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口發展及其規律，人口變數與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等變數之間相互關係的一門學科。
社會發展的歷史既是社會形態、社會生產力及相應生產關係發展的歷史，也是人口世代更替、人類自身生產不斷發展的歷史。人口發展是歷史發展的前提，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人口發展是人口數量和人口品質的對立統一運動，包括由人口出生、死亡而形成的人口自然再生產變動，人口遷移變動，社會構成變動，及制約人口變動的內在機制力量──人口結構及其變化；也包括人口品質量由低級向高級的運動。人口發展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規律的，決定人口發展及其規律的根本條件是生產力內在因素（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矛盾運動和生產關系的性質。
不論在哪一種社會形態下，作為社會生活主體的人口都是社會生產力的基本要素，也是一切社會關系的承擔者，其數量、質量、構成的變化總是與當時的政治、經濟、資源、軍事等方面的問題有密切關系。政治學傢、經濟學傢、社會學傢、統計學傢等都從各自的角度觀察和分析這些問題，特別是對作為社會存在和發展物質基礎的人類自身生產和物質資料生產相互關系問題尤為關註。正因為如此，人口學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過去分屬不同學科（如經濟學、社會學、統計學……），逐步形成一門比較完整的相對獨立的社會科學。
人口學大體由人口理論、人口統計學和人口分支學科（或應用學科）三大部分組成。每個部分又可作進一步的細分，如人口分支學科可分為人口經濟學、人口社會學、人口生物學等等。
詞源和定義 英語中的 demography是拉丁語demos（人民）和graphein（描述）兩字復合而成的，在1882年日內瓦國際衛生學和人口學大會上被正式認可。人口學一詞最早出現於法國人口學傢A.吉亞爾所著的《人類統計或比較人口學大綱》一書中。他在書中認為，人口學是關於人類或人口的一般變化和他們體質、文明、智力和精神條件的自然和社會的歷史或數學知識。20世紀30年代以後，人口學這一術語被廣泛使用於教科書中。
對人口學的定義，學者中有不同意見。西方人口學傢主要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將人口學定義為用實驗的、統計的、數學的方法研究人口規模、結構、分佈、變化（由出生、死亡，結婚、離婚，遷入、遷出組成）的科學。有人將此稱為形式人口學。也有人把形式人口學定義為關於人口變化及構成因素的計量和分析（特別是人口出生和死亡，以及作為人口變化內在因素的年齡、性別結構等），把它看作是人口分析技術。
另一種是將人口學理解為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人口學是研究人口規模、分佈、結構和變化的科學，即形式人口學或人口學分析。廣義人口學被理解為不僅包括狹義人口學所研究的人口變量本身的變化，還研究人口變量變化和其他變量（如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遺傳的、地理的等等）變化的相互關系。西方人口學傢P.M.豪瑟和O.D.鄧肯對狹義人口學和廣義人口學所下的定義為：人口學分析是關於人口變量及其變化的構成要素的研究。人口研究不僅與研究人口變量有關，而且還研究人口變量和其他變量（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生物的、遺傳的、地理的等等）之間的相互關系。
有人還將廣義人口學分為廣義和最廣義兩種。前者是把狹義人口學理解為隻研究人口自然變量（出生、死亡……）的科學，不研究人口的社會變量（如宗教、民族、語言……）和經濟變量（如人口的職業、行業、收入）。認為廣義人口學除研究上述內容外，還包括研究人口的社會、經濟標志。最廣義的人口學除包括廣義人口學內容外，還研究和人口學過程有關的問題（如人口對資源的壓力、人口不足問題、城市化問題）。還有人把人口學看作是對人類人口的數量研究。也有人把人口學籠統地定義為研究人口的科學。
蘇聯人口學界把人口學普遍地看作是：研究受社會歷史制約的人口再生產規律的科學。人口學在研究人口變化的諸因素與人口構成之間的相互聯系及決定這些變化的生活條件和社會關系的基礎上，既闡明人口運動的一般規律，也闡明這些規律在一定的具體人口總體中，在一定時間、地點、條件下表現的特點。蘇聯人口學者認為人口再生產恰恰是人口學研究領域的特殊性，人口作為生產力要素是歷史唯物主義和有關科學的研究對象，人口作為生產關系承擔者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將人口學定義為研究人口再生產的規律性不僅表明人口學研究的特征，而且也使人口學與其他科學區別開來。他們認為，人口再生產過程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僅指人口自然再生產過程；廣義人口再生產則是由人口自然變動、空間變動（遷入、遷出變動）和社會變動（社會構成、職業變動……）所形成的總和。
在蘇聯也有人把人口學看作是研究人口數量、結構和變化的科學。這一定義與西方的狹義人口學或形式人口學定義相同。
在歐美，人口學研究著重於以下幾個方面：人口資料的搜集和評價，人口學指標的計量、分析技術，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變化的數學模型，人口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人口城市化，老年人口問題，婦女與生育率問題，人口和教育問題，人口和生態平衡等。而對人口理論本身研究較少，有些人甚至否認有人口理論的存在。人口理論研究大都寓於經濟學和社會學之中。
人口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 人口學的產生和發展與其他科學有密切關系。作為人口學研究客體的人口，生物屬性是其自然基礎，社會屬性是其本質特征，因而人口學既與其他社會科學有密切關系，也與自然科學有密切關系。
人口學與經濟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法學、人類學、歷史學、統計學、地理學等社會科學都有聯系。人口發展及其過程常常為經濟因素所制約，甚至為經濟因素所決定。因而人口學研究人口再生產過程（出生率、死亡率的變動），研究人口發展規律時，離不開經濟學所闡述的基本原理，特別是研究人口和經濟相互關系時更是要直接借用經濟學的有關理論。
人口發展及過程為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發展的內在機制所制約和決定，因而人口學與社會學密不可分。觀察、分析決定人口發展的社會因素離不開社會學的原理和方法。
人口再生產變動情況為人們的婚姻、傢庭和生育等社會行為所左右，這些社會行為除由經濟因素左右外，也是在一定社會心理支配下的產物。社會心理學對分析婚姻、生育行為的變化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人口學在研究人口分佈、人口密度、人口遷移、人口城市化等問題時，要利用地理學的已有知識。在研究人口再生產的歷史過程時，與歷史學又有直接關系。研究古代人口狀況及發展時，還要依靠考古學、人類學的材料和論證。
統計學與人口學的關系更為直接，歷史更為悠久。人口學相當一部分來源於統計學，而且至今仍不斷汲取統計學發展的各種成果。
人口學與生物學、生態學、公共衛生學、遺傳學等自然科學以及數學的關系也非常密切。人口學在研究人口的出生、發病、死亡及變動時，要利用生物學、遺傳學、公共衛生學的有關原理和知識。人口學與這些學科的交叉、結合產生瞭一些邊緣學科，如人口生物學、人口生態學等。數學和人口學特別是與人口學方法的關系更為直接，大量數學方法被用於研究和分析人口現象及決定人口變動各因素的數量關系之中。
人口學的發展也促進瞭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統計學等學科的發展。經濟學無論研究勞動力的變化，還是研究市場需求的變化都離不開人口學的研究成果，經濟學借助人口學的研究成果擴大瞭和加深瞭有關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人口學對社會學的發展也有重要影響，社會學在研究婚姻傢庭、社區各人口年齡群體（少年兒童、青年、壯年、老年）的社會問題，以及社會結構和機制時都離不開人口學的研究。
學術界對人口學與經濟學、社會學的關系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國，多數人口學傢都把人口學視為社會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是根本。因此，不少人口學研究機構都設於社會學系之下。但也有不少學者是從發展經濟學的觀點研究人口問題的。在歐洲、日本、蘇聯等國多數學者把人口學更多地與經濟學聯系在一起。英國的人口研究所設於倫敦經濟學院之下，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設置於法國勞動部之下，蘇聯著名人口研究機構設於莫斯科大學經濟學系之下，日本大學的人口研究所也設於經濟學系之下。中國從50年代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起一直到70年代人口學的恢復和發展大都是在經濟學的背景下進行的。這與中國所面臨的人口問題主要是人口增長過多過快和經濟落後的矛盾相關。由於人口增長過快而導致糧食問題、就業問題、住宅問題、教育問題非常尖銳。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探索研究是否應該控制人口增長，也是從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這一現實矛盾出發的。70年代以來中國的人口學研究機構都設於經濟學系或學院之下是有其歷史原因的。還有的學者認為，人口學已具有與經濟學、社會學相並列的學科條件，它應成為一個與經濟學、社會學相分離而獨立的學科。
人口學體系 在劃分人口學內部學科體系上，學者中的觀點有所不同。例如，蘇聯學者將人口學視為一套知識體系，認為人口學包括以下幾個分支：人口理論；人口資料的搜集；描述人口學（對某一具體區域或國傢的人口年齡、性別構成，傢庭構成，人口過程的一般描述）；純粹人口學（研究人口現象、過程、構成的數量對比關系及在其影響下的人口增長），純粹人口學有時也稱為人口學的數學理論，有時也稱為理論人口學；人口分析（研究人口現象與決定人口現象的社會的、經濟的、社會心理的、生物的……之間的相互關系）。
西方學者普遍將人口學分為人口學分析和人口研究。前者包括：人口資料搜集、分析、評價，人口分析技術，即形式人口學或稱純人口學、理論人口學、數學人口學。人口研究包括人口經濟學、人口社會學、人口生態學等等。
7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將人口學體系歸結為三大組成部分：人口理論、人口統計學、人口應用學科（或分支學科）。這樣歸類是將人口學視為由理論、方法和應用學科組成的統一整體。
人口理論研究人口發展規律及人口和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相互之間的本質聯系。這一概括將人口學與以人口作為生產力要素為研究對象的生產力經濟學，與以生產關系為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相區別，也與以研究社會結構、社會機制變動的社會學相區別。在人口理論研究中使用分析人口現象本身或人口與其他現象之間相互關系的具體數量資料，但它是以發現其內在的、固有的規律性為己任，從而與人口學其他組成部分相區別。
人口統計學包括搜集、整理、評價、分析人口現象數量資料的方法、指標體系、分析技術和數學模式等。具體說來，包括用人口普查、抽樣調查、生命登記等方法搜集資料、評價資料，以及對人口現象和過程的數量關系具體描述的統計方法、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也包括研究人口現象內在純數量規律（如在一定年齡別的生育率和一定年齡別的死亡率條件下，必然形成一個穩定人口模式）。
人口學應用學科包括研究人口與其他現象之間相互關系的所有分支學科。這些學科都是邊緣性學科，如人口經濟學是人口學和經濟學的邊緣結合，人口生態學是人口學與生態學的邊緣結合。這些學科具有應用性質，對國傢戰略決策具有現實指導意義。
人口理論在人口學學科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其他人口學科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離開瞭人口理論的指導，運用人口學方法分析人口規模、結構、制約因素（如生育率、死亡率）及人口發展趨勢時，就會忽視甚至忘掉決定人口現象發生變化的社會經濟因素，陷入數字的汪洋大海之中，變成純數量分析，不能對人口變化作出科學的判斷。各門人口應用學科固然有其自身的具體理論和方法，但它們都不能離開人口理論提供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的指導。如人口經濟學研究人口變化和經濟變化的相互關系，就必須依據人口理論所闡明的物質資料生產和人類自身生產兩種生產相互關系的基本原理。在研究人口和資源相互關系時，也必須遵循人口理論所闡明的人口發展和社會發展相互關系的原理。在一定生產力的水平下，資源是有限的，它將限制人口及其生活質量。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在新的條件下又可建立人口和資源新的平衡。反過來，人口統計學和人口應用學科的發展也充實和豐富瞭人口理論內容，促進瞭人口理論的發展。利用人口統計對人口現象變化的數量觀察及對決定這一變化的社會經濟因素的分析，常常導致新理論觀點的出現。如歐洲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的歷史統計數據，提供瞭人口變化過程的統計描述。而人口理論則將其升華到理論高度，形成瞭人口轉變論。各人口分支學科研究成果，如人口經濟學關於生育率的經濟理論，人口地理學關於人口城市化歷史進程的描述，也都為人口理論所吸收，並更加理論化。
人口學的發展歷史 人口學一詞雖是由吉亞爾提出並開始使用的，但它作為一門學科，一般公認早在17世紀為J.格蘭特所創立。在1603年大鼠疫之後，倫敦每周公佈出生、死亡人數總計表，積累瞭豐富的人口自然變動的資料，格蘭特根據這些資料進行研究，於1662年發表專著《關於死亡表的自然的和政治的考察》。這被認為是人口學的第一部科學著作。有人譽稱格蘭特打開瞭人口學實驗研究領域之路。其主要貢獻有：發現瞭人口現象種種穩定的數量規律性，每一時期人口出生、死亡有其一定的數量規律，出生性比例（出生嬰兒性比例為14∶13，男孩略多於女孩）和死亡性比例的相對穩定規律，因一定死因而死亡的人數在死亡人數中保持一定穩定的比例等；根據每百名出生嬰兒陸續死亡的年齡編制瞭死亡表；正確地把生育率、死亡率和移民看作是人口變動的內在因素。更為重要的是格蘭特明確提出，人口研究的任務就是從對人口現象的數量研究中看到基本法則。
格蘭特的好友和合作者W.配第也被認為是人口學的奠基人之一，他主張將算術用於人口、經濟、政治的研究中。在《政治算術》一書中他提出用數字、重量和尺度來表達自己想說的問題。
繼格蘭特之後，比利時學者L.A.凱特萊把概率論引入人口研究之中，他肯定瞭大數定律在人口現象的數量規律性中的作用，並根據人口出生、死亡、結婚、性比例、體重等人口統計資料和犯罪統計資料，進行瞭人口學研究。18世紀末，現代人口普查首先在美國開始，之後普及到歐日各國，人口學的實際研究愈來愈為政府和學術部門所重視。凱特萊也試圖用數學方法觀察和研究人口規律和人口問題，他宣稱抑制人口增長的阻力與人口增長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維赫爾斯特應凱特萊的要求對此進行數學檢驗，發現“數理邏輯”的對稱曲線（即邏輯斯蒂曲線）可以說明凱特萊這一思想。這一假設當時並未受人註意。一直到1920年美國生物學傢、人口學傢R.珀爾和L.J.裡德重新發現這條曲線，才為人口學者所重視。有些人接受這一理論，認為人口是按邏輯斯蒂曲線形式發展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學者對此持疑義。18世紀尤勒曾設想，如果一個人口總體，分年齡組死亡率不變，增長率不變，就會有一個穩定的人口年齡分佈。19世紀後期列克西斯確立以凈再生產率為計算世代更替的尺度。在此基礎上，20世紀A.J.洛特卡確定瞭以數理定律為基礎的穩定人口的數學模式，發展瞭研究人口再生產各變量之間純數量關系的數學方法。
就人口理論的歷史淵源來講，人口思想古代早已有之，中國先秦時期的管子、孔子、商鞅、韓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都涉及有關人口問題的觀點，甚至提出人口和土地之間應有一個理想的比例的思想。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從城邦國傢的防務、安全和行政管理角度研究人口“適度”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興起，在古典經濟學派重商主義、重農主義著作中都探討過人口問題，但作為一門人口理論，應該從T.R.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算起。馬爾薩斯認為，人口在無所妨礙時按幾何級數增長，生活資料呈算術級數增長，兩者形成巨大的差額。隻有通過晚婚、不婚等道德抑制和罪惡、貧困、戰爭等積極抑制，才可能使人口增長與生活資料增長相平衡。馬爾薩斯人口論是作為反對W.葛德文和A.de孔多塞的理論而問世的。之後引起瞭巨大爭論，有贊成者，有反對者。反對者不僅來自馬克思主義，也來自其他各種學派。古典經濟學傢A.斯密、D.李嘉圖在他們的經濟學著作中都有有關人口理論的論述。新古典經濟學派創始人A.馬歇爾提出，人口增長是促使報酬遞增的因素之一，在比較先進的國傢裡人口增長是有利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立的以E.坎南為代表的適度人口論，認為平均生產率最高時為適度人口點，在此之前為人口不足，在此之後為人口過剩。J.M.凱恩斯從馬爾薩斯有效需求原理出發，根據英國的資料認為人口增長不足是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強調人口應該保持適度增長。經濟學派的人口理論被認為是人口理論的故鄉，人口理論產生之源。
K.馬克思、F.恩格斯在確立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科學體系過程中，深刻地批判瞭馬爾薩斯的反科學的人口論，確立瞭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的基礎。有人否認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的存在，理由是馬克思、恩格斯從未寫過一本有關人口問題的專門著作。但事實是，連歐美日和聯合國有關學者著的人口理論史中都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重要學派予以介紹和論述。
人口理論中的社會學派出現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它研究人口和各種社會因素之間的關系。其代表人物有É.迪爾凱姆和A.迪蒙。迪爾凱姆將人口研究作為社會形態學的一部分。他認為，社會發展和進步是人口數量增長、人口分佈變化及密度增加的結果。迪蒙提出“社會毛細管原理”，認為人們隻有少生孩子，才能在社會等級上晉升，正如由於毛細管的作用，水在細管中才能上升一樣。
在人口理論發展過程中，生物學派人口理論也占有重要地位。有人把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看作是生物學的理論，因為他以人口食欲和性欲的純生物學性質為前提，離開瞭決定人口生產和生活資料生產的社會經濟制度。作為生物學派人口理論的典型代表應該說是H.斯賓塞，他把生物進化論引入人口增長原理中，認為人既有保持個體生存的能力，也有繁殖新個體的能力，兩者成反比。個體保持力程度愈強，繁殖力則愈低。他認為這是上層階級比下層階級生育率低的原因。生物學派另一著名原理即所謂周期原理，認為人口像個人生命歷程一樣，有發展、成熟和衰退階段，人口生殖率像一條拋物線，由高到低，低到一定水平之後，新的移民或新的血緣進入原有群體，這時新的人口周期又將開始。有的生物學派用飲食變化來解釋生育力的變化，認為它們之間存在相反的依存關系。
中國人口學研究 中國古代特別是先秦人口思想極豐富，到瞭清代，洪亮吉的人口思想早於馬爾薩斯而提出。孫中山、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都從中國國情出發，根據各自的觀點闡明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看法。中國是最早有人口統計的國傢之一，西漢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有瞭正式的有關全國和分地區的人口數字記載。但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還沒有進行過科學的、全面的人口普查。在中國，現代人口學的建立和發展是從西方人口思想傳入後才逐步開始形成的，從20世紀20～30年代起，一批向西方學習的社會學傢開始傳播馬爾薩斯人口論，並搜集資料研究中國人口問題，陳長蘅、孫本文、陳達等人相繼出版瞭一批人口學著作。當時一些學者也進行瞭一些人口資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如南京金陵大學農經系和美國邁阿密大學合作進行的調查《近代中國人口統計的一項實驗》。這些早期的人口學研究，一方面揭示瞭中國當時確實存在的人口問題，並提出節制生育的主張。還有人認為，中國人口數以4億為宜。甚至有人提出節育救國之道。但他們當中有些人提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人口生育太多，人口過多，甚至說嬰兒的哭聲比帝國主義軍艦的炮聲更可怕，這是不科學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為全面發展科學的人口學創立瞭良好的政治前提。1953年劉少奇主持召開節育座談會，提出要節制生育。1956年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也明確提倡要適當節制生育。毛澤東在1957年也明確提出“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馬寅初於1954年就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長，在1958年發表瞭《新人口論》專著，分析瞭5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口自然增長率超過2％，這樣的人口增長速度與社會主義建設中糧食供給、積累資金、輕工業原料供給和發展科技發生矛盾，提出要搞節育控制人口增長的正確主張。陳達、費孝通、吳景超……等人也都發表論文提出控制人口的主張。但在當時“左”的思想影響下，1958年開展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使人口問題研究變成禁區，並使人口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發展中斷。
60年代鑒於城市人口增長過速，在城市開始提倡計劃生育。從1973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推行計劃生育，並明確確定“有計劃地增長的人口政策”。它的主要內容包括調節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調節人口出生率要求區別兩類地區，即在人口稠密地區實行晚婚和節制生育，當時提出“晚、稀、少”的要求。在人口稀少的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不實行節育政策。1972年中國恢復瞭在聯合國的席位後，陸續參與聯合國組織的各項人口活動。國內國際兩方面的動因，迫切要求在中國開展人口理論和對實際人口問題的研究。70年代初中期，人口理論有瞭較大的發展，人口統計和計劃、預測也都在實踐需要的基礎上得到重建和重視。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進一步打開瞭人口理論的禁區，並有瞭重大的突破，在肯定人口增長對社會生產力起加速或延緩作用的原理的基礎上，再次提出和論證瞭為解決生產力不發達、經濟落後和人口增長過多過快的尖銳矛盾，除大力發展經濟提高生產力外，還必須實行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的戰略和政策。中國人口學者從中國實際出發，重新探討和研究瞭物質資料生產和人類自身生產相互關系的原理，在理論上為實際工作既要抓經濟發展，也要對人口控制指出方向，並為研究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的關系開拓瞭道路。中國學者用科學的觀點分析西方人口轉變論，論證瞭人口再生產類型由低級向高級的轉變規律，以及在中國實現人口轉變的特征。
80年代開展瞭一系列大規模的人口調查，取得瞭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豐富的人口資料，這些資料的質量在世界人口普查史上是罕見的，從而也為人口研究創造瞭良好的條件。同時，中國學者在人口普查、人口抽樣調查的方法，以及整理資料電子計算機化等方面，都取得瞭自己的經驗，並逐步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有不少著作開始介紹西方現代人口分析技術，並在研究分析資料過程中，汲取西方人口學分析方法的長處，同時避免為分析而分析的弊病。更為重要的是，根據中國的條件逐步探索、創立瞭一些適合中國國情的方法，如根據晚、稀、少政策要求確定標準生育率法（實際上是由終身生育率轉換為時期生育率）來推測可能出現的人口趨勢，並在對現實人口狀況作分析的基礎上，提出瞭要實現政策要求而必須創造的前提條件。
80年代後半期以來，人口學研究范圍擴展迅速，涉及人口發展戰略、人口老齡化、婚姻狀況、傢庭規模和結構、人口遷移、小城鎮人口和人口城市化、人口素質、少數民族人口等等方面，取得瞭一批有價值的成果。對生育率、死亡率等人口變量及其決定因素的研究也比過去有瞭更為深入的發展。
人口學的最新發展與展望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60年代以來，人口學發展很快。在人口理論、人口學方法論、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相互關系的研究方面，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瞭新的發展。這種情況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出現的歷史條件密切相關：一是人口急劇增長(特別是發展中國傢)，這就要求對人口增長的原因和後果及其對世界發展的影響作更多更深的研究。二是世界各國不論是發達國傢還是發展中國傢都關心和研究“發展”問題，為此既需要有理論也需要有完善的方法，以研究人口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這裡所說的發展，包括社會、經濟、教育、衛生、生態環境等諸方面前進和變化的總和。三是由於某些發展中國傢缺乏直接的人口調查資料，根據間接數據推算生育率、死亡率參數的間接估計法應運而生並得到發展。
圍繞人口增長速度加速及人口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相互關系問題，在持有不同觀點的學者之間，展開瞭激烈的爭論。西方不少學者把發展中國傢的人口增長速度加快稱之為“人口爆炸”，宣稱這是發展中國傢貧窮落後的主要根源，是發展的最大障礙，並驚呼馬爾薩斯關於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的規律又重新出現。他們認為，如不對發展中國傢人口增長速度加以遏制，人類將面臨資源枯竭、環境污染加重、生態失去平衡、生活質量下降的可悲的境地。有人甚至持有世界末日的悲觀論點。美國學者B.埃爾利希的《人口爆炸》一書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作。70年代羅馬俱樂部所發表的《增長的極限》的報告也具有代表性。該報告把人口、糧食生產、工業化、不可再生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均視為按指數增長，運用系統動力學的原理和模型，對人口與上述因素的相互關系作瞭數學模擬，指出人口增長可能產生的惡果，作出人口、經濟、污染……均應零增長的結論。對羅馬俱樂部的報告，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報告尖銳地指出人口急劇增長可能帶來的嚴重惡果，提醒人們必須予以高度警惕，這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他們沒有充分估計科技進步和社會經濟發展調節人口增長的重要作用，持有過分悲觀的看法是不科學的。
與此對立的是持樂觀態度的學派。他們認為，絕不可忽視科技進步的力量，科技進步導致生產力發展，不可再生資源利用率大可提高，隨著新技術的發現，新資源也會不斷被發現，地球容納人口的能力不是固定不變的，可以解決人口增長與資源、糧食……之間的矛盾。而且，人口增長率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也會下降。把人口急劇增長看作會導致毀滅地球的悲觀論是不科學的。在人口問題上的悲觀論和樂觀論至今仍在進行爭論。
有不少經濟學傢和人口學傢認為，人口增長不會阻礙經濟發展，不會導致人均生產率的下降。他們指出，在發達國傢人口應有適度增長，有適度增長的人口，青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才占有適度的比重，這部分青年人口是創造投資市場需求和消費市場需求的動力。在發展中國傢，控制人口增長固然是解決人口增長和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辦法，但關鍵是要解決發展問題，隻要社會經濟發展瞭，人們發展智力的要求、改善個人和社會生活質量的願望強烈瞭，必然會導致人口增長率下降，緩和和改善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矛盾，促進社會的進步。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人口理論方面，適度人口論和人口轉變論有瞭新的發展，前者主要反映在A.索維所著的《人口通論》中，後者反映在F.W.諾特斯坦及其學生科爾等人的論文中。許多學者還用人口轉變論的基本思想來探索和研究發展中國傢人口出生率由高到低，人口自然增長率逐步下降的轉變前景。此外，對經濟周期和生育周期變動的關系，兒童價值和計量，人口投資及其計量模式等等，也都有不少很有價值的研究。
人口增長加速，對糧食、資源、污染、生態系統等方面產生巨大影響，引起瞭學者和政治傢的關心。與此相適應，這方面的研究著作也大量問世。除羅馬俱樂部的報告外，影響較大的還有：聯合國1973年出版的《人口趨勢的決定因素及後果》；美國人口增長和美國未來委員會編寫的報告，其中包括《人口學和人口增長的社會方面》、《人口學和人口增長的經濟方面》、《人口資源和環境》等6部；世界銀行1984年的《世界發展報告》；等等。這些著作對世界范圍或本國范圍內的人口與經濟、資源、生態的相互關系作瞭系統的研究，在理論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各自的見解。
60年代、特別是70年代以來，人口分析技術有瞭飛躍的發展，如寇爾生育指數，邦戈爾綜合生育模型，特別是利用間接資料推算人口生育、死亡等一系列參數的間接估計方法的發展，更加引人註目。這一方法首先在60年代為英國人口學傢W.佈拉斯所提出，之後又為其他人口學傢所發展。各種間接估計法現已達幾十種之多，已成為人口學方法中一門新學科。間接估計法所以得到迅速發展的土壤是，發展中國傢人口增長過多過速帶來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因而確定正確的人口政策，實行傢庭計劃成為不少國傢的實踐問題。發展中國傢為制定人口政策及研究人口狀況，需要掌握人口出生、死亡、年齡構成等人口再生產變化的較準確的資料。但有些發展中國傢（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缺乏或難以取得這方面的直接資料，不得不以各種調查所得的間接資料為基礎進行推導，從中得出有關數據。
人口學將隨著公眾和政府對人口問題日益關註而得到更加迅速的發展。當前不論發達國傢或發展中國傢都面臨一系列的人口問題。對發展中國傢來說，人口急劇增長妨礙瞭這些國傢更快地發展經濟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政府不得不采取相應的人口政策，從而要求深入研究人口增長及其與社會經濟具體條件的關系，科學地制定傢庭計劃的政策和具體措施；還要研究隨著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長得到控制，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以及可能產生的相應的社會經濟問題；研究隨著工業化、現代化的進程而發生的人口遷移及城市化特征等等。發達國傢人口老齡化問題已經十分突出，有新老勞動力更替，老年人的社會撫養和醫療保健，年輕一代人中出現的婚姻傢庭關系的新變化及其對今後人口增長趨勢的影響等等問題。發達國傢也非常關註非法移民與外籍工人對本國社會、經濟可能產生的各方面影響問題。歐洲已有一些國傢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零左右（在人口學界通常將人口自然增長率在±2‰之間擺動，視為人口零增長），有幾個國傢甚至出現負增長，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長此下去，不僅面臨人口更加老齡化問題，也面臨勞動力短缺，特別是人口絕對數下降從而關系到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可見，人口變化對社會、經濟、生存環境的影響，是發達國傢和發展中國傢共同關心而必須繼續深入研究的課題。
參考書目
劉錚主編、李競能副主編：《人口理論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85。
Population Dirision：The Determinɑnts ɑnd Consequencs of Populɑtion Trends.United Nations，New York，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