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

曹操

　　東漢末年政治傢、軍事傢和文學傢。字孟德，沛國譙縣（今安徽亳縣）人。

　　曹操“擥（攬）申、商之法術”，其思想受先秦法傢影響極大，十分重視刑法這一統治工具的作用，曾下令說：“自命將征行，但賞功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又說：對士兵“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不但統軍，在治國上他也強調：“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由於他認為當時“天下尚未定”，所以把“刑”放在首要地位。在他的影響下，社會上“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傢為迂闊，不周世用”。所以西晉傅玄說:“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

　　曹操還強調嚴格執行法律和制度，而不論違反者的身份、地位如何。他的兒子曹彰為將出征，臨行，他告誡說：“居傢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有一次行軍，他下令官兵踐踏麥子者處死，後來他自己騎馬不慎跑入麥田中，便說：“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於是割發代頭。這當然隻是象征性的懲罰，但作為一個封建統治者能做到這一步，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瞭要求嚴格執法的決心。所以史載“漢末政失於寬”，而曹操“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所謂“寬”，主要即指對犯法的貴族、官僚、豪強放縱不管。所謂“猛”，主要即指嚴格執法，對這些人毫不容情地給予打擊。當時曹操手下湧現瞭一批司法官吏，如高柔、滿寵、司馬芝、趙儼、王脩等，敢於和犯法的貴戚大臣、豪強勢力作鬥爭，抑強扶弱，都和曹操這一思想緊密相關，有的就是直接在曹操的支持下進行的。但曹操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嚴格執法。如老部下丁斐屢次貪污，被奪官送獄，司法官請求依法“重治”，曹操卻說：“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傢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可見，當他權衡利弊，覺得嚴格執法對自己統治不利時，也可以放棄這一原則。這正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立場所決定的。

　　為瞭提高判案質量，曹操重視司法官吏的選拔，下令說：“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因而提出“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在另一命令中他又選拔瞭“清識平當，明於憲典”的高柔為丞相府理曹掾，掌管司法。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後來魏國還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設立瞭“律博士”，教授法律。曹操還認為在東漢末年大變亂動蕩中，由於風氣使然，普遍存在某些不符合道德甚至違反法律的行為，對此不應深究。他下令說:“喪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因而規定:“自建安五年(200)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當然，這實際上主要隻適用於統治集團中的人， 但是體現瞭不咎既往、重在現實表現的精神。為瞭收買人心，曹操晚年曾主張恢復肉刑，以代替某些死刑。他認為這是一種“仁恩”。當時大臣鐘繇、陳群均建議恢復肉刑，曹操“深善繇、群言”。但因全國尚未統一，有人認為肉刑殘酷，“非悅民之道”，所以未行。

　　在中國歷史上，強調並嚴懲“腹誹之謗”罪，曹操是最突出的一個。名士孔融被殺，罪名是“有訕謗之言”。得力部下崔琰因為信中的話被認為“意指不遜”、“腹誹心謗”，下獄罰為徒隸。後曹操又下令說崔琰“對賓客虯須直視，若有所瞋”，意即繼續怨恨不滿，於是賜死。曹操另一得力部下毛玠，人告他有“謗毀”罪，曹操也認為他“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嘆，殆不可忍也”。賴人援救，證據又不足，方得不死，但仍免官，終身不用。曹操舊友婁圭，“軍國大計常與焉”，但因言語不慎，曹操“以為有腹誹意”，處死。這些都對後代有十分惡劣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