康乾以來，清政府每遇重大軍需、慶典、賑務、工程之時，鹽商往往踴躍捐輸巨額銀兩，多則數百萬，少亦數十萬。乾嘉年間，各地鹽商報效捐輸軍需就達白銀三千萬兩之巨，其中兩淮鹽商為支持清政府鎮壓川楚白蓮教起義，從嘉慶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4年之間，連續6次捐輸，共達白銀550萬兩。對鹽商的報效捐輸，清政府在政治上獎給職銜，使其本身官僚化；在經濟上給予優恤，初則準其“加價”（提高官定售鹽價格），繼則準其“加耗”（增加每引捆鹽斤數），甚至豁免積欠鹽稅。此外，遇到鹽商缺乏資本，清政府又借予帑金，俾資周轉，謂之“帑本”；鹽商每年交納息銀，謂之“帑利”。鹽商和朝廷之間這些政治和經濟的聯系，說明清代鹽商是為封建政治、經濟服務的商人資本集團。同時，鹽商又將其所獲的商業壟斷利潤購置土地，把這種利潤轉化為封建土地所有權，使其本身封建地主化。

　　乾嘉以來，鹽商報效捐輸漸多，又要支付清政府的“帑息”，加之官吏的勒索和本身的奢侈生活消費，便日漸陷入外腴中瘠、入不敷出的困境。鹽商為瞭克服深重的危機，不斷抬高鹽價，加緊搜刮消費者，貧苦百姓至於淡食，引起民怨鼎沸。結果私鹽因官鹽價高而盛行暢銷，官鹽壅積滯銷，鹽課欠額日多，直接影響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清政府為瞭增加鹽課收入，對鹽法進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兩江總督陶澍改淮北引鹽為票鹽，三十年，兩江總督陸建瀛又行票鹽於淮南。以後，票鹽法又逐漸推行於福建、兩浙、長蘆。在票鹽法施行中，取消瞭引窩，無論官紳商民，隻要納稅之後皆可承運，並且在銷售區域之內，無論何縣，都可隨便銷售。

　　同治五年(1866)，兩江總督李鴻章為湊集軍費，責令票商捐款，並且準其作為世業，以後不再招新商。從此以後，鹽商仍是獲有世襲壟斷特權的專賣商人。辛亥革命以後，清政府被推翻，但鹽商仍作為專賣商人而沿襲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