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西方國傢逐步形成的一門綜合性經濟學分支學科，以發展中國傢的經濟發展為主要研究物件。
演變過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拉美三洲廣大地區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紛紛走向獨立，經濟上各自選擇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謀求發展，世界上出現瞭眾多的發展中國傢。在一些發展中國傢也出現過對發展問題較有研究的經濟學傢，發達國傢也有一些激進經濟學傢試圖以他們所認識的馬克思主義去解釋發展展中國傢的經濟問題，但主流派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傢，他們在傳統的和當代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的體系和框架中研究分析發展中國傢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還以發達國傢的歷史經驗去對照比較發展中國傢的現狀和前景。
發展經濟學的演變，可分兩個階段：4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為第一階段，60年代中期以後至現在為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 在這一階段中，關於經濟發展問題，曾有三種主流思想：①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性；②強調計劃化的重要性；③強調工業化的重要性。
強調資本積累的重要性的發展經濟學傢有W.A.劉易斯（1915～ ）、R.納克斯（1907～1959）、P.N.羅森斯坦－羅丹（1902～ ）和W.W.羅斯托（1916～ ）等人。資本積累在這一時期受到特別重視的原因：一是馬歇爾計劃以流入資本的方式幫助歐洲經濟重建的成功，這種經驗似乎可移植到發展中國傢；二是 R.F.哈羅德（1900～1978）和E.D.多馬（1914～ ）二人把靜態的凱恩斯投資理論推演成為動態的增長模式。這個模式把儲蓄率和增長率直接聯系起來，在生產系數固定的前提下，把資本視為增長的約束條件，增長率的高低主要取決於投資規模的大小，而其他生產要素隻在吸收資本的過程中起著輔助作用。以後，強調資本積累的理論，從兩方面發展：一方面，H.B.切納裡（1918～ ）等逐漸認識到，障礙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不隻是投資規模的大小，還有必須用來購買進口的原料、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的外匯儲備的多少。他們提出瞭兩缺口模式，即國內儲備的不足需用國外資本的流入來填補。另一方面，T.W.舒爾茨（1902～ ）等人從智力開發作用的分析，認為促進經濟發展的並非隻是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的重要性必須受到足夠的重視。
W.A.劉易斯
H.B.切納裡
強調計劃化的重要性的發展經濟學傢，有J.丁伯根（1903～ ）、劉易斯、羅森斯坦－羅丹和切納裡等人。這種看法產生的原因據認為是：①單純的市場作用已不能適應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結構變化；②社會主義國傢計劃經濟的成就給與瞭人們深刻的印象；③先進的計算程序和高速的電子計算機的出現使比較復雜的模式的建立和計算成為可能。市場之所以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是因為發展中國傢存在著“貧困的惡性循環”，存在著“低水平均衡陷阱”。要從這種循環或陷阱中解脫出來，必須有“關鍵性的最低限度努力”或“大推進”。納克斯從外部經濟效果出發，主張“平衡增長”，A.O.赫希曼（1915～ ）從“聯系效應”出發，主張“不平衡增長”。劉易斯提出瞭發展中國傢的雙元結構模式，分析落後的農業部門與先進的工業部門之間的工資差異和農業部門存在著無限剩餘勞動供給的問題。以後，G.拉尼斯（1929～ ）和費景漢在劉易斯理論的基礎上，建立瞭較復雜的數學模式。雙元結構的分析是以市場的不完整性為著眼點的，從而為計劃化理論提供瞭一種根據。
強調資本作用和強調計劃化作用的兩種論點又互相影響，使一些發展經濟學傢進而研究瞭投資配置的適宜標準。A.E.卡恩（1917～ ）和丁伯根提出瞭“社會邊際生產率”的概念。切納裡等認為發展中國傢的市場價格往往不能反映出真正的稀缺價值，主張使用“會計價格”或“影子價格”去校正市場價格對稀缺程度的偏離。他們還從社會邊際生產率的觀點出發，在最優化的一般均衡體系中去研究計劃和資源配置問題，在一些特定的假設（線性、無替代性、無制度上的影響、無價格或貨幣政策的變動）上建立起模式，在數學的意義上求出完美的解答。以後，這種模式又向動態規劃、非線性的方向發展。但正如從事這方面研究的發展經濟學傢L.J.泰勒（1940～ ）等人自己承認的那樣，模式的實用性是有限的。
納克斯、羅森斯坦－羅丹和劉易斯等人也非常強調工業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R.普雷維希（1901～ ）和拉美經濟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也認為發展中國傢必須工業化，但他們側重的理由是，如果發展中國傢不改變隻生產初級產品的地位，則由於初級產品的收入彈性比制造品的收入彈性低，加上發達國傢對國際市場控制力量強大，發展中國傢的貿易條件必然日趨惡化。G.哈伯勒（1900～ ）和A.K.克爾恩克羅斯（1911～ ）等人還依據古典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的靜態的比較利益理論，進而從動態觀點分析瞭國際知識傳播和資本流動問題，得到瞭國際貿易有益於發展中國傢的結論。但是，許多發展中國傢還是采取瞭進口替代的工業化的戰略。這種戰略的理論根據是傳統的保護幼年工業論、普雷維希的貿易條件惡化論和“中心”剝削“外圍”論，以及由G.繆達爾（1898～1987）進一步強調的國際結構具有不平等性質的理論。
總之，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發展經濟學有兩個特點：①特別強調少數幾個問題的重要性，認為解決瞭它們就能順利地推動發展中國傢的經濟發展。②對理論的廣泛適用價值具有信心。
第二階段 60年代中期以後，發展經濟學有下述的一些變化。
①更多地采用瞭新古典學派理論的觀點和方法。一些發展經濟學傢如S.H.海默（？～1974）和J.R.雷斯尼克試圖用新古典學派理論去分析發展中國傢農民的市場敏感，研究在各種約束條件下農民的行為模式。M.P.托達羅（1942～ ）和J.E.施蒂格利茨（1942～ ）建立瞭各種模式，去解釋發展中國傢盡管城市失業率很高而人口依然向城市流動的現象。A.O.克魯格（1934～ ）也力圖用新古典學派的方法去分析發展中國傢的某些城市問題。
②更多地采用瞭經驗分析的方法。采用經驗分析方法的學者可分兩類：一類是S.庫茲涅茨（1901～ ）、切納裡和I.阿德爾曼（1930～ ）等人，他們以跨國傢的同期統計資料分析瞭發展過程的共同特點，阿德爾曼特別註意一些非經濟因素。另一類如W.P.法爾康（1936～ ）、J.R.貝爾曼（1940～ ）、劉遵義和P.A.約托波洛斯（1933～ ）等，則以經濟計量方法對早期理論進行“前提檢驗”，提出瞭一些修正意見。例如，他們證明瞭農民行為方式是有市場敏感性的，是與新古典學派最大化原則一致的，從而對雙元結構模式的假設是否正確提出瞭疑問。
J.E.施蒂格利茨
I.阿德爾曼
③較全面地註意到影響發展的各種因素。發展經濟學傢們逐漸認識到，影響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早期的理論和政策建議有畸重畸輕的缺點。因此，他們提出，過於側重工業化的國傢，應當重視工農業的平衡發展；過於強調重工業的國傢，應註意輕工業的發展；在工業化的發展戰略上，要糾正過去有時過於重視進口替代、有時過於重視出口鼓勵的偏向，作到把出口鼓勵和進口替代更好地結合起來；在生產結構上，不應停留在勞動密集的生產，而要適時發展技術密集、資本密集的生產。
④進一步研究瞭增長和發展的目標。一些發展經濟學傢如P.斯特裡頓（1917～ ）等提出，應當以保證基本需要而不以國民收入最大化為增長和發展的目標，即在增長過程中，要註意改進衛生、營養和教育等條件，以直接對人力資源產生積極作用。不應當有過多的、不恰當的結構和技術變革以及資本支出，要註意采用減少消費和改進現有技術的比較簡易的方法去提高生產率。這種看法稱為“基本需要論”。另一些發展經濟學傢如B.希金斯（1912～ ）等認為，基本需要論雖然重視基本福利，也著重考慮瞭窮國的特殊情況，但結構改革還是必要的。他們提出“一體化論”，其中心思想是，在制定發展計劃時，必須包括所有的投入，不隻是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還有科學研究、教育和營養條件，從而在相互作用的發展系統中的每一階段，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的質量都可以提高。同時，許多發展經濟學傢承認，早期單純追求增長速度的觀點是有片面性的，應當把收入的公平分配、經濟的穩定、勞動力的充分就業等都包括在增長和發展的目標之中。
⑤一般的、統一的理論逐漸為特殊的、具體的分析所代替。由於發展中國傢早期快速增長後出現瞭不少問題，發展經濟學傢們開始感到，用統一的理論和政策建議去指導各個發展中國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恰當的。應當根據各個國傢的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作具體的分析，提出切合實際的政策建議。一些發展經濟學傢如赫希曼把這種統一理論逐漸失去作用的情況，叫做“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停滯”。
評價 發展經濟學是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具有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固有的庸俗性質，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首先，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是新古典學派，依據的基本思想是傳統庸俗經濟學和以A.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的思想。
傳統庸俗經濟學和新古典學派對發展有三個基本觀點：①認為發展是漸進的、連續的、累積的過程，這種過程是通過邊際調節來實現的。價格機制是經濟調節，從而也是經濟發展的杠桿。用靜態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就足以論證經濟發展問題。②認為發展是和諧的、平穩的過程，是以自動的均衡機制為基礎的。在發展過程中，沖突之間會出現秩序，私利角逐中會出現協調。③認為繼續發展是可能的，其前景是令人樂觀的。隨著經濟的發展會出現橫向的“擴散效應”和縱向的“涓流效應”，從而經濟發展所得的利益會普及社會各個階層。總之，經濟發展被認為是一個無沖突、無飛躍、無質變的過程，它所要求的僅止於創造適當的刺激、完善市場的機制和起動會自行運轉的增長機器而已。新古典學派這種發展觀點，顯然不符合發展中國傢的客觀實際。事實上，市場機制起不瞭合理調節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利益並不能普及人群，貧困、失業、社會矛盾、資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現象在一些發展中國傢有增無已。除瞭前述對發展的基本看法外，發展經濟學也承襲瞭新古典學派的研究方法，並有意或無意地忽視瞭經濟發展的質的規定性。有一些發展經濟學傢，如以繆達爾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擺脫瞭新古典學派觀點的束縛，比較註意發展中國傢的社會經濟特點，從結構上、制度上進行分析，但他們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同傳統的以及當代的庸俗經濟學並無根本的歧異。
其次，以資本主義發達國傢的往日經驗來規范發展中國傢的經濟發展。那些主張一般的、統一的發展理論的學者們自然認為各國的經濟發展走的是一條共同的途徑，發展中國傢的發展模式和發達國傢的發展模式並無不同，就是采用經驗分析的學者也持有類似的看法。他們使用統計資料，把今日的發展中國傢的情況和發展前期的發達國傢相比，雖然發現兩者是有差異的，但又找到一些“規范化的事實”，並從它們推演出一個一般性結論。例如，結論之一是，在發展過程中首先要通過收入的不均分配以積累資本，促進增長，然後再實現公平分配。這無異說，發展中國傢應當而且必然走資本主義發達國傢走過的老路。
再次，從發達國傢的立場看待發展中國傢面臨的一些問題。在國際經濟舊秩序之下，發展中國傢在和發達國傢的經濟關系中處於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從而在貿易條件、商品出口、跨國公司投資各方面都遭遇著困難並蒙受損失。但一些發展經濟學傢卻往往從發達國傢的角度去解釋和辯護，從而模糊瞭是非界限。
盡管發展經濟學有上述的庸俗觀點，但也有一些有益的成份。它所分析研究的發展中國傢的發展經驗和教訓，其本身是有參考價值的。發展經濟理論中對一些局部的、具體的問題的分析，並非都是謬誤。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傢經濟的各個側面如人口、工業、農業、貿易、財政、金融以及教育等等，作瞭相當細致的研究，得到瞭一些值得註意的論點，如兩缺口模式指出瞭一個開放經濟利用外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發展極的概念說明瞭中心城市對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投資項目估價分析使人們認識到，利用資源時應當把眼光從項目本身的經濟效益擴大到社會經濟效益。發展經濟學中有一些學說和理論，與新古典學派並不一致，對它們應當區別對待。盡管新古典學派是發展經濟學的正統，但西方經濟學界還是有人能以動態的觀點從互相聯系的因果關系中去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提出瞭比較切合實際的主張。在發展經濟學的文獻中，還可以看到激進學派的理論。激進學派是作為主流派的對立面而出現的，在有關經濟發展的許多重要問題上，持有與新古典學派完全不同的觀點。例如，關於發展中國傢不發達的性質和根源，激進學派就提出瞭比較中肯的意見。
參考書目
G. Meier and R.Baldwin，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History Policy，John Wiley，New York，1957.
Herrick，Economic Development4th ed.，McGrawHill，New York，1983.
P. A. Yotopoulos and J.B.Nugent，Economics of Development，Harper & Row，New York，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