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各種道德理論的總稱。歷史悠久，內容豐富，獨具特色。
歷史發展 中國倫理思想的歷史發展，大體經歷瞭3個時期。
先秦時期（約前21世紀至前221） 中國倫理思想產生和奠基時期。由夏代到商代，中國先人已有瞭一些初具理論色彩的倫理概念和命題。至西周初期，為維護宗法等級級制度（周禮），周公進一步提出瞭一套“有孝有德”的倫理思想，標志著中國倫理思想的誕生。春秋戰國時代百傢爭鳴。在倫理思想領域，提出並探討瞭道德本原、人性善惡、義利關系、道德準則、道德作用、理想人格、道德修養等各種問題，以及一系列的倫理范疇和概念。孔子創立儒傢倫理思想，經孟子、荀子等後學的發揮，形成瞭一個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規范體系：以善惡論人性，探討道德的根源；倡導“仁政”德治；“重義輕利”；崇尚“和為貴”，以“中庸”為至德、“忠恕”為行“仁”之方；以“仁智”統一、“內聖外王”為理想人格，強調理性自覺和道德修養。《易傳》、《中庸》提出天道與人道合一（“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為儒傢倫理思想體系奠定瞭哲學基礎。墨傢以“兼愛”說為中心，創立墨傢倫理思想。主張“愛無差等”，既貴義又尚利，主張“志”、“功”統一，提倡“節儉”，反對奢侈。道傢倫理思想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由“自然無為”之“道”立論，“絕仁棄義”，批判世俗的道德規范和善惡紛爭，提倡一種“無知無欲”的“至德”境界，追求個人的精神自由。在理論上具有超利害、齊善惡的自然主義和相對主義的特點。法傢倫理思想以韓非為代表，從人性“自為”（利己）出發，懷疑人可為善，貶低道德的社會作用，主張“不務德而務法”、“唯法為治”。諸子倫理思想為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發展奠定瞭堅實的基礎。
秦漢至鴉片戰爭爆發（前221～1840）中國封建地主階級倫理思想確立、演變、發展、成熟及變革的時期。
秦亡漢興，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以“天人合類”為宇宙論基礎，建立瞭一個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神學倫理思想體系。從此，儒傢倫理思想成為中國古代倫理思想的主幹。
魏晉時期，門閥士族為適應其放縱的生活方式和挽救自東漢以來的名教危機，以“玄學”宇宙論為理論基礎，為名教尋求新的理論形式，形成魏晉一代的玄學倫理思想。同時，道教和佛教逐漸興起，至隋唐時鼎盛，出現儒、佛、道既相互鬥爭又相互吸取而漸趨合流的趨勢。通過韓愈、李翱對佛、道的批判、吸收，最後產生瞭宋明理學（“道學”）的倫理思想。
理學倫理思想把正統儒學倫理思想發展為更加完備的形態。其基本范疇是“天理”，以及理與氣、心與理、心與性、理與欲、人心與道心、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等。理學倫理思想分為不同學派。程朱學派把“三綱五常”神聖化為宇宙的客觀本體，即“天理”；主張“理在事先”，“性即理也”。陸（九淵）王（陽明）學派則突出“心”，認為“心外無理”，“吾心”是宇宙的主宰、道德的本體。兩派都“同植綱常，同扶名教”，視“存天理，滅人欲”為共同的思想綱領。與此同時，產生反理學的倫理思想。在北宋，有李覯的學說與王安石的“荊公新學”；在南宋，有以陳亮、葉適為代表的“功利之學”。
明代中期以後，封建社會的內在矛盾開始充分暴露，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到明末清初，終於出現瞭封建社會的“自我批判”，產生瞭理學的變革，先後出現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以及稍後的戴震等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進步思想傢。他們對理學倫理思想進行瞭批判和總結，公開肯定自私、肯定功利、肯定人欲，否定君主專制，批判宋明理學“以理殺人”（戴震），揭開瞭中國倫理思想史上“別開生面”的一頁。
近現代時期（1840～ ）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產生瞭先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領導、後由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國倫理思想也隨之發生瞭歷史性的變革。鴉片戰爭前後，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早期啟蒙思想傢，揭露和批判名教綱常和程朱理學。太平天國運動則以革命的實踐給封建名教以猛烈的沖擊。19世紀末，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譚嗣同等為代表的維新派，學習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學說，提倡“博愛”、“平等”，沖決封建網羅。以後，以孫中山、章太炎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改造傳統道德，使之與民主主義相結合，主張“天下為公”的道德理想。五四新文化運動把近代倫理變革推向高潮，以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為代表，以“自由、平等、獨立”為價值目標，對封建主義的舊道德進行瞭革命的批判。運動後期，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主義先驅，開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道德現象。爾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馬克思主義者，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創立瞭馬克思主義的倫理學和無產階級的道德規范體系。在近代倫理變革進程中，還出現瞭崇尚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的“全盤西化”論的倫理思想，以及承續儒傢“道統”、會通宋明理學與西學的“新儒學”倫理思想（見現代新儒學）。
隨著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中國倫理思想正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汲取古代優秀傳統和西方的優秀文化，綜合創新，不斷發展和完善。
主要論題 在中國倫理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歷代思想傢們主要圍繞以下幾個倫理學理論問題，提出各自的觀點。
道德本原 主要體現在“天人之辨”、人性善惡等問題的討論中。“天人合一”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思維模式，反映在倫理思想，就是從“天道”、“天命”、“天意”、“天理”，直接推出人的道德；或視“天道”為自然法則，認為聖人“見於天地之條理，定之以為天下萬世法”（見天道與人道）。中國古代常以人性作為道德的根源：儒傢認為人之道德根源就在於先天的人性；法傢主張人性“自為”，人不可能自行為善；道傢視“無知無欲”的“素樸”狀態為人性之本然，以此作為“至德”的根據；另有認為人性“無善無不善”，善或惡在於後天環境的影響和習得。
道德準則 這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中心問題。儒傢提出“仁”作為道德規范體系的核心，展開為“五倫”、“十義”，漢儒概括為“三綱五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道德準則。
義利關系 中國倫理思想史上的基本問題之一。儒傢很少申言道德的功利目的，主張“見利思義”、“重義輕利”，甚至提倡“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墨傢註重功利，主張道德準則應以“利人”、“興天下之利”為目的。見義與利。
道德的社會作用 集中體現在關於“德治”與“法治”、“王道”與“霸道”的爭辯中。儒傢主張“為政以德”，以“王道”得天下，強調統治者自身道德的表率作用。墨傢主張通過“兼愛”消弭天下戰亂。道傢主張“無為而治”。法傢主張“法治”、“霸道”。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否定道德的社會作用。西漢儒傢在肯定“德治”的基礎上，主張“文武並用”、“德法兼治”，成為封建統治者的治國之道。
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 主要體現在儒傢倫理思想中。主張治國以“教化為大務”，“以修身為本”，並以人性論為理論根據，提出一整套教育方法和修身之道，或主張“養心”、“內求”、“盡心”、“知性”，或主張“強學而求”、“積善成德”，或主張“知先行後”，或主張“知行合一”。
人生觀 反映在生與死、榮與辱、義與利、義與命、理與欲、群與己，以及人格理想等問題的討論中。其中有積極有為、消極無為、悲觀出世、縱欲享受幾種類型。《易傳》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以及“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王夫之）等思想，影響巨大，成為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
近代的倫理思想中包含著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理論。如資產階級思想傢提出的“免苦求樂”人性論，“博愛”、“互助”的道德原則和規范，人、己“兩利”和“開明自營”的功利主義，“個性解放”、“意志自由”、“革命道德論”，以及“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的革命人生觀等。無產階級思想傢用唯物史觀解釋道德的本源和變革，提倡“為人民服務”，以及“集體主義”等，都豐富和發展瞭中國倫理思想。
基本特點 ①宇宙觀與道德觀、認識論與修養論融為一體，集中地體現為“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一方面，由“天道”直接推出“人道”、人性，陷入道德宿命論；一方面，在修養中覺悟“天道”、“復性”，達到“天人合一”境界。因而強調自覺，忽視自願和自由意志。②強調“愛有差等”，在道德規范上具有強烈的宗法性和等級性。③在人性論上，以性善論的德性主義為主流。④道德與政治一體化，主張以道德“綱紀天下”，“德治”思想成為強大的傳統。⑤在道德價值觀上“重義輕利”，以道義論為主要傾向，推崇“整體主義”、義務至上，抑制個性自由和個人權利。⑥重視道德教化，修養論特別發達。
中國倫理思想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構成。在人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儒傢倫理思想，其影響波及日本、朝鮮、東南亞甚至歐美。科學地總結中國倫理思想，承接和弘揚其中的優良傳統，對於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推薦書目
沈善洪, 王鳳賢. 中國倫理學說史.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陳瑛. 中國倫理思想史. 貴陽: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張岱年. 中國倫理思想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朱貽庭. 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89.
蔡元培. 中國倫理學史.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