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以孔丘為創始人的一個學派。儒傢創立後經歷瞭兩個大的發展階段：先秦儒傢和秦漢以後作為封建正統的儒傢。二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這裏僅指先秦儒傢。
先秦儒傢除孔丘外，還有兩個最主要的代表：一為戰國中期的孟軻，一為戰國末期的荀況。他們對孔丘的思想都作過重大發展。但孟軻的思想體系基本上仍是孔丘的體系，他是孔丘的忠實繼承者，因此人們往往把孔孟並提而有所謂“孔孟之道”。荀況對孔丘思想的發展更大，且有部分質變。他實際上是儒法合合流、禮法統一的先行者。
先秦儒傢的法律思想和他們的政治思想一樣，基本上繼承和發展瞭西周以來的“禮治”和周公的“明德慎罰”思想，提出瞭一系列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的法律觀點，對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影響很大。
維護“禮治” 為瞭維護“禮治”，孔丘在“禮壞樂崩”的春秋末期仍然主張“為國以禮”，提出並建立瞭以“仁”為核心、以“復禮”為目的的思想體系，作為整個儒傢的理論基礎。在法律上，他主張必須以“禮”作為適用刑罰的指導，隻有在禮樂的指導下，刑罰的運用才能得當，才不致使人們無所適從。
從維護“禮治”出發，儒傢主張:①嚴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名分。孔丘首倡“正名”，要求糾正違反等級名分的混亂現象，反對犯上作亂，反對僭越。孟軻宣稱“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不容背離。荀況則把確立“貴賤有等，長幼有差”的禮，說成是“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的“大本”。②堅持“親親為大”。禮治是宗法和等級相結合的產物。孔、孟尤重“親親”的宗法原則，一再強調“篤於親”，認為“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甚至當“親親”與法律發生矛盾時仍然堅持親親，提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見親親相隱)。孔、孟不強調“任人唯親”，主張“舉賢才”，“尊賢使能”，但必須由親及疏、由近及遠。荀況更重“賢能”，主張“賢能不待次而舉”，可以破格提拔。不過他也認為在賢能相等的前提下，應當由親及疏。
儒傢還鼓吹禮乃“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西周以後，神權不斷動搖，統治者開始利用天地、陰陽等自然現象來論證禮的合理性與永恒性，認為天地、陰陽都有上下、尊卑之分，因而把這些現象附會為劃分尊卑貴賤的依據。後來的儒傢，特別是以孟軻為代表的思孟學派，繼承和發展瞭這種思想，神秘地賦予“天”以封建倫理道德屬性。從而論證禮的合理性與永恒性。他們還把禮具體化為“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等十種“人義”。其間雖然互有要求，但並不是對等的，而是體現瞭宗法等級原則，後來即演變為指導封建立法的“三綱五常”。他們又把人們的喜、怒、哀、懼、愛、惡、欲等“七情”，說成是與“天理”對立的“人欲”。“人欲”不能任其隨意發展，必須用原於“天道”的“人義”加以治理，否則就會“壞國、喪傢、亡人”。因此，儒傢認為禮是不可動搖的，“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提倡“德治” 儒傢在統治方法上，提倡“為政以德”的“德治”或“以德服人”的“仁政”，主張“王道”，反對“霸道”；相對地說，重視道德感化作用，輕視法律及其強制作用。儒傢的德治包含三方面內容：①“省刑罰，薄稅斂”。儒傢吸取瞭以往奴隸主貴族統治的經驗教訓，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勞動人民的重要性及其反抗力量的強大，比較重視民心的向背，主張減輕刑罰和賦稅，反對苛政、暴政和嚴刑峻法。孟軻指出:“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荀況也曾引證古語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他們認為使人民衣食無著是引起犯罪和反抗的主要根源，因而主張富民。這種思想客觀上有利於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對後世經濟立法曾產生良好影響，是儒傢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②重教化，反對“不教而殺”。基於“德治”、“仁政”，儒傢認為統治人民不應靠刑罰而應靠教化，反對“不教而殺”。孟軻主張“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荀況為瞭“化性而起偽”、改惡為善和禁惡勸善，既重刑罰也重教化。儒傢所謂教化，就是進行禮教，除剝削者內部外，主要是對勞動人民灌輸宗法倫理道德和等級觀念，同時宣揚重義輕利，目的是使人們習於順從而不反抗。③寬猛相濟，德主刑輔。儒傢雖重教化，但從不否定刑罰的必要性，當教化不起作用時仍然主張訴諸暴力，使用刑罰。孔丘曾贊賞使用“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兩手的統治者。荀況也說“明禮義以化之”、“重刑罰以禁之”，“治之經，禮與刑”。不過，在一般情況下，儒傢總認為刑罰是教化的輔助手段，後人把它歸結為“德主刑輔”。
重視“人治” 儒傢既主“禮治”、“德治”，必重“人治”，輕法治。因為禮治要求維護等級制，突出統治者個人的作用。德治又要求有能以身作則、充分發揮道德感化作用的統治者，也重視統治者個人的作用。因而在“人治”與“法治”的論爭中，儒傢始終堅持“人治”。其基本論點是：①“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認為政治的好壞取決於統治者，特別是最高統治者個人的好壞，主張“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賢人政治”。②有治人、無治法。荀況是先秦儒傢中最重視法律及其強制作用的一個。但在“人治”與“法治”的論爭中，他仍然認為關鍵是“人”而不是“法”，並提出瞭“有治人，無治法”的著名論斷。理由是:法對於治理國傢雖然很重要，但法畢竟是人制訂的，仍然取決於“人”，即所謂“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即使有瞭“良法”，也得靠“人”來掌握和貫徹，因此他強調說：“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把“人治”、“法治”之爭提到瞭法理學的高度。
先秦儒傢的這些法律觀點，經過改造，基本上都為後世所繼承，成為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