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各民族共同建立並融入部分外國畜牧知識與技術的中國傳統畜牧業發展歷史。中國古代畜牧業曾有過輝煌的成就，各族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創造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有的至今仍有重要價值。其發展過程大體經歷瞭三個時期。
原始畜牧業的形成 中國有十分豐富的傢畜資源，世界上所有的傢畜種類，在中國幾乎都有存在。把野生動物馴化成為傢畜的漫長過程，可從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出土的獸骨、原始洞壁或或陶器上的刻繪，以及某些古代傳說等大體推斷出一個輪廓。
中國古代把馬、牛、羊、雞、犬、彘（豬）稱為六畜。其實，歷史上的傢畜並不止六種，據《尚書·禹貢》等古文獻記載，象也曾是傢畜之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還自古就馴養駱駝、驢等。從分佈情況看，傢畜的種類組成也因地而異。因此，所謂六畜無非指古代最早馴化的主要傢畜。其中尤以犬為最早，因犬在原始時代可以幫助狩獵。山羊或綿羊接著馴化而成，再次是其他傢畜，而傢禽較晚。也有認為養豬的歷史最早，但不同傢畜種類形成的遲早，應以不同的社會環境而異，在已經定居的原始社會裡可能最初飼養豬，而在營遊牧生活的社會則不然。
黃河流域及其鄰近草原，應是某些畜種的發源地。過去曾有中國的水牛、綿羊、雞、駱駝和驢等都來自“西方”的說法，這是自古把中國西北和西南邊疆地區視為西方的誤會。
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一般傢畜已先後形成。河南裴李崗文化遺址中有多達1 000餘頭牛和豬的遺骸堆積；浙江河姆渡與羅傢角兩地文化遺址中有豬骨和豬塑像，以及水牛和鹿的頭骨堆積，均可證明至遲7 000餘年前不少重要的動物已分別在中國南方和北方馴化。傳說伏羲氏“教民養六畜，以充犧牲”；還有伏羲氏“茹毛飲血，教民漁獵”之說，反映瞭人類在漁獵經濟時代馴化傢畜的努力；同時也表明最初飼養的傢畜是供肉食和利用皮毛，也被用作祭品。
5 000多年前，從神農到黃帝的傳說時代，傢畜漸被用於駕車使役。唐《通典·禮》篇稱：“黃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堯）制鑾車，乘白馬，則馬駕之始也。”從殷墟發掘的馬車，其結構已與秦漢時代的畜力車輛近似。
古代畜牧業的發展 到奴隸社會，畜牧業和傢畜利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此時役畜和肉畜都得到重視，因此也註意傢畜品質的選擇。為瞭養好傢畜，當時在管理畜群、修棚蓋圈、減少傢畜傷亡等方面也有不少創造。從事放牧的奴隸稱圉人、牛牧，奴隸頭目稱牧正，有的牧正後來成為奴隸主的仆從，到封建社會時代還有升到九卿爵位的。由於畜牧生產的發展，春秋戰國時期傢畜已成為民間重要的食物來源。
進入封建社會以後，畜牧業管理的組織制度趨於完善，畜牧生產在國傢經濟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初期的畜牧業大體可分為國傢所有、皇室所有和地主經營、小農經營四類。以後逐步有所變革，但在性質上仍可區別為官辦和民間經營兩大系統。國有和皇室所有原來不易區分。如太仆寺或群牧司一類中央馬政機關主管國有牧場，但也兼管皇室牧場，飼養對象以馬為主，同時也養其他傢畜。秦漢時期，邊疆地區畜牧業尤為發達。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秦國烏氏倮畜牧邊郡，其所養牛馬之多，要用山谷來計數。秦始皇因此獎他為封君。當時凡牧馬二百，養牛、羊、豬多達一千者，比作千戶侯。為瞭豐富傢畜種類和改良傢畜品質，漢代已註意從西域引入驢、騾、駱駝以及馬、牛、羊良種。北魏和北齊的太仆寺內設有駝牛署和牛羊署，北魏在西北養馬200多萬匹，駱駝約百萬頭，牛羊無數。
隋唐時期對官辦畜牧業的組織管理又有加強。當時在太仆寺下設典牧署，掌理牛羊和乳肉等產品，同時也管理傢畜飼養，許多牧監（養馬場古稱）還繁殖其他傢畜。唐代對牧監畜群的增殖、保護等還制定法律，作為獎懲準則。如《唐律》中對諸牧監各種傢畜每年的死耗率和母畜的繁殖率等都有詳細規定。天寶年間，王侯將相及外戚紛紛牧養馬、牛、駝、羊，各地牧場皆以封邑為號，可謂盛極一時。
宋代以後，遼、金和元代都借馬政組織系統發展畜牧業，各種傢畜的大牧群遍於草原，成為構成國力的主要資源。明代盛世也重視畜牧業的經營，設在京郊的上林苑監，由良牧署飼養種牛、羊和豬共達5 700餘頭，蕃育署飼養種禽達16 000餘隻，已是規模很大的種畜場。但國有草場大多被貴族豪強逐漸侵占，牧場經營已非昔比。清朝近300年間，東北地區和內蒙古東部畜牧業仍受重視，國有和皇室牧場被安置在塞外草原，巨大牧群交由蒙古族管理，而明末遺存的內地牧場則被廢止。其結果是在遼闊的疆域內，逐漸形成牧區和農區兩種不同的畜牧業形態：在廣大牧區以牧養食草傢畜為主；農區則在小農經濟條件下任其自流發展，實際上是更多地註意耕畜、豬和傢禽，畜禽飼養成為農村副業的一部分。
在中國古代畜牧業的發展過程中，有不少重要的技術成就。首先是相畜術。西漢時已有《相六畜》38卷，大多是集春秋、戰國時期相畜專著而成；雖早已失傳，但散見於後世古農書中的有關內容經《齊民要術》承先啟後的匯集和唐、宋時代的發揮充實，仍能為後世所用。傳說伯樂以相馬聞名，留長孺和滎陽褚氏分別是相彘和相牛的名手。相牛和相禽也有專門著作。在山東臨沂市銀雀山西漢前期古墓中發現的《相狗經》竹簡殘片，說明瞭古代相畜技術的發展和對傢畜選種的重視。其次是閹割術。從金石文物所見的騬、犗、羠、豕等古字以及《說文解字》的說明，各種傢畜的閹割術在先秦時代已在應用，逐漸從豬普及到雞和羊等。在傢畜飼養方面，甲骨文表示的牢、傢和廄，證明傢畜舍飼早已有之；飼料采用芻秣，芻是刈割後經過加工的草，秣是精料，以粟和菽（豆）為主。漢武帝時從西域帶回的苜蓿種子，由關中逐步移植推廣到北方廣大地區，為傢畜提供瞭優良的飼料來源。凡此都說明古代飼養管理水平的提高。唐代或以前以烙印、烙角作為馬牛登記的標記和馬牛登記籍簿的建立，也是傢畜管理制度上的重要創舉。在傢畜繁殖方面，至少2 000多年來已十分重視配種的季節性。據《禮記·月令》記載，當時過瞭配種季節，就把種畜隔離，這已不是粗放的群牧管理。《齊民要術》說：“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更是科學地說明瞭飼養與繁殖的密切關系。至於傢畜的引種和改良，自西漢通西域後，已有大宛馬和其他畜種引入。隋、唐時代，西域馬、羊等良種更是源源而來。《新唐書·兵志》說：“既雜胡種，馬乃益壯。”說明瞭引入良種對於改良中國原有畜種的重要作用。
近現代畜牧業 19世紀中葉，海禁洞開以後，中國固有的優良傢畜品種和毛皮工藝產品引起外國重視，一些豬和雞的良種被介紹到海外，各式皮裘和地氈也紛紛出口。到20世紀30年代，以蛋類、生皮、羊毛和豬鬃為主的畜產品對外貿易，在出口總額中躍居首位，超過瞭傳統出口物資絲、茶的出口額。但由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大量畜產品的輸出並沒有促進中國畜牧業的發展，相反有些原料在國外加工精制後，又以高價商品輸入而使國民經濟蒙受損失。
為瞭使畜牧業獲得振興，早在20世紀初，已有人主張學習應用歐美各種新的技術。如羅振玉就曾於1900年建議引入荷蘭、瑞士乳牛，興辦牛乳業，以及進行馬種改良，講究牧草培育，引進來航雞，獎勵養雞業等。也有人從軍事角度，主張重視培養馬政和獸醫人才。到20年代以後，始在農科高等學校相繼設立畜牧系和畜牧獸醫系，並派人出國留學。由此培養的人才成為發展中國現代畜牧業的支柱力量。在畜種改良方面，適應毛紡織工業的原料自給以及軍馬的需要，在察哈爾、北京門頭溝、安徽石門山、奉天（遼寧）和山西太原等地曾設立畜牧試驗場，其中以山西省的綿羊改良成績較著。30年代前期，又先後在南京東郊外創辦句容種馬牧場和中央種畜場，引入國外良種，進行純種和雜交的繁育試驗，采取人工授精新技術和進行牧草栽培試驗。此外，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私營牧場還曾從國外引入一些乳牛和豬、雞良種。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50多年來，畜牧業有瞭很大的發展。培育、引進和推廣瞭一系列畜禽新品種，研究和推廣瞭組裝配套的畜禽飼養技術和工廠化飼養，研究並推廣瞭人工授精、免疫疫苗、胚胎移植、單克隆抗體和核酸探針診斷技術等，人工配合飼料快速發展，使畜牧業生產上瞭一個新臺階。到21世紀初，中國畜牧業產值已占農業總產值的30％以上，肉類產量居世界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