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傢、政治傢、軍事傢，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
朱德出生在四川省儀隴縣琳瑯寨腳下李傢灣的一個佃農傢庭，原名朱代珍，字玉階。父親朱世林，母親鐘氏。有兄弟姐妹8人，排行第四。6歲時開始入私塾讀書，取名代珍。9歲時因傢窮繳不起地主的租子被迫遷居馬鞍場大灣，不久入席傢砭私塾，一一面學習，一面勞動。1906年入順慶府(今南充)官立中學堂學習。1907年考入四川高等學堂附設體育學堂，1908年畢業後到儀隴縣高等小學堂任體育教習兼庶務。青少年時期切身體會到階級壓迫，目睹清王朝腐朽和西方列強的侵略，萌生瞭反清救國思想。1909年春，離開傢鄉徒步跋涉70多天到達昆明。同年11月，改名朱德，考入雲南陸軍講武堂，不久，秘密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8月提前畢業，被分派到雲南新編陸軍。
1911年10月，參加辛亥革命在雲南為響應武昌起義而發動的“
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認識到必須尋找一條新的救國道路。1922年，到上海、北京尋找中國共產黨，先後會見孫中山和陳獨秀。同年9月同好友孫炳文一起赴歐洲考察。11月在德國柏林由張申府、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在格丁根入格奧爾格–奧古斯特大學學習。1925年初到柏林擔負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組織工作。他曾在一封信中希望到蘇聯學習軍事，表示歸國後“終身為黨服務，作軍事運動”。在柏林因參加革命活動兩次遭逮捕，護照被吊銷。同年7月到達蘇聯，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並接受軍事訓練，任軍事訓練班隊長。註意研究蘇聯內戰時期的遊擊戰例，提出“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
1926年7月回國。8月，為策應國民革命軍北伐，赴四川萬縣做爭取川軍楊森部的工作，後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黨代表。9月，和陳毅組織發動抗議英軍制造萬縣慘案的運動。11月，和楊闇公、劉伯承組成中共重慶地方委員會軍委會，發動由劉伯承任總指揮的瀘州、順慶起義，未獲成功。
1927年1月到南昌，創辦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培養革命軍事人才。不久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長，盡力支持和保護工農運動。6月，因朱培德在江西“清共”，離南昌去武漢。7月奉中共中央指示返南昌，參加為舉行武裝起義做準備。8月1日參加領導南昌起義，任第九軍軍長。起義軍南下廣東時，被任命為先遣司令。10月，指揮起義軍一部在廣東三河壩與敵激戰，得知起義軍主力已失敗，便率餘部一千多人向贛粵湘邊境轉戰，抵達贛南安遠天心圩時隻剩下700多人。在這危難關頭他堅定地對大傢說：願意革命的跟我走。黑暗是暫時的，革命總會成功。同陳毅對部隊進行思想、組織、紀律整頓，健全黨的支部，開展軍事訓練。同時，跟與蔣介石有矛盾的原滇軍范石生部建立瞭統一戰線的關系，得到一些物資和彈藥的補充，南昌起義的火種得以保存。
1928年1月率部智取湖南宜章城，接著打垮國民黨軍許克祥部6個團的進攻，發動遍及二十幾個縣的湘南起義，建立瞭6個縣級蘇維埃政權，組建瞭3個農軍師和2個獨立團。4月，同陳毅率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農軍萬餘人上井岡山與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後改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任軍長。他同軍黨代表毛澤東指揮部隊多次挫敗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進剿”和“會剿”，並總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
1929年初，同毛澤東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擴大紅軍力量，開創工農武裝割據新局面，為建立中央革命根據地打下基礎。1930年6月，任紅一軍團總指揮。8月，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紅軍總司令。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同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采取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的戰略戰術，接連粉碎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二、三次“圍剿”。1931年11月，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紅軍問題報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軍事人民委員，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33年春，同周恩來指揮紅一方面軍以大兵團伏擊戰法，於黃陂、草臺岡殲敵近3個師，粉碎瞭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1934年1月，出席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關於紅軍建設的報告，繼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出席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這次會議結束瞭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決定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會後，同毛澤東、周恩來等指揮中央紅軍展開高度靈活機動的運動戰，突破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於同年6月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在四川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8月，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組成左、右兩路軍北上，朱德率紅軍總部同被任命為紅軍總政治委員的張國燾一起隨左路軍行動。不久，張國燾公開對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挾制左路軍和右路中的紅四方面軍所部南下，並另立“中央”。朱德和劉伯承為維護紅軍團結不得不隨部隊南下，同時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行為進行鬥爭。1936年6月，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二、六軍團(不久組成紅二方面軍)北上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甘孜地區會合。同任弼時、賀龍等共同促使張國燾北上。10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結束為期兩年的長征。毛澤東高度評價朱德在長征中對張國燾所進行的鬥爭，說他“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不久改稱第十八集團軍)，朱德任總司令，並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軍委前方分會(後改稱華北軍分會)書記。9月率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積極配合國民黨軍在山西戰場的作戰，取得平型關等戰鬥的勝利，隨後又指揮八路軍各師及時實行戰略展開，廣泛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開辟敵後戰場，創建抗日根據地。1938年春發表《抗日遊擊戰爭》一文，全面論述抗日遊擊戰爭的重要意義，對推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的發展起瞭重要作用。同年2月，率八路軍總部向太行山區挺進。4月，同彭德懷等指揮部隊粉碎日軍對晉東南地區的“九路圍攻”，鞏固並擴大瞭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隨後，按照中共中央部署，指揮第129師主力及第115師一部挺進冀南、豫北、山東等平原地區，開展敵後遊擊戰爭。1939年春，指揮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反“掃蕩”鬥爭。
圖1 朱德在中共七大會議上作軍事報告（1945–04）
1938～1940年，先後兼任第二戰區東路軍總指揮和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曾指揮部分國民黨軍與八路軍一起對日作戰，堅持合作抗日。1940年3月，指揮八路軍對進犯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據地的國民黨軍第97軍朱懷冰等部給予有力的反擊，對擊退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瞭重要作用。
1940年5月，從華北前線回到延安，參與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鬥爭。7月，他同在前方的彭德懷、左權聯名部署“百團大戰”，給侵華日軍沉重的打擊。同年冬，首倡“南泥灣政策”，指導開發南泥灣，推動大生產運動，為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克服陜甘寧邊區的嚴重經濟困難作出重大貢獻。從1941年12月起兼任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員會主任，從事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工作。從1942年開始參加延安整風運動，擔任整風學習高級軍事幹部學習組組長，兼任軍事教育委員會和軍事學院負責人、中央政治工作委員會成員、延安新體育會會長等職。1945年4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題為《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武裝鬥爭特別是八路軍、新四軍對日作戰的經驗，論述中國人民抗戰的軍事路線、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以及養兵、練兵、用兵的方法。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8月，日本政府宣佈投降，朱德以延安總部總司令名義向各解放區抗日武裝部隊發佈對日偽軍展開全面反攻和接受日偽軍繳械投降的七道命令，人民抗日武裝迅速解放瞭華北、華中等廣大地區。9月，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及時部署力量向東北發展並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1946年夏解放戰爭開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協助毛澤東指揮各解放區軍民抗擊國民黨軍的全面進攻。1947年3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同劉少奇、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他指導晉察冀部隊組建野戰軍，樹立“打大殲滅戰”思想，於10月取得清風店戰役的勝利，並親臨前線指揮晉察冀部隊以攻堅戰乘勝奪取石傢莊，開創解放軍攻克堅固設防的大城市的成功先例。同年10月，同彭德懷聯名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協同解放軍“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宣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八項基本政策。1947年底至1948年初，同劉少奇主持召開華北各解放區軍工會議和交通會議，部署大力發展兵工生產、組織好跨地區交通運輸，為轉入戰略進攻提供軍火和後勤保障。1948年5月，在陳毅、粟裕陪同下，穿過千裡敵占區到河北濮陽地區（今河南濮陽市），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對華東野戰軍的工作進行指導，提出用“釣大魚”的戰術殲滅國民黨軍的主力兵團。從9月起，參與組織和指揮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取得戰略決戰的偉大勝利。1949年4月，同毛澤東聯名發佈《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經過渡江戰役、南下作戰和解放西南、西北的戰役等，徹底推翻瞭蔣介石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
圖2 朱德總司令在開國大典閱兵儀式上向全軍發佈命令，要求人民解放軍必須追擊殘敵，徹底解放全中國（1949–10–01，北京）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54年9月，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59年4月，在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並在1964年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1975年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繼續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在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朱德作為中國共產黨和國傢的主要領導人，積極參與制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各項建設事業的發展，作出瞭重要貢獻。
在建國初期就提出“一定要建立一支統一的、現代化的、政治上堅定地為人民服務的強大的人民軍隊”，對人民解放軍由單一兵種向擁有海軍、空軍、裝甲兵等諸軍兵種合成的發展，對軍隊實施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和訓練，對辦好各級各類軍事院校抓緊培養現代化戰爭軍事指揮人才給予極大關註。
負責黨的紀律檢查工作時，嚴肅批評少數黨員在革命勝利後滋長瞭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和損害群眾利益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強調加強執政黨建設的重要性，指出“絕不允許任何不受黨的紀律約束的獨立王國的存在”。
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關系，每年都抽出一定時間到全國各地，深入到廠礦、街道、企業、學校、部隊、科研等部門的基層，調查研究，瞭解廣大群眾、幹部的情緒和願望以及實踐中的新經驗。
一再強調在重視國傢工業化、發展現代大工業的同時，要註意保護和發展對國計民生有重要意義的手工業，指出那種認為“國傢工業發展瞭，手工業就不需要瞭”的看法是不對的。還大力宣傳要切實貫徹執行勤儉建國、勤儉持傢的方針，強調“從儉入奢易，從奢入儉難，勤儉建國傢，永久是真言”。主張農業生產要因地制宜，發展多種經營，特別要重視開發山區經濟。認為不能關門搞建設，應當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千方百計增加出口產品的數量，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以增加外匯收入，積累建設資金，並利用世界上已有的先進技術來加快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圖3 朱德在北京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1958–05–25）
1955年8月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訪問朝鮮。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表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訪問蘇聯、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和蒙古等國。1959年3月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訪問波蘭，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匈牙利。並在北京以黨和國傢領導人身份接見外國領導人或代表團，全力貫徹中國外交政策，增進瞭中國人民和各國人民的友誼。
在195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和會議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左”的問題提出批評，特別反對大辦公共食堂“吃大鍋飯”，指出：去年吃大鍋飯把東西吃掉瞭，這是個極大的教訓。隻有承認生活資料歸個人所有，多勞多得，農民才能有生產積極性。在同年9月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的批判，不再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
圖4 朱德主持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75–01)
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言指出：這幾年黨內鬥爭擴大化瞭，運動中打擊面寬瞭。應當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沒有就不反，不要一說反什麼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要把大傢的積極性引導到農業、工業、手工業生產上去，安居樂業是發展生產的根本保證。建設事業要穩步地、實事求是地搞，客觀規律不能違背。
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瞭鬥爭。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臨終前，囑咐夫人康克清把他平時節儉攢下的近兩萬元人民幣全部作為黨費上繳。主要著作編入《朱德選集》。
推薦書目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 朱德選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金沖及. 朱德傳. 2版.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