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
中國近代哲學傢。初名學乘，字枚叔(一作梅叔)，號太炎，曾改名絳。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1869.1.12)生於浙江省蘇杭縣，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四(1936.6.14)病逝於蘇州。
生平和著作 章炳麟早年曾受過嚴格的中國傳統的古典文化教育，1890年到杭州詁經精舍師事當時著名的經學大師俞越。1897年在維新運動的感召下，不顧老師俞越的反對，到上海任《時務報》撰述，不久又任職於《經世報》、《昌言報》等，積極宣傳維新變法。1898年戊戌政變，章炳麟被通緝，流亡日本。1900年，他把1897年以來所撰論文50篇編集為《訄書》出版。此書在政治上鼓吹維新變法，在哲學上表述瞭傾向於唯物主義和進化論的自然觀。同年，他的政治思想劇烈轉變，割辮發，公開與維新派決裂。1902年重訂《訄書》，在政治上由贊成維新變法轉變為倡導反清革命，在哲學上仍然保持唯物主義和進化論的思想傾向。1903年在上海愛國學社任教，撰《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批駁康有為的保皇言論，昌言民族民主革命，對當時的革命運動產生瞭重大的影響。同年6月發生“蘇報案”，他遭捕入獄，被監禁3年。在獄中，他精心研讀佛經《瑜珈師地論》、《成唯識論》及因明論典等，引起世界觀的大轉變。1906年出獄赴日，參加同盟會，主編機關報《民報》。1910年任光復會正會長，主編機關報《教育今語雜志》。辛亥革命爆發後回國，提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任正會長，主編《大共和日報》。又應孫中山之聘，任總統府樞密顧問。1913年，因反對袁世凱被幽禁，1916年獲釋。1914年，增刪《訄書》，把很多具有革命性和唯物主義傾向的篇章刪去，改名為《檢論》。到瞭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的思想已嚴重地落後於時代潮流，1924年曾領銜發表公函反對國共合作和孫中山對國民黨的改組，主張“以同盟舊人，重行集合團體”。次年，發起“辛亥革命同志俱樂部”。在晚年贊成抗日救亡運動，譴責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1935年，他在蘇州設立國學講習會，主編《制言》雜志，以講學終老。
章炳麟不僅在哲學方面，而且在文學、史學、語言學等方面也都有較深的造詣。他一生著述很多，生前他曾把自己的論著匯集成《訄言》、《國故論衡》、《章氏叢書》、《章氏叢書續編》等書。另外，由他人編纂的有：《章氏叢書三編》、《太炎最近文錄》、《章太炎的白話文》、《國學概論》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出版瞭《章太炎政論選集》、《章太炎年譜長編》、《章太炎選集》等。
哲學思想 章炳麟的哲學思想大致可以1906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思想反映瞭他從舊的傳統思想中掙紮出來，敏銳地接受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哲學、社會學等學說，並努力用這些新知識、新思想來批判舊學的過程。他在《天論》、《公言》、《菌說》等文章中，論證瞭各原質成於以太、萬物成於各原質的自然觀，肯定人的精神依賴於各種化學物質組成的人體，是第二性的。這些思想，都帶有近代機械唯物主義的性質。1906年出獄到日本後，他把佛教唯識宗哲學思想、中國古代的和西方近代的一些唯心主義學說雜糅在一起，拋棄瞭原有的唯物主義思想，逐漸形成瞭自己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企圖用這個哲學體系為民主革命服務。他從唯識宗那裡吸取瞭“阿賴耶識”作為基本范疇，認為“阿賴耶識”是世界的本體，它是超越一切而又永恒不變的絕對物，世界上的一切最初都以萌芽狀態蘊藏於它之中，“此識含藏萬有，一切見相皆屬枝條”。“阿賴耶識”處在清凈狀態中的時候，也稱為“真如”，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根本東西。在他看來世界並非實有，“一切有形的色相，無形的法塵，總是幻見幻想”，“萬法唯心”。
認識論 章炳麟早期雖然有貶低感覺經驗而誇大理性認識作用的傾向，但承認認識起源於感官對外界事物的反映，因而其基本傾向是唯物主義的。到後期，隨著世界觀的轉變，他的認識論思想也發生瞭變化。一方面他贊同唯心主義經驗論者D.休謨的觀點，拒不承認感覺之外有客觀事物的存在，認為“所感定非外界”。同時，在對理性認識的理解上，追隨I.康德的唯心主義先驗論，認為認識主體具有若幹先驗知性范疇，如因果性、必然性、規律性等等，它們絕非外界事物所固有。他把這些范疇叫做原型觀念或阿賴耶識的種子。他認為人們進行理性思維時，“必有原型觀念在其事前，必有綜合作用在其事後”。由原型觀念把零亂的感覺綜合整理，才成為理性認識。
發展觀 章炳麟早年吸取瞭近代進化論的理論，認為自然界經歷瞭非常悠長的不斷進化發展的過程，從無機界進化到有機界，有機界從原始生物進化為草木，再進化為蜃蛤水母，而後“遞進為甲節，為脊骨，復自魚以至鳥獸而為猿、狙、猩、狒，以至為人”。同樣，人類社會也是不斷上升發展的，他說，“天地之運，愈久而愈文明”。章炳麟比較早地把革命論引入社會歷史領域，從理論上論證用暴力革命救國救民的必要性，指出：民智恃革命開之，公理以革命明之，舊俗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他提出“俱分進化”論來說明社會歷史的進化，認為社會的善與惡、苦與樂是“雙方並進，如影之隨形，如罔兩之逐景”。他還註意探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進化的原因，曾說：“強力以與天地競，此古今萬物之新以變”。但他又認為，事物的進化和新事物的產生，從根本上說是由事物各自的精神意識推動的，它們按照所謂“欲惡去就”、“漸思而漸變”的意志行事。這樣就把進化發展歸結為精神意識的作用，把發展動力的問題神秘化瞭。
宗教觀 在對待宗教有神論的問題上，章炳麟既表現出積極批判基督教神學的近代無神論思想，又主張利用宗教為民主革命服務，提倡建立所謂無神教。他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從理論上批駁基督教的上帝創世說，他說：“萬物皆出於幾，皆入於幾。夫上帝何為哉？”“非有上帝造之，而物則自造之”。認為世間萬物皆由基本粒子“幾”構成，不是上帝創造。他還從邏輯上揭露瞭基督教的種種矛盾，並指出：“然則神造萬物，隻被造於他，他又被造於他”，“以此斷之，則無神可知矣”。但是，章炳麟對於佛教和佛經則深信不疑。他往往還運用佛教教義去批駁基督教教義。章炳麟雖然批判基督教有神論，卻並不反對宗教本身。他認為要成就革命事業，必須“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在他看來，“所以維持道德者，純在依自不依他”。因此，他提倡建立一種不崇拜偶像的、發揮依自不依他精神的所謂無神教。在他的心目中，這種理想的無神教就是佛教唯識宗。他說：“今之立教，惟以自識為宗”。
哲學評價 章炳麟自形成他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以後，一直堅持著自己的觀點，並自信他的哲學體系對當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重要的意義。按照他的體系，主觀意識是一切現象的根源，意識是自主的，外在的一切都是派生的，人們之所以有力量在於“自貴其心”。在他看來，隻有具備瞭這樣的哲學信念，才能自尊無畏，一往無前。這種主觀唯心主義不但不能論證和指導革命，反而以主觀幻想歪曲客觀規律，對革命產生消極的作用。
章炳麟在後期越來越多地用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和他自己的哲學思想互相印證，“以佛解莊”，“以莊證孔”，把他自己接受的種種唯心主義冶於一爐。
倫理思想 倫理思想是章炳麟整個思想體系的組成部分。他把反對保皇派的鬥爭同批判封建舊道德結合起來，強調“革命”道德的作用，提出瞭善惡並進的“俱分進化論”，比較鮮明地反映瞭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高潮中的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利益和要求。
章炳麟揭露瞭儒傢倫理思想的虛偽性。他指出，“儒傢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其中庸之道，“多在可否之間”，是封建統治者的“南面之術，愚民之術”。保皇派以儒傢所倡的道德相標榜，實際上卻是一群“志在幹祿”、“污邪詐偽”的偽君子。他提出“無道德者不能革命”的論斷，強調“革命者”應當具有高度的道德自覺性，養成知恥、重厚、耿介和必信的優良品質，能夠對革命事業“確固堅厲，重然諾，輕生死”，即使是“私德”、“小德”也不能忽視，這樣才能“任天下之重”。
章炳麟還把人們的道德狀況同他們的職業地位聯系起來，認為社會發展中，“善亦進化，惡亦進化”，社會職業可分為16種，“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農工“勞身苦形，終歲勤動”，他們的道德品質是高尚的，而那些不事生產，專靠剝削的上層社會的人們，則是墮落的。這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在階級社會中，道德是通過善惡對立和鬥爭而復雜地存在和發展著的。
章炳麟的倫理思想，曾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起過進步作用。但他往往誇大道德的作用，把道德的衰亡看作“亡國滅種之根極”，並錯誤地提出瞭“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的主張，甚至宣揚“個人為真，團體為幻”的虛無主義，這在當時又產生瞭消極的影響。他在晚年，提倡尊孔讀經，鉆研佛理，其倫理思想具有更多的消極成分。
邏輯思想 章炳麟在邏輯上的貢獻，主要是對先秦名辯之學、印度因明和西方邏輯進行瞭比較研究，並運用其所熟悉的因明知識，參照西方的邏輯理論，解釋、評論瞭墨傢、荀況和惠施的邏輯思想。他的邏輯思想大都反映於《國故論衡》一書中，其中《原名》最重要，其次是《明見》和《語言緣起說》。他在《原名》提出瞭若幹有啟發性的問題：①論述瞭爵名、刑名和散名，其中最具有邏輯意義的是散名。散名就是加於萬物者之名，它是名辯邏輯著重研究的概念之名。章炳麟認為對散名的研究始於先秦的惠施、公孫龍，但由於他們隻想在辯論中求勝，因而有些地方不免流於詭譎。他指出，墨子和荀子的邏輯思想確是以探求是非的根本法則、窮究事理為宗旨的。②用因明理論闡釋、論述瞭名的形成和種類。章炳麟認為，名的產生始於感覺，接著是感覺傳入內心，產生對事物的認識，最後是離開感覺形象而產生用以思考的、抽象的名。他肯定瞭墨傢把名分為達名、類名、私名三種類型的做法，並贊同荀子關於共名、別名之區分。對荀子提出的遍舉萬物的大共名和偏舉的大別名、單名、兼名、異狀同所的一實、同狀異所的二實等，也作瞭論述。③討論瞭辯說之道，將因明的三支和墨傢的論證、西方傳統邏輯的三段論作瞭較詳細的比較研究。章炳麟認為，辯說之道是先見其旨（論題或結論），次明其柢（理由），然後取譬（用喻）相成，亦即按因明的宗、因、喻順序進行的。三段論的順序是初喻體，次因，次宗；《墨經》中論證的順序是初因，次喻，次宗。它們都缺少喻依，所以不知因明三支。但因明三支也有局限性，比如不能表達墨傢關於愛利、仁義的論證，不能反詰“言皆妄”的論點。他還提出，運用因明三支時還要註意，全稱命題“凡火盡熱”，盡管可以用作宗以測未來，但不能用作喻體以概括過去，因為沒有人曾經遍驗天下之火。
在《明見》篇中章炳麟具體分析瞭惠施和辯者的邏輯學說。他認為，辯者二十一事，隻有關於飛鳥、鏃矢、尺錘幾條說得明白可以接受，關於目不見、指不至、輪不蹍地等也還講得通，但其他論題如白狗黑、狗非犬等都不倫不類，足以亂俗。章炳麟指出，惠施和辯者不同，因為萬物十事都是主張“無時、無方、無形、無礙的”，萬事萬物必因而混淆錯亂。所以，惠施雖然析物至微，仍無補於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