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生產恢復，社會安定，民族融洽，政治清明，人民安居樂業，國力日益強盛的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親歷隋末的社會大動盪，即位以後，勵精圖治，經常和大臣一起探求治國方略，討論怎樣迅速致治。他們以隋亡國為戒，實行一系列開明的政策和措施，很快就達到瞭致治的局面。貞觀君臣在討論的時候，針對現實問題，引經據典，結合歷史，不僅提出解決的辦法，還提出瞭許多很有意義的理論問題。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
唐太宗以隋煬帝拒諫飾非為鑒，認識到必須兼聽納諫，廣泛聽取各種意見，不偏聽偏信，才能成為一個明君。因此他十分註意聽取臣下的意見，在歷史上以勇於納諫而聞名。大臣敢於發表和堅持自己的意見，魏徵、張玄素等大臣，多能面折廷諍，提出瞭不少中肯的建議和批評，避免和糾正瞭很多錯誤，形成瞭上下一致，力求致治這樣一種古代少有的政治風氣。
貞觀君臣認識到，“非賢不理”，“用非其材，必難致治”，必須廣任賢良。根據舉賢任能的原則，唐太宗除瞭重用自己做秦王時的僚屬房玄齡、杜如晦，還引用原來太子李建成的幕僚魏徵、王珪和韋挺，後來又發現和起用瞭馬周、劉洎等，幫助他成就瞭貞觀偉業。太宗能做到舉賢不避仇，以誠信待下，信賞必罰，調動臣下的積極性。
唐太宗還厲行法治，要求一切以法為準。以變重為輕、務行寬簡的精神立法，慎重選擇執法官吏，盡量避免枉濫；自己率先遵守法制，執法不避親貴。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傢，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同時重視地方政治，慎擇刺史，吏治比較清明。
貞觀時期大辦學校，實行科舉考試制度，撰定五經義疏《五經正義》，修《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隋書》和《晉書》六史，並出現瞭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大書法傢和閻立本等有名的畫傢，文化有瞭很大發展。
唐朝政府除瞭按照《戶令》和《田令》，通過登記戶籍來確定農村居民的土地產權，還采取瞭避免不必要的戰爭，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鼓勵墾荒，註意救災，增加勞動力等一系列切實措施來促進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修復瞭關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又在關東、河東等地新修瞭一些水利工程。在農民的辛勤努力下，生產恢復，出現瞭連年豐收，谷價低廉，牛馬佈野，外戶不閉，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社會安定，社會升平的景象。行旅自京師至兩廣，自洛陽至山東，皆不需隨身攜帶糧食，可以沿途取得供應。入山東村落，行客過者必厚加供待，臨走時還會有饋送。
唐太宗還采取開明的民族政策，平定東突厥後，廣設羈縻府州（見羈縻州），安置降眾，不僅消除瞭北方的邊患，也緩和瞭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親吐蕃，為漢藏兩族間的友好交往開瞭先河，唐太宗對中國多民族國傢的發展作出瞭貢獻。
“貞觀之治”是中國歷史上可與漢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