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唐代理財傢。字士安，南華（今山東東明）人。肅宗時，曾任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青苗等使，分管或總管全國財賦，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
唐朝自安史之亂後，財政困難，劉晏任理財官近二十年，取得瞭很大成就，使財政收入大幅度地增長。由於劉晏的經濟言論流傳下來的隻有片言隻語，因此隻能從他的理財措施中瞭解他的經濟思想。
改革轉運 唐朝的的財政收入主要依靠東南。從東南運租賦到長安，費用很大，由於戰爭的破壞，河南一帶人煙稀少，使轉運更加困難。劉晏任轉運使後，通過實地考察，對轉運辦法進行瞭改革。以前轉運由人民負擔運輸費用和徭役，劉晏改為由國傢出錢並雇人運輸。他還采取分段轉運的辦法：由江船運到揚州，汴船運到河陰，河船運到清口，然後由渭河運到太倉，在各段連接處建立糧倉，以便存放和轉運。實行上述辦法，“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舊唐書·食貨志下》），節省瞭運輸費用和時間，每年從東南運糧一百一十萬石到長安，無升鬥損失。
改革鹽法 肅宗乾元元年（758），鹽鐵使第五琦在全國推行食鹽專賣政策，劉晏對專賣政策作瞭改革，隻在出鹽之鄉置鹽官，收購鹽戶所生產的鹽，轉賣給商人，聽任商人運鹽至任何地方出賣。距產鹽區遠的地方則設常平鹽，在鹽貴時減價出售，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新唐書·食貨志四》），在劉晏任轉運使期間，鹽利收入增至原來的十倍。
行常平法 常平法包括常平倉、常平鹽和平衡其他商品的價格。劉晏註意及時掌握商情，建立瞭一個效率很高的物價情報網，即使是邊遠地區的物價變動，在幾天內就能知道，故“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劉晏傳》）。
整頓稅制 大歷（766～779）年間，曾對原來的地稅、戶稅等進行整頓，為楊炎在建中元年實行兩稅法創造瞭一定的條件。此外，劉晏任鑄錢使時，每年在江淮鑄錢十幾萬貫，運往長安和荊、揚二州使用。
劉晏主要是利用商品經濟增加財政收入。他熟悉商情，在他看來，到處有增加收入的門路：“自言如見錢流地上”（《劉晏傳》）。劉晏認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食貨志四》）。鹽是人們的急需之物，因此，稅於鹽價，使鹽利成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項目。這一理財特點，被史傢贊為“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劉晏傳贊》）。劉晏的經濟思想接近於西漢的桑弘羊，他的理財辦法比桑弘羊有新的創造，但所涉及范圍則要狹小得多。
理財以養民為先 劉晏把賦稅的增加建立在戶口增加的基礎上。他認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六）。他的增加賦稅收入的辦法，不是單純依靠增稅，而是通過實行有利於人民休息的政策，以促進人口的增加和生產的發展，使稅源得以擴大。劉晏改革轉運制度，采取雇傭勞動的辦法，就是一項有利於人民休養生息的措施。在劉晏任轉運使的初期，全國戶口隻有二百萬，後來增加到三百餘萬，而且增加的都在劉晏所管轄的地區。“養民為先”的政策確是取得瞭一定的效果。
賑濟觀 在賑濟貧民問題上，劉晏有獨特的主張，他不贊成進行無償的賑給。他認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新唐書·劉晏傳》）。因此在發生災荒時，他除瞭及時進行減免賦稅和必要的貸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災區出賣糧食，收購其他雜貨，運往別處出賣或留給官府自用。他認為這樣做既不會造成國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戶力農”得到實際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