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政府為供使臣、官吏往來和傳遞詔令、文書等設置的交通組織。春秋戰國時已置，稱遽、馹（古代驛站專用的車）、郵、傳。《孟子》有“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之語。秦統一促進瞭驛傳制度的發展，《晉書·刑法志》所錄魏律序載有秦代廄置、承傳、副車、食廚等有關驛傳的法律，雲夢秦墓竹簡中有驛傳及其制度的記載。
圖1 漢“傳亭”印章封泥
漢承秦制，驛傳制度進一步完備。交通要道一般30裡左右置一驛，人夫車馬由官府置備，也有征發民夫和民間車馬的。用車稱“傳”，用馬稱“驛”，步遞稱“郵”，常通用，也稱為“置”。設置尉、驛丞等掌管。傳車和驛馬的使用，按官職高低、任務輕重和時間緩迫分為“置傳”、“馳傳”、“乘傳”、“軺傳”四等。乘驛需持政府頒發的木傳信，封以禦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車馬的等級。驛有傳舍供歇宿，各級乘驛官員及其隨從的膳食和驛馬飼料都有一定標準。驛與驛之間或不設驛的道路上，由亭兼管文書傳遞。十裡一亭，五裡一郵。文書的性質、封數和裝式，發文者的封泥印章，收文的單位或人員，傳受的郵站及吏卒姓名、收發時刻，規定的裡程、時程，傳送的方法等，都要作詳細記錄，稱“郵書課”。緊急文書則由驛騎持赤白囊遞送，稱“奔命書”。主管驛傳的中央機構，東漢時為太尉屬下的法曹；邊郡郵驛事務當屬都尉管理。漢武帝通南夷，沿途置郵亭；張騫通西域後，酒泉亭障延伸至鹽澤（羅佈泊），對加強內地與邊疆的聯系以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瞭積極作用。
圖2 漢“傳舍”印章封泥
圖3 魏晉時期驛吏
唐代驛傳制度更完善，規模也超過前代。全國共置驛1 643所，其中陸驛（一般30裡置一驛）1 297所，水驛260所，津渡處置水陸相兼之驛86所。陸驛驛馬數，京城都亭驛75匹，諸道驛視其繁閑分為60、45、30、18、12、8匹六等；水驛驛船，繁者4隻，次3隻，2隻。驛夫征取民戶承役，凡三馬給丁一人，一船給丁三人。初，州縣驛以傢富強者充驛長，肅宗末始以吏主之。驛馬、車、船由官府提供，諸驛並給錢以市什物、食品。諸州有專項稅錢以給驛傳經費，並就近撥給驛田以種植飼料。乘驛人員根據使命緩急，或給驛，或給傳，前者日行六驛，後者四驛，赦書日行十驛。乘驛皆憑驛券傳牒，在京由門下省發遣，在外由留守及諸軍州發遣，濫發有罪。給驛馬數依官品有差，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馬。其攜帶私物，乘馬不過10斤，乘車不過30斤，乘船所帶衣糧什物限200斤。止驛供給食宿，不得超過三日；五品以上官員私行，許投驛止宿，但不供飲食。驛傳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駕部郎中負責，諸道各設館驛巡官四人以及判官專知其事，諸州由兵曹司兵參軍分掌，諸縣令兼理。
宋代驛傳制度大致沿襲唐代，驛道每60裡置一館，20裡有歇馬亭。乘驛驛券（太宗中一度改用銀牌，尋復舊）由樞密院發給，稱“走馬頭子”或“遞馬頭子”。嘉祐四年(1059)，據三司使張方平所編驛券則例74條，頒行“嘉祐驛令”，對乘驛給馬數目等作瞭規定。
傳遞文書則有遞鋪，每18裡或20裡、25裡置一鋪；有步遞、馬遞、急腳遞（又稱急遞鋪）和金字牌急腳遞之別。皇祐元年(1049)規定，馬遞晝夜行400裡，急腳遞500裡。金字牌急腳遞始設於宋神宗時，牌長尺餘，木制，朱漆刻金字，曰“禦前文字不得入鋪”，“凡赦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日行五百裡，不舍晝夜，鳴鈴走遞，望之者無不避路，前鋪聞鈴，預備人出鋪就道交受。元祐六年(1091)，又對各類文書入遞類別、裡程作瞭規定。高宗時，為逐日將沿邊情報送達行在，又設有斥堠鋪和擺鋪。除禦前之朱漆金牌外，樞密院給發軍期急速文字，用雌黃青字牌（後尚書省遣發急切不可待時文字亦用之）；沿邊州軍並諸軍統制司申奏軍期急切文字，用黑漆白粉牌，均創於乾道三年(1167)，皆日行350裡。紹熙四年(1193)，雌黃青字牌改為黑漆紅字牌，日行300裡。入遞的文書又稱遞角。除“禦前不入鋪”文書徑由入內內侍省發遞外，其餘文書的收發均需經過進奏院。交付急腳馬遞鋪的文書均需當官實封、不題事目，隻排字號並題寫遣發官司和期限日時，用印以蠟固護，裝入筒內。登記遞角入鋪時刻和件數的簿歷分大歷（存於各鋪的底簿）和小歷（由鋪兵隨身攜帶，交接時由下鋪批註回鋪時刻）。雍熙二年(985)，允許官員私書附遞，成為宋代驛傳制度的特點。
遞鋪雖以傳遞官府文書為主，但也接待使客，運送官物，乃至提供馬匹車船等交通工具。宋代遞鋪日益發展完善，竟可取代驛館的職能，驛館漸衰。主管驛遞的中央機構，元豐改制前是樞密院，改制後由尚書兵部之駕部掌之，但樞密院之教閱房仍負有“催督驛遞”之責。在地方，路一級由轉運使一員提舉，另設巡轄使臣，每千裡或兩州一人，巡回檢察；州由通判點檢，縣由縣尉、知縣催促。驛遞的服役者，建隆二年(961)下令以廂兵代百姓為遞夫，遂為宋代定制，是驛遞制度的一大變革。遞鋪鋪兵，要路每鋪10或12名，僻路4～5名，各差“小分”一人充曹司。急腳馬遞鋪兵每20人補節級一名，500人置將校一名，“部轄及催趕遞角官物”。
遼五京之間和四季納缽都有驛道通達。軍國重事（如抽發兵馬）遣使傳旨，用銀牌（鍍金），由皇帝親授與使者帶在項上馳驛，並手敕給驛馬若幹匹，最快一晝夜行700裡，其次500裡。銀牌使者所至，如皇帝親臨，需索物品、更易驛馬，無敢違抗。使回納還銀牌，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長牌，亦銀質鍍金，由南內司收掌，遣使赴諸道取索物色及進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於遣使往女真、韃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發兵馬，均帶在腰間左邊走馬。兩驛間的距離，從五六十裡至一百餘裡不等，其間設有中頓，供使客午餐。初，諸縣人民承擔驛遞、馬牛之役，至遼末，始使民出錢，由官府募役。金太宗天會二年(1124)，始自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子）至南京（今北京）每50裡置一驛，又令置驛於上京至春州、泰州，後諸路並置。給驛用牌符。乘驛者按官品規定其隨從人數、給馬數和飲食錢數。泰和六年(1206)始置遞鋪轉送文牒，十裡一鋪，每鋪設鋪頭一人、鋪兵三人，從所轄射糧軍內差充。凡元帥府、六部文移，憑敕遞、省遞牌子入遞、日行300裡。
元代驛傳又稱“站赤”，為蒙古語jamuči的音譯。站(jam)即漢語“驛”，站赤意為司驛者，亦以稱驛站。成吉思汗時即在境內設立驛站，窩闊臺即位後，又命各千戶從所管百姓中簽發站赤、兀剌赤（ulaa·či，馬夫）承當站役，出備馬、牛、車具等物，選地立站；增設瞭從蒙古通往察合臺和拔都封地、從國都和林通到中原漢地的驛站；頒佈瞭乘驛的規定。元朝建立後，全國遍設驛站，據至順二年(1331)成書的《經世大典》記載，總數達1 500多處（不包括西北諸汗國的驛站），構成以大都為中心的稠密交通網。驛路東北通到奴兒幹之地（今黑龍江口一帶），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葉尼塞河上遊），西南通到烏思藏宣慰司轄境（今西藏地區），范圍之廣，為前代所未有。驛站分陸站和水站，陸站又有馬站、牛站、車站、轎站、步站之分；遼東黑龍江下遊地區則置狗站，用狗拉雪橇行於冰上。至元二十六年(1289)，為瞭運送外國使臣進貢的奇異貨物，特設從泉州到杭州的海站，二十八年罷。每站當役站戶和所備馬、牛、舟、車數目，視其交通繁閑程度而多寡不同。至元七年(1270)，設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後改名通政院，為中央管理機構。至大四年(1311)，以漢地驛站事屬中書兵部，通政院隻管蒙古驛站。延祐七年(1320)仍命通政院統一掌管。至元十一年定制，各地驛站都直隸於路，站戶傢屬則依軍戶奧魯例由原籍州縣管領。站官稱驛令、提領。驛令以雜職人員擔任，給俸；提領由地方提調長官從本處站戶中選任，即充本人身役。江南地區的驛站，為防范南人，特命以色目人或漢人一名任提領，給俸；另選本處站戶一名為副使。此外，每一百戶站戶設百戶一名，每站設司吏一至三名，皆以現役站戶承當。在重要都市或交通樞紐處的驛站設脫脫禾孫（檢查官），專職稽查過往使臣真偽及人員、物品是否違反乘驛規定，因此這些站又稱為脫脫禾孫站。乘驛憑證有圓牌和鋪馬聖旨。圓牌按規定專為軍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鑄造、掌管（掌管部門為典瑞院），諸王公主駙馬及出征、守邊軍帥和地方官府，各按地位或需要頒給若幹面，以備隨時差遣。朝廷所遣使者佩金字圓牌乘驛，諸王公主和地方官府所遣使者佩銀字圓牌。初，圓牌上鑄有海東青圖像，因稱海青圓牌；至元七年改換牌面，不用海東青，改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據現存圓牌實物，牌面文字漢譯為：“長生天氣力裡皇帝聖旨：違者治罪。”一般公事差遣人員，皆給以鋪馬聖旨，用蒙古文字書寫，分別標明起馬數目，通常經由中書省奏準，頒發給諸王貴族以及中央、地方各官府，並填寫領受官府名稱，以限定在職責范圍內使用。各官府領取的圓牌和鋪馬聖旨，由擔任長官的蒙古人掌管、遣發。元初，中央之外，諸王也可以自發鋪馬令旨給驛，但他們濫發令旨遣使，嚴重擾害站赤，朝廷曾多次下令限制或拘收，始終未能禁絕。諸官府以圓牌或鋪馬聖旨遣使，一般需隨附差札（或稱印信文字、別裡哥文字），開列差遣事由、正使和隨從員數、起馬數目等項。站官驗看圓牌、聖旨和差札後方能應付鋪馬、飲食。使者應按其使命由規定的驛路行走，不得繞道馳驛或辦私事。公事完畢，即將所領乘驛憑證納還原發官司，不得稽留。乘驛者應給馬、舟、車數目按品級和公務重輕，飲食分例（祗應，亦稱“首思”，蒙古語音譯）按正使、隨從區別待遇。傳送公文的郵驛稱急遞鋪（簡稱遞鋪），基本上沿用宋、金之制。鋪兵取不能負擔差發的貧戶及漏籍戶充役，免其差發。管理機構，大都置總急遞鋪提領所，設提領三員；各路置總鋪，設提領一員。
明代驛傳，在京城置會同館，地方分別設水馬驛、遞運所和急遞鋪。水馬驛，兩京十三佈政司共設一千處以上。各驛的馬、船數目按沖要程度不等。遞運所，陸路以車，水路以船。設置時有變動，據萬歷會典，尚有140餘處。急遞鋪，每十裡設一鋪，專一傳送公文，其法與宋元同。驛傳夫役，由各地州縣在本地糧戶內按應納糧數多寡僉編應役。一戶糧額不足，允許眾戶合糧湊足一夫，稱“朋編”；當地糧額不足編僉，可由同府其他州縣僉夫協充，稱“協濟”。嘉靖年間，驛傳夫役計糧折銀正式實行，稱“站銀”，由官府雇役承當。驛遞的管理，掌於兵部車駕清吏司，在地方則由佈政、按察二司共同負責。
圖5 清蒙古地區驛站乘馬證
清代，各省所設驛屬由所在廳州縣兼管，盛京則專設驛丞管理，不隸州縣。通達西北邊疆軍報者稱站，自京城回龍觀站而西分兩道，一至張傢口，接阿爾泰軍臺，一往山西、陜西、甘肅出嘉峪關，接安西州軍塘。吉林、黑龍江所設站，統於吉、黑將軍。自喜峰、古北、獨石、殺虎四口分道達於內蒙古各旗，亦設站，於四口各派理藩院章京統之。西北兩路所設者稱軍臺，分隸於阿爾泰軍臺都統、烏裡雅蘇臺將軍、科佈多大臣、庫倫大臣、伊犁將軍及新疆諸城大臣。安西、鎮西、哈密所屬特設軍塘以通軍報，設營塘以通尋常文報。計全國（除西藏外）所設驛、站、臺、塘共兩千餘處，統稱驛站。清初亦置遞運所，後並歸驛站，唯甘肅一帶猶存其制，各設牛馬專司運載。各省皆設鋪司傳遞公文。各站驛夫自四百名（京城皇華驛）至二三十名不等，驛夫工食每日給銀二三分至七八分不等，由驛站錢糧內開銷。蒙古站及西北兩路軍臺，則由蒙古各旗及新疆各部、各城人民供役。驛站仍歸兵部總管。凡應給驛者，發給郵符為驗，稱勘合、火牌，其往來應供馬匹、廩給及跟役人數、口糧，按品級為等差，皆於勘合上填註。驛遞則驗以火票，定其遲速之限（自日行300裡至600裡）。鋪遞亦同。
歷代驛傳制度都定有違規處罰條例，但泛濫給驛，乘驛官員多要馬匹、飲食，隨從和行李超額，住留驛館超期，枉道馳驛辦私事，入遞文冊物品夾帶私物等事時有發生，驛傳錢糧常有不足或被貪污克扣，種種弊端導致驛馬死損，驛夫困乏，驛遞遲誤。清咸豐間，馮桂芬力陳驛站積弊，建議裁減，效西法設郵政局。其後隨著輪船、鐵路、電訊、郵政相繼發展，驛站遂無足輕重。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立郵傳部以掌輪、路、電、郵，驛站相繼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