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複

嚴複

　　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派思想傢，變法運動中維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字又陵，又字幾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青年時代曾被清政府派往英國皇傢海軍學院學習，回國後長時期在清政府北洋海軍的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任職。他翻譯過多種西方國傢傢的學術著作，是中國近代第一個系統地介紹“西學”即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人。

　　嚴復的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他所翻譯的A.斯密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嚴譯名《原富》）的“譯事例言”和“按語”中。該譯本於1902年出版，這時正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獲得初步發展的前夕。嚴復的經濟思想典型地體現瞭當時一些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資興辦新式工商業的要求。

　　宣揚經濟自由主義　嚴復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是直接用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作為理論武器，為發展民族工商業的要求服務。他自稱所以首先翻譯斯密的這部著作，就是為批判清政權壓制私人資本的政策提供思想武器。因為斯密所指斥的“當軸之迷謬”，也是清朝廷“言財政者之所同然”。他宣稱隻有個人最瞭解自身的利益，因此，隻有給個人以從事經濟活動的充分自由，才能“利民”，隻有“利民”，才能使國傢富強。他猛烈抨擊洋務派對新式工業的國傢壟斷，尤其是洋務派的官督商辦形式，是對人民的掠奪和對國傢資財的極大浪費，並使國傢在經濟上愈來愈“仰鼻息於西人”，從屬於外國資本勢力。

　　對傳統的“本末”論和“奢儉”論的改造　嚴復用中國固有的“本末”范疇來分析農業和工商業之間的關系，認為“地為百產之宗”，隻有在農業中才能產生出“贏”（剩餘），農業中的“贏”是工商業得以獨立存在的“本”（基礎）。同時，他又認為工商業也是維持人們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並且對農業有促進作用，如果工商業不發達，農產品無法銷售，農民會陷於破產以至拋棄土地而去。因此，他堅決反對封建主義的“重本抑末”論，強調工商業和農業“於國為並重”。

　　嚴復用傳統的“奢儉”范疇來說明積累和消費的關系。他認為儉所以可貴，是因為儉可以“有所養”、“有所生”，否則，就不僅不可貴，而且是“財之蟊賤”。他所說的“有所養”、“有所生”的“儉”，是指把消費節餘下來的財富積累起來，作為擴大再生產的基金，進行資本的增殖。

　　嚴復還認識到消費對生產也有促進的一面，在一定條件下增加消費可以擴大商品的需求，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和資本的積累。因此，“儉”和消費的增長並不總是不相容的。他堅決反對傳統的“黜奢崇儉”論，而提出瞭“母財（資本）支費（消費）相酌劑為盈虛”的“理富之術”，主張在不影響資本積累的增長和生產擴大的前提下適當增加消費。

　　由此可見，嚴復雖然繼續使用著“本末”、“奢儉”等中國固有的經濟范疇，但他用以分析、說明的已不是封建主義的經濟關系，而是資本主義的農業和工商業關系以及消費和資本積累之間的關系瞭。

　　嚴復的其他經濟思想　在利潤率和利息率的關系上，嚴復認識到，隻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利息才是利潤的一部分，利息率才受平均利潤率的限制；資本主義以前的高利貸資本的利息率，是不受利潤率限制的。

　　嚴復還談到：一定量的貨幣積累，隻有在“相督”（役使和剝削雇傭勞動）時才能夠保持和增殖自身，否則就隻能為它的所有者作為消費基金而“坐食立盡”。

　　但是，嚴復在大多數經濟理論問題上，並未接受斯密的合乎科學的見解，而是接受瞭庸俗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例如，他用供求論來解釋價值，用“監督工資”論來說明利潤等等。在地租和土地問題上，他更一反古典學派仇視土地所有者的立場，贊美擁有土地的地主既可享受地租和地價暴漲的利益，使自己“所收日多”，又可享受“有地之榮”，以抬高自己的身份和社會地位，這是比開辦工商業更為有利的投資方式。這種論調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封建主義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一個明顯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