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革命傢、思想傢孫中山的認識論學說。他在1917～1919年所撰的《建國方略》中《心理建設》（又名《孫文學說》）部分提出並作瞭系統闡發。“知難行易”說是孫中山針對民主革命的需要提出的。辛亥革命後，對建設富強中國問題，革命黨人認識很不一致。孫中山擬訂瞭建國計畫，但是，革命黨人對革命及其方略“信仰不篤，奉行不力”，以致革命成果被人竊取。因此，必須把思想建設提到革命的首位。孫中山總結瞭自己多年從事革命事業的經驗和教訓，認識到中國傳統的“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舊說不但不能激勵人們的進取精神，反而助長一種畏難茍安的心理。他認為這正是中國近代之所以積弱衰敗，革命事業不能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為瞭破除這種舊的傳統觀念，鼓舞人們的革命勇氣，他提出瞭相反的命題：“行之非艱，而知之惟艱。”他用達爾文進化論的觀點，把人類的認識過程分為三個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然科學發明而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針對“知易行難”之說，明確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的論斷，這比傳統的知行觀無疑具有更大的合理性。他還用近代實證科學方法，列舉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作為論據，說明人們在求得某一種科學知識以前，早就在那裡實際地行動瞭。他肯定從行動到認識，再由認識指導行動的過程，否定瞭“不可知論”。
孫中山強調“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強調科學知識和革命理論對於行的指導意義。他認為“知與不知”乃是革命建設事業成敗的關鍵。他以美國革命和日本維新為例，認為隻要有瞭“真知”的指導，毅然打破“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迷信，努力以赴，就不難取得革命事業的勝利。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瞭“知”與“行”的辯證關系，同時，它將近代自然科學理論與方法引入傳統的知行觀，使其完成瞭向近代形態轉變的過程。知難行易說有著思想解放的作用，強調“知之惟艱”，突出瞭革命理論對革命行動的指導意義，為後來革命政策和行動計劃的制訂和實施做瞭必要的思想準備；強調“行易”，可以激勵人民的革命意志，將革命和建設繼續推向前進。孫中山雖重視“行”的意義，認為先行而後知，但他又提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的知行分任說，從而割裂瞭知和行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