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天文學在中國發生和發展的分支學科。中國是世界上天文學發展最早的國傢之一，數千年來積累瞭豐富的觀測資料，是古代自然知識體系的帶頭學科，為中國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瞭重要貢獻。它萌芽於新石器時代，可追溯到4500年以前，至戰國秦漢期間（前475～220）形成瞭以曆法和天象觀測為中心的完整而富有特色的體系。之所以形成這樣的特色，又是和中國傳統天文學由皇傢主持分不開的，而後者又是在天人感應和天人合一思想支配下高度的中央集權制所必需的。
<以元代的授時歷(1280)為標志，中國傳統天文學發展到最高峰。進入明代以後有約200年的停滯。萬歷年間(1573～1620)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實學思潮的興起，以及歷法的失修，社會對天文學產生瞭新的要求。此時正逢耶穌會士東來，隨著西學東漸，中國傳統天文學開始同西方天文學融合。1859年李善蘭和偉烈亞力合譯英國J.F.赫歇耳的《談天》，中國人得以窺見近代天文學的全貌。1922年中國天文學會成立，1934年紫金山天文臺建成，標志著現代意義上的天文學在中國誕生。然而真正的發展，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許多領域取得瞭許多令人矚目的成績。
萌芽時期：從遠古到西周末（前770年以前） 1960年在山東莒縣陵陽河一帶出土的距今約4 500年的四個陶尊上都有一個符號，它由日、月、山組成，有人釋為“旦”字。據實地勘察，在陵陽河遺址的東方，有個寺崮山，此山由五峰南北相連，每逢春分前後的早晨，太陽由中峰方向升起，如遇到殘月偕日出，就能看到陶文表示的景象，大約每隔四五年有一次。因此，它可能是古人借助自然標志確定春分的真實記錄，並且能和《尚書·堯典》中的“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聯系起來。
《堯典》雖系後人所作，但它反映瞭遠古時代的一些史實，當無疑問。除觀測日出方向來定季節外，還觀測黃昏時的南中星來定季節。《堯典》說，一年為366日，分為四季，用閏月來調整季節。更重要的是，《堯典》確定瞭天文觀測是皇傢關心的重要政事。比《堯典》晚的《夏小正》可能反映瞭夏朝的一些天文歷法知識，除註意昏中星以外，還註意到黎明時旦中星的變化，以及北鬥鬥柄每月所指方向的變化。
1899年以後，在河南安陽殷墟陸續出土的為數眾多的甲骨文，把中國商代的歷史奠基於磐石之上。在甲骨文中有五次月食記錄，使夏商周斷代工程可把商王武丁的在位年代確定在公元前1250年至前1192年之間。甲骨文中還有新星記錄：“七月己巳夕，
有新大星並火”。
比甲骨文稍晚的是西周時期（前11世紀～前8世紀）鑄在銅器（鐘、鼎等）上的金文。金文中有大量關於月相的記載，但無朔字。最常出現的是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對這些術語有種種不同的解釋，但除初吉之外，其他幾個都與月相有關，則無異議。對於這些月相的解釋不同，所排出的西周歷譜也就有所差異。
作為中國陰陽合歷的關鍵詞“朔”，到西周晚期的《詩·小雅·十月》篇中才出現：“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不但記錄瞭一次日食，而且表明那時以日月相合（朔）作為一個月的開始。一些人認為，這次日食發生在周幽王六年，即前776年；也有人認為發生在周平王三十六年，即前735年。
《詩經》時代天文知識已相當普及。明末顧炎武在《日知錄》裡說：“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他列舉的四件事中，有三件都出自《詩經》，那就是“七月流火”、“三星在戶”和“月離於畢”。
《詩經》中雖沒有完整的二十八宿記載（見三垣二十八宿），但在反映西周王朝制度的《周禮》中已有明確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劃分。可以說到西周末期，中國傳統天文學已初具規模。
體系的形成：從春秋到東漢（前770～220） 從前770年到前476年稱為春秋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傳統天文學從觀察到數量化的過渡階段。《禮記·月令》雖是戰國時期的作品，但據近人研究，所反映的是春秋中葉（前600年左右）的天文學水平。它以二十八宿為參照物，系統地給出瞭每月月初的昏旦中星和太陽所在的位置，並且載明君主每月應該進行哪些儀式和活動，使中國傳統天文學的政治化傾向更加明顯。
《春秋》和《左傳》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歷史文獻，其中有大量的天文資料。《春秋》記載瞭37次日食，經過現代方法的核算，證明其中31次是可靠的。《左傳》中有兩次“日南至”（冬至）記載（一次在前654年，另一次在前521年），間距為133年，而天數為48 758日，合一年為365又33/133日。為簡便起見取尾數為1/4。凡以這個數字為回歸年長度的歷法，都叫四分歷。在漢武帝於前104年頒佈太初歷之前的古六歷都是四分歷，之所以有不同的名稱，或因行用的地區不同，或因采用的歲首不同，名稱並不代表時間的先後。因為四分歷采用一回歸年為365日，而太陽在恒星背景上每年移動一周（從冬至點到冬至點），所以也就規定圓周為365度，太陽每天移動一度。這個制度構成瞭中國傳統天文學的一個特點，一直沿用到17世紀。這裡也牽涉到中國傳統天文學的另一特點，即確定回歸年長度的“日南至”是用圭表測影的方法得到的。圭表在中國古代始終被當作主要的天文儀器之一，歷代不斷致力於技術上的改進，而在西方相對來說，圭表使用得較少。
隨著觀測資料的積累，戰國時期（前475～前221）開始有天文學的專門著作出現。魏國的石申著有《天文》8卷，齊國的甘德著有《天文星占》8卷。根據唐代人的輯錄，在石申的著作中有121顆恒星的坐標位置，是世界最早的星表；在甘德的著作中有關於木星衛星的觀察，比伽利略早2 000年。
在戰國時期形成的中國古代哲學的三大范疇（氣、陰陽、五行）影響到傳統天文學的各個方面。《莊子·天運》和《楚辭·天問》提出瞭一系列具有深刻意義的問題，比較重要的有兩個：一是宇宙結構如何，它的運行機制怎樣；二是天地如何形成和演化。對這兩個問題的深刻探討到今天也沒有結束。為瞭回答第一個問題，戰國時期出現瞭蓋天說，到漢代又有渾天說和宣夜說等的出現。對於第二個問題，漢代的《淮南子·天文訓》一開頭就用“氣”的思想回答：宇宙最初是一團混沌狀態，既分之後，輕清者上升為天，重濁者凝結為地，天為陽氣，地為陰氣，二氣相互作用，產生萬物。這個觀點被後代許多學者繼承和發展，是中國古代天體演化學說的主流。
《淮南子·天文訓》（成書於前160年左右）的重要性還在於，它賦予天文學以突出的地位，在一部著作中專章敘述。司馬遷繼之，在《史記》中專設兩章：《天官書》講天文，《歷書》講歷法，歷代修史無不援引此例，這對中國傳統天文學能夠持續發展並把觀測記錄保存下來，起瞭不可磨滅的作用。
《淮南子·天文訓》第一次列出瞭二十四節氣的全部名稱，其順序和現今通行的完全一致。二十四節氣分十二節和十二氣，彼此相間，是中國歷法的陽歷成分，“朔”是陰歷成分，用“閏”來調整陰陽二歷，構成瞭傳統歷法的特色。漢武帝於元封七年（前104）頒佈的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建寅）以遇到沒有中氣的月份為閏月，使季節與月份配合得更合理，是歷法的一大進步。
太初歷是有完整文字記載的第一部歷法，經過劉歆修改，以三統歷的形式保存在《漢書·律歷志》中。它奠定瞭中國數理天文學的格局：①太陽系內七大天體（日、月、五星）的觀測及其運行規律的研究；②恒星位置的觀測；③日月交食的計算、預報和觀測；④二十四節氣的推算；⑤測時、守時、授時系統的規定和各種技術的改進。其中關於日食的計算特別重要，它是判定一部歷法好壞的重要標準。《漢書·律歷志》說：“歷之本在於驗天”，意即在此。歷法雖是由皇帝頒佈的，但他作選擇時不能違背這條標準，這就保證瞭它隻能向精密化的方向發展。
太初歷在使用瞭188年以後，由於所采用的回歸年和朔望月的數值偏大，長期積累的誤差已很顯著，於是在東漢元和二年(85)又改用四分歷，但這並不是復舊，僅隻是又采用瞭365日為回歸年的長度，在其他方面則大有改進。在實行四分歷的過程中，發現月球的近地點運動很快，每月移動三度多，九年後又回到原來位置，於是提出九道術來處理這一問題。
公元123年發生瞭一場大辯論，劉愷等80餘人主張恢復太初歷，李泓等40餘人主張繼續使用四分歷，雙方的論據都是“讖緯”神學，張衡等少數人勇敢地站出來，認為這樣的立論根本是錯誤的，歷法的討論不應以是否合乎讖緯為標準，而應以天文觀測的結果為依據。他和周興的觀測結果以九道術最為精密。最後，尚書陳尚忠在作總結時，采取瞭折中態度，結果是繼續使用四分歷，但九道術未被采納。九道術到劉洪的乾象歷(206)中才得以采用。
張衡是和托勒玫同時代的人物，在天文學和地學方面都有卓越的貢獻。在地學方面，他以發明候風地動儀聞名於世。在天文學方面，他的《靈憲》和《渾天儀·圖註》是兩部經典著作。前者是早期天體物理學方面的著作，其認識水平在其後的1500年間未有實質性的超越。後者是為制造渾儀而寫的說明，具有球面天文學性質，是中國古代宇宙論的標準模型——渾天說的代表作。
除觀測用的渾儀以外，張衡又在耿壽昌發明的演示儀器渾象的基礎上制成漏水轉渾天儀，開創瞭用水為原動力來驅動代表天象和時間的表演儀器的先河，後經唐代一行和梁令瓚、宋代蘇頌和韓公廉的發展，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鐘。
繁榮發展時期：從三國到五代(220～960) 與歐洲在公元5世紀進入持續千年之久的中世紀形成鮮明的對比，中國在漢朝以後雖然有一段分裂局面，但未影響到天文學的發展，而唐朝(618～907)則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帝國，在天文學方面也以一行《大衍歷》的完成形成瞭一個高峰。
東晉虞喜發現歲差，南朝祖沖之把它引進歷法，將恒星年與回歸年區別開來。祖沖之的兒子祖暅，發現過去人們當作北極星的紐星已離開實際上的北極一度有餘，從而證明北天極常在移動，古今有不同的北極星。
北齊張子信於公元565年前後在海島上發現瞭太陽運動不均勻性、五星運動不均勻性和月球視差對日食的影響，並提出瞭相應的計算方法。這三大發現雖晚於希臘，但在中國天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並迅速被眾多的歷法承認和應用。
一行進一步發現：行星的軌道與黃道有一定的交角，行星的近日點也在移動，並且提出瞭計算近日點的方法。他又以近日點為起算點，每經15°給出一個五星實際行度與平均行度之差的數值表格。在這表格中四次差等於零，也就是說，行星運動的快慢變化不是等加速或等減速的，應該用三次內插法來計算。他還進行瞭恒星位置的觀測，發現有150多顆恒星（包括二十八宿的距星）的位置和前代有所不同，現在知道，這些變化主要是由歲差引起的，一行雖未給出任何解釋，但這一發現其意義是很大的，宋元時期頻繁的恒星位置觀測便與之有關。一行不但測天，而且測地。他大相元太和南宮說等人分別出發到13個地方測量當地的北極高度和二分二至時中午日影的長度。13個地方分佈面很廣，最北到鐵勒（今俄羅斯貝加爾湖附近），最南到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最有意義的是：南宮說在河南平原上滑縣、開封、扶溝、上蔡四個地方（這四個地方幾乎在同一經度線上），不但測量瞭日影長度和北極高度，還用測繩丈量瞭這四個地方的水平距離。結果發現，從滑縣到上蔡的距離是526.9唐裡，但夏至時日影已差2.1寸，從而徹底否定瞭“日影千裡差一寸”的傳統假設。不但如此，一行又把南宮說和其他人在別的地方觀測結果相比較，發現影差和南北距離之間的裡差根本不存在線性關系。於是他改用北極高度（實際上即地理緯度）差來計算，從而得出，地上南北相去351.27唐裡（約129.22千米），北極高度相差一度。這個數值雖然誤差很大，但卻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線實測。
在有瞭緯度概念以後，一行又創九服影長、晝夜漏刻和食差計算法，打破瞭傳統歷法中這三項計算僅限於某一地點的局面，使歷法具有使用於全國各地的普適性。在一系列創新的基礎上，一行等人完成的《大衍歷》於公元729年頒行全國。《大衍歷》全書共計52卷，特別是其中的“歷經”一卷，分七章，結構合理，邏輯嚴密，成為後世歷傢編次的經典模式。
繼《大衍歷》之後，在晚唐和五代時期有兩部歷法比較重要。一是長慶二年(822)頒行的《宣明歷》，一是建中年間(780～738)流行於民間的《符天歷》。宣明歷在日食計算方面提出瞭時差、刻差、氣差三項改正，把因月亮地平視差而引起的改正項計算向前推進瞭一步。這部歷法傳到日本，從862年頒行，一直使用瞭823年，是世界上使用最長的歷法。符天歷有三項改革：一是廢除上元積年；二是以10 000為共同分母，表示數據的奇零部分；三是以雨水為歲首。前二項均有進步意義，為元代的授時歷所采用。
盛極而衰：從宋初到明末(960～1600)在以理學為旗幟的新儒學精神的影響下，北宋時期(960～1127)中國傳統科學發展到瞭頂點，具有世界意義的三大發明（火藥、印刷術和指南針）就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天文學也取得瞭輝煌的成就：
①記錄瞭1006年和1054年出現的超新星，尤其是後者，成為20世紀天文學研究的前沿陣地。在它出現的位置上遺留瞭一個蟹狀星雲，在蟹狀星雲的中心又有一個脈沖星。
②建造瞭六架大型觀測儀器（渾儀），每架重量都在10噸左右。利用這些儀器進行過七次恒星位置觀測。尤其是元豐年間(1078～1085)的觀測，以兩種星圖的形式被保存下來；一是刻在石碑上，這就是現存的蘇州石刻天文圖；另一是繪在蘇頌(1020～1101)的《新儀象法要》中。
③《新儀象法要》是為元祐七年(1092)制造的水運儀象臺而寫的說明書，它不但敘述瞭150多種機械零件，而且還繪有60多張圖，這為研究古代儀器制造提供瞭很大的方便。水運儀象臺有一套機械裝置被認為是近代鐘表中擒縱器的雛形，而把機械傳動裝置結合使之與天球作同步旋轉又是近代望遠鏡轉儀鐘的始祖；這座儀器上部觀測室的屋頂可以摘下，又是近代天文臺活動屋頂的先聲。蘇頌和韓公廉在完成水運儀象臺之後，又制瞭一架渾天象，其直徑大於人的身高，可讓人進入內部觀看。在球面按各恒星的位置鑿有一個個小孔，人在裡面看到點點光亮，儼然天上的星辰一般，這又是現代天象儀的先驅。
蘇頌同時代的沈括以《夢溪筆談》一書，被譽為中國的達·芬奇。他編制的“十二氣歷”是一種純陽歷，比現在世界通用的格雷果裡歷還完美，但由於傳統習慣，一直未能實行。1074年他在制造渾儀時省去瞭白道環，這是中國渾儀在唐代達到復雜化的高峰以後，由繁入簡的開始，元代郭守敬沿著這一方向繼續前進，就有簡儀的發明。
簡儀是對中國傳統的赤道式渾儀進行革命性的改革而成的，它的設計和制造水平，在世界上領先300多年，直至1598年歐洲天文學傢第谷發明的儀器才能與之相比。
除簡儀外，郭守敬等人還發明瞭仰儀、景符、正方案等10多種其他儀器，並且利用新的儀器進行瞭一次空前規模的觀測工作：南起北緯15°、北至北緯65°范圍內共設立瞭27個觀測點（比唐代多一倍）測量其緯度，並在北緯15°～65°之間每隔10°設立一個觀測站，觀測其夏至日影長度和當天的晝夜長短。
在大量觀測和研究的基礎上，郭守敬等人於1280年制成授時歷並於次年起實行。授時歷對一系列天文常數進行瞭精確的測定，在數學方面應用瞭三次內插法和類似球面三角學的弧矢割圓術。
授時歷在元朝滅亡之後，被繼起的明朝繼續使用，隻是把名稱改為大統歷，一直用到1644年清軍入關為止。
中西天文學的融合：從明末到鴉片戰爭(1601～1840) 在中世紀，歐洲古典天文學曾兩次獲得傳入中國的機會：第一次是唐朝，瞿曇悉達翻譯《九執歷》(712)，這次是以印度人為媒介；第二次是元朝的紮馬魯丁的《萬年歷》(1267)和明朝貝琳的《七政推步》(1477)，這次是以阿拉伯人為媒介。第一次幾乎未引起什麼反響，第二次境遇要好一些，但也影響不大。明末清初發生的第三次，則改變瞭中國傳統天文學的面貌。
從明初(1368)開始，中國傳統天文學進入瞭一個低谷，很少創造發明。到瞭萬歷年間，伴隨著經濟史學傢所稱的資本主義萌芽和思想傢所稱的實學思潮的興起，以及歷法因年久失修，天象預報屢次出錯等因素，人們對天文知識有瞭新的需求。就在這個時候，歐洲耶穌會士東來，他們瞭解到中國對於科學技術的追求遠大於對宗教的興趣，而天文學在中國政治文化中具有特殊地位，於是他們決定瞭“學術傳教”的方針。利瑪竇在經過八年與中國各界人士廣泛接觸以後，於1601年1月來到北京，獲準朝見萬歷皇帝，在“貢獻方物”的表文中即表示瞭參與天文歷法工作的心願。此後，來華耶穌會士與中國學者合作編譯的天文著作有《渾蓋通憲圖說》(1607)、《乾坤體儀》(1608)、《簡平儀說》(1611)、《表度說》(1614)、《天問略》(1615)、《遠鏡說》(1625)、《寰有詮》(1628)等。
中國學者除參與翻譯介紹歐洲天文儀器和宇宙論方面的知識以外，還向耶穌會士們學習歐洲天文學的計算方法，因而徐光啟得以用西法預報1610年12月15日和1629年6月21日的兩次日食，從而證明西法優於大統歷，使明朝政府決心改歷。1629年秋，由徐光啟在北京宣武門內組成百人的歷局，聘請具有天文學造詣的神職人員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參加編譯工作。經過五年的努力，成書137卷，名曰《崇禎歷書》。《崇禎歷書》的實用公式、重要參數和大量天文表都以B.第谷的天文學體系為基礎，並未超出J.開普勒發現行星運動三定律之前的水平，隻有個別地方例外。
《崇禎歷書》於1634年編成以後，繼續受到守舊勢力的阻撓，爭論不休，經過八次天象預報和實測的比較，至1643年西法終於以“精密”獲勝。次年正月，崇禎皇帝下令將西法歷書改名大統歷，頒行天下。然而，不到兩個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垮臺。
1644年夏，清軍入關後，湯若望把《崇禎歷書》刪改壓編成103卷，更名《西洋新法歷書》，進呈清政府。清政府任命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用西洋新法編算下一年的民用歷書，名曰《時憲歷》。從此，除瞭在康熙三年到七年(1664～1668)因楊光先的控告，湯若望一度被軟禁外，直至道光六年(1826)為止，清政府都聘用歐洲傳教士主持欽天監。這期間欽天監的主要工作有：南懷仁於1669～1673年主持制造瞭六件大型第谷式天文儀器，並編寫瞭一部詳細的說明書《靈臺儀象志》，這些儀器現存北京古觀象臺；編成《歷象考成》(1722)和《歷象考成後編》(1742)；編成《儀象考成》(1752)。在傳教士離開以後，中國天文工作者又於1844年編成《儀象考成續編》。
在清初還有一批民間天文學傢，他們嚴謹治學，無論是西學還是中學，都細心鉆研，有所批判，有所發展，在中西天文學的融合上，作出瞭應有的貢獻。著名的有薛鳳祚、王錫闡和梅文鼎。特別是王錫闡，他的《曉庵新法》(1663)和《五星行度解》(1673)成就頗高。前者在風格上像一部傳統歷法，但內容上有很多創新，比以前的中西天文學都有所前進。後者是在第谷體系的基礎上，推導出一組新的計算行星位置的公式，計算結果準確度較前為高。有人認為，以王錫闡為代表，中國在這一時期發生瞭一場有限度的天文學革命。
近現代天文學的發展(1840～2002) 1543年N.哥白尼《天體運行論》出版，標志著近代天文學的誕生。這部書被早期來華的傳教士帶到中國，但是書中的主要內容卻未向中國學者介紹，直到1760年法國耶穌會士蔣友仁向乾隆皇帝獻《坤輿全圖》時，在圖四周的說明文字中，才肯定瞭哥白尼學說是唯一正確的，並介紹瞭開普勒定律和地球為橢球體的事實。但是，這幅《坤輿全圖》連同此前不久傳入的演示哥白尼學說的兩個儀器，都被鎖在深宮密室之中。中國人真正瞭解哥白尼學說的偉大意義和近代天文學的面貌還要再等99年，李善蘭與偉烈亞力合譯《談天》(1859)以後。
《談天》原名《天文學綱要》，是英國天文學傢J.F.赫歇耳的一本通俗名著，全書共18卷，系統地總結瞭19世紀中葉之前的近代天文學成果，不僅對太陽系的結構和運動有比較詳細的敘述，而且也介紹瞭有關恒星系的一些內容。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善蘭為這個中譯本寫瞭一篇戰鬥性很強的序言，批判瞭反對哥白尼學說的奇談怪論，聲稱“餘與偉烈君所譯《談天》一書，皆主地動及橢圓立說，此二者之故不明，則此書不能讀。”此書首版15年後，徐建寅又補充瞭歐洲天文學的最新成果，加以再版，為中國近代天文學的發展打下瞭思想基礎。
但是，近代天文學的發展與古代不同，它需要精密的儀器和昂貴的設備，這些基本物質條件，非一般學者個人所能擁有，而搖搖欲墜的清政府，連向列強賠款都來不及，根本無暇顧及此事。1900年八國聯軍搶劫以後的清政府欽天監已經名存實亡，隻剩下一項頒佈民用歷書的工作。
1911年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將欽天監更名為中央觀象臺，任命在比利時佈魯塞爾大學獲博士學位的高魯為臺長。高魯到職後，勵精圖治，銳意革新：①采用公歷，在頒佈的民用歷書中，將過去“皇歷”中所有迷信成分一律刪除；②建立天文、歷數、地磁、氣象四科，向國內外延攬人才，準備現代化建設；③出版專業刊物《觀象叢報》(1915)；④創辦中國天文學會。
中國天文學會成立以後，國人自辦的天文機構陸續誕生。1926年中山大學數學天文系成立，1929年該系建成教學天文臺，1947年天文獨立成系。1928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並籌建中國第一座有現代設備的天文臺——紫金山天文臺。1934年天文臺建成，不久抗日戰爭爆發，機構內遷昆明，雖然在那裡建立瞭鳳凰山天文臺，但研究工作進展不多。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國科學院將原天文研究所改名為紫金山天文臺，將鳳凰山天文臺改名為昆明天文工作站，連同青島觀象臺（1898年德國人創辦），以及從法國人手中剛接管的上海徐傢匯觀象臺和佘山觀象臺，均交紫金山天文臺領導。1952年，教育部又將中山大學天文系和齊魯大學天算系（1880年德國人創辦）合並為南京大學天文系。南京成瞭中國天文事業的中心，而紫金山天文臺成瞭天文界的龍頭。
從1958年北京天文臺和南京天文儀器廠籌建開始，形勢有所改變，這兩個機構直屬中國科學院。此後，其他機構也相繼脫離紫金山天文臺，成為上海天文臺(1962)、雲南天文臺(1972)，直屬中國科學院。再加上1966年開始籌建的以時間工作為主的陜西天文臺，到20世紀80年代初，形成五臺、一廠、三系（南京大學天文系、北京師范大學天文系、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天體物理專業）、三室（中國科技大學天體物理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能天體物理研究室、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數學天文學史研究室）、四站（武昌時辰站、烏魯木齊天文站、長春人造衛星觀測站、廣州人造衛星觀測站）和一館（北京天文館）的格局。
到2001年，隨著中國科學院創新、改革的高潮，又將北京天文臺、雲南天文臺、烏魯木齊天文站、長春人造衛星觀測站和南京天文儀器廠的研究部分合並為國傢天文臺，將陜西天文臺改名為國傢授時中心，又與幾個高等學校聯合成立瞭研究中心。到2002年為止，中國已有五大觀測基地（北京懷柔，河北興隆，上海佘山，青海德令哈，烏魯木齊南山）和七大實驗室（LAMOST工程、空間天文技術、毫米波和亞毫米波、天文光學技術、大型射電望遠鏡、VLBI、天文光學和紅外探測器）。
1955～2001年有15人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人被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1人被選為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副主席。1982～2001年，共獲得國傢科技進步獎一等獎5項，二等獎11項；國傢自然科學獎二等獎5項。
展望 ①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LAMOST)，總投資2.35億元，2004年已安裝完畢。②直徑1米的太陽空間望遠鏡(SST)正在組織技術攻關，有望在2010年前發射成功。③500米球反射面射電望遠鏡(FAST)1996年作為中國科學院創新工程首批重大項目立項，幾年來預研順利。這些大型觀測儀器的建成，將使中國天文學在21世紀有更輝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