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徵人口和生態環境相互關係的一對範疇，也是現代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之一。旨在回答在人類“主宰自然”的條件下，人口增長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以及生態環境變化對人口發展的反作用。合理協調人口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是謀求全體人口生活品質改善的關鍵。
生物與所處環境組成生態系統。這種系統，依靠與外界的能量、物質交換，維持著自身的結構與功能。生態系統的能量轉換與物質迴圈，在數量、位置、次序等方面有一定的秩序和限度，符合這種秩序序，促持一定的限度，系統的結構和功能處於穩定狀態，即所謂生態平衡。在未有人類幹預的自然生態系統內，自然力也可能破壞生態平衡，但通過生態系統的自身調節，通常能夠恢復協調與平衡。人類的出現，使生物圈增添瞭一個新的成員。人類作為生物進化的產物，並沒有失去生物的屬性，從這一點上說，人類是自然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但是，人不同於一般生物。人的社會性，使作為生物個體的人的力量，變成瞭人的社會力量。人類為瞭滿足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一步步從接受自然界的賜予，走向征服自然，從而導致生態系統發生深刻的變化。以人為中心的生態環境，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生態環境，而是經過人工改造的社會生態環境。
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隨生產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長而擴大加深。在采集、狩獵時期，人類直接從生物界取得衣食等生活資料。那時盡管人能制造工具，較之其他動物有不可比擬的優勢，但畢竟處於原始狀態，且人口總數少，對生態環境的威脅隻是局部的現象。進入農耕、畜牧時期之後，人類以農作和養畜來取得主要生活資料，改變瞭原來完全依靠自然界提供現成生活資料的局面，提高瞭土地的人口容量。增加著的人口，又要求開拓更多的耕地和草場，從而把自然生態系統向人工生態系統大大推進瞭一步。到瞭近代工業時期，科學技術突飛猛進，人類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不但強化瞭土地的農業利用，而且從自然界取得各種原料資源，發展瞭工業。工業向城鎮的集聚，使城鎮化程度日益提高。這就在人和生態環境的關系上產生全新的格局。在城市中，生態系統的生產者──綠色植物隻占據一小部分的空間，而作為生態系統的頂極消費者的人，卻高度密集。維持城市生態系統所需要的能量流和物質流，完全依靠強大的運輸手段從外部環境輸入，通過轉換輸出到外部環境中去。
繁衍著的人類在利用和改造生態環境中，一方面創造瞭光輝的業績，另一方面也表現瞭巨大的破壞力。即使是在采集、狩獵時期，一定區域內人群對動植物的濫捕亂采，也可以導致局部的生態滅絕。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在戰勝自然力的成就面前，產生瞭主宰自然的欲念。這種欲念的放縱，使人類對生態的破壞力達到瞭空前的程度。英國科學史傢李約瑟曾指出：“人主宰自然的狂熱，是歐洲科學思維中最有破壞性的一種”。時至20世紀末，全世界50多億人口向生態環境的求索，稍有疏忽，就會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超過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事實上，土地過度開墾、耕地過度利用、草原過度放牧、森林濫伐、海洋酷漁濫捕等等的生產行為，已引起水土流失、地力衰退、草原退化、森林覆被率降低、海洋水產資源萎縮，促使物種從生態系統中消減速度大大加快。據估計，在中生代末期，平均每1000年有一種鳥獸滅絕，而20世紀的80年中，平均每年就有一種鳥獸從地球上消失。工業對資源的過量開發，已經使一部分資源枯竭，甚至像可以循環利用的水資源，也因人口激增、工業污染、生活污染而感到短缺。工藝過程、運輸過程、生活過程所排放的廢物，以及施用農藥遺留在土壤中的殘毒，造成大氣、水、土壤環境的污染以及熱污染和噪聲污染。
生態環境的破壞，不僅損害生物界，而且危及人類自身。生態變化除影響人口容量，引起人口遷移和再分佈之外，對人口素質和人口再生產也帶來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污染給人口的發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平均壽命以及遺傳健康等方面都帶來不利的後果。
在人口和生態的關系上，一味追求原始生態平衡，是自然主義的表現，是不現實的。讓遍佈世界的人口向自然界肆意索取，則是對生態環境的蹂躪，最終要受到大自然的懲罰。人類隻能從控制人口和保護環境兩方面來協調人口與生態的關系。20世紀60年代全球性的人口猛增和環境惡化，喚醒瞭人類的理智，使人們認識到隻有廣泛提倡節制生育，治理和保護環境，才能使生態系統永續利用，人類得以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