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考古學的一個階段。屬於歷史考古學的範疇。起自隋止於五代(581～960)。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昌盛時期，政治上統一強大，經濟、文化高度繁榮。在中央政權直接統治區的周圍，還有一些少數族建立的地方政權，如吐蕃、南詔、渤海等，他們與中央政權保持著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密切聯繫。隋唐文化的許多方面在當時世界上居於領先地位，它通過陸路、海路交通，同亞洲、非洲和歐洲的一些國傢，尤其是同日本、朝鮮及中亞各國，進行頻繁的交往和貿易，國際影響深遠。因此，隋唐五代考古學的研研究，不僅在中國考古學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在世界文化史的領域內也是十分引人註目的。
發現簡況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英、德、法、日等國即派遣探險隊，先後進入新疆、甘肅地區，挖掘墓葬，調查古城及石窟寺遺址，掠走大批隋唐文書、壁畫、絹畫和其他文物。日本侵占東北期間，又大規模地挖掘瞭東京城──渤海上京龍泉府等遺址。中國考古學者在新疆吐魯番交河故城旁的雅爾湖和甘肅敦煌老爺廟等地發掘過唐墓，在四川成都發掘瞭五代前蜀王建墓。還調查過一些城址，如隋大興唐長安城、唐交河古城、高昌古城、唐沙州城等。此外，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唐代木建築的發現和洛陽附近隋唐墓志的收集，也是比較主要的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考古包括隋唐五代考古跨進瞭迅速發展的新時期。30餘年來，勘察瞭包括兩京在內的一大批隋唐城址；調查或發掘瞭南北各地的隋唐陶、瓷窯址；發掘瞭一些隋唐居住遺址和宗教遺址；對現存於地上的隋唐遺跡、遺物，如石窟寺、碑刻、塔、棧道、刻銘、建築等，進行瞭普查、清理和保護。與此同時，還調查瞭唐代陵墓，發掘瞭五代南唐二陵和數千座分佈於全國各地的隋唐墓。從這些遺址、墓葬中出土瞭數以萬計的隋唐文物，其中有各類陶、瓷器皿，金銀器皿，銅鐵器；有各種俑類及模型器；還有各類文書、絲棉麻毛織物、絹畫、壁畫、墓志，以及不同質地的裝飾品、工藝品和其他生活用品。通過上述各項調查、發掘和發現，積累瞭一套比較完整、系統的實物資料，為隋唐考古奠定瞭堅實基礎。在這30餘年裡，研究工作也取得瞭豐碩成果，對典型遺址、墓葬（或墓群）的探討不斷深入，關於隋唐城市、墓葬、遺物的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逐步展開。
隋唐城市遺址
隋唐城址考察工作的重點，是隋唐兩京和個別大都市，對其他城址一般僅進行瞭地面調查。
隋唐城市遺址的發現 現已發現的隋唐城址近20處，最重要的是隋大興唐長安城遺址、隋唐洛陽城遺址和隋唐揚州城遺址以及其他隋唐城址，包括州城和都護府或軍的所在地，它們是唐北庭都護府城址、交河古城遺址和高昌古城遺址、唐沙州城和壽昌城（二城皆在甘肅敦煌縣）、唐瓜州城（甘肅安西）、唐單於都護府城（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土城子）、隋唐勝州城（內蒙古準格爾旗十二連城）、唐天德軍城（內蒙古烏拉特前旗阿拉奔鄉北古城）、隋大同城(天德軍城西南約2公裡)、唐豐州城（天德軍西南約30公裡）、唐東受降城（內蒙古托克托縣城的“大皇城”）等。此外，根據當地出土墓志及實地調查推斷，遼寧朝陽鎮即唐營州之所在，內蒙古伊克昭盟紅柳河上大灣溝以西的城川古城，可能即唐之宥州城。
隋唐城市的平面佈局 隋唐城市的建設，繼承並發展瞭魏晉以來都市建設的傳統，屬於封閉式的封建城市，其佈局的共同特點，是將居民、市場全部局限在四周設置深溝高墻的裡坊之中。
隋唐城市的基本佈局可分為兩類：
①隋唐的都城。都城中又可分為兩種形式，第1種形式是隋大興唐長安城。它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該城始建於隋開皇二年(582)，初名大興，唐更名長安。其平面呈長方形，周長約36.7公裡。宮城置於郭城北部正中，北連禁苑，南接皇城。宮城皇城以外地面為裡坊區，由11條南北向大街和14條東西向大街將其劃分成棋盤式的格局，其間佈列110坊及東西兩市。其整體設計，顯然是以宮城、皇城正南門、朱雀大街及郭城南門明德門所在之南北線為中軸，嚴格按照左右對稱的原則規劃全城街道和坊市的，結構謹嚴，區劃整齊。大興──長安城的這種佈局，合乎封建統治者所崇奉的帝王之居“建中立極”的都城建設理想模式，形象地體現瞭封建中央集權思想。7世紀以後，相繼於宮城之東北、東南興建瞭大明宮和興慶宮，但該城的佈局並沒有因此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大興──長安城的坊多作長方形，四周環築高墻，坊內設一橫街或十字交叉街道。東、西市各占兩坊之地，市內辟井字形街道，臨街開店鋪，市中心為管理機構，市周圍也築有高墻。這種坊市制度，正是封閉式都市所獨有的現象。
隋唐都城的第2種形式是東都洛陽城。其地位僅次於大興──長安城。始建於隋大業元年(605)。洛陽城在城址選擇、城市規劃方面都與上都有所不同。該城橫跨洛河南北兩岸，整體略呈長方形，周長約27.5公裡。其皇城宮城不在郭城北部正中，而置之於城之西北隅地勢高亢處。皇城前臨洛河，後接宮城。宮城南部及東西兩側為皇城和東西隔城所包圍；北部建前後重疊的二小城。皇城和宮城之東，為南北毗連的東城和含嘉倉城，西為東都苑。洛陽的主幹大道，由皇城之端門通往郭城定鼎門，同樣處於全城西部。洛陽城的坊市，分佈於宮城、皇城以南和以東地區，這裡雖也是棋盤式的格局，但裡坊不是長方形而是方形。市場的位置也不象長安城那樣左右對稱，在城東部洛河兩側設南、北二市，於城西南部置西市，三市均傍可通舟船的河渠。隋唐洛陽城將其皇城、宮城建於郭城西北隅，是有意區別於長安，表明其規格遜於長安一等。而皇城、宮城地處全城最高處，四面又有洛河、禁苑、隔城及二小城圍護，遠比長安戒備嚴密；裡坊沿用北魏舊制，面積小於長安，有助於強化對居民的控制，這與它既是都城又是戰略要地相適應。洛陽城比長安城小得多，卻多設一市，市皆傍河渠，說明在設計上比長安更多地考慮瞭繁榮工商業的問題。
隋唐揚州城不屬都城，由於隋煬帝在此建江都宮，其城市規模也不同於一般地方城市。近10年來，隋唐揚州城的考古工作取得瞭一些進展。江都宮（亦即唐代的子城）在羅城西北隅蜀岡上，城市佈局估計和洛陽城有某些相似。揚州是隋唐時期江南的一大政治經濟中心，商業及國際貿易十分發達。重視水路運輸，是它在城市規劃上的突出特點之一，城內河道縱橫，並與流經城下的南北交通大動脈運河相通。
②地方城市。唐代州城大多是根據兩京坊內十字街的設計和洛陽城方正的裡坊制度佈署的，較小的州縣也是如此。封閉式城市規劃的長期存在，是中國封建社會前期商業發展緩慢，商品經濟力量不夠強大的具體體現，這種城市規劃在唐代達到瞭頂點。隨著商業的不斷發展，從唐代晚期起，傳統坊市制度的藩籬已逐漸被突破，到宋代，為適應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以京城汴梁為代表的開放式封建城市出現，是中國古代城市發展史上城市平面佈局的又一次劃時代變革。
隋唐五代墓葬
帝陵 隋唐帝王陵墓中，唐代十八陵及武則天母揚氏的順陵俱已進行過反復調查，並發掘瞭昭陵、乾陵區內的一批陪葬墓。五代十國的陵墓如成都的前蜀王建墓、後蜀孟知祥墓、南京的南唐李昪墓和李璟墓、廣州的南漢王劉晟墓和杭州的吳越王錢氏墓也都作瞭發掘。
唐代帝陵 指昭宗以外唐代十八個皇帝的陵墓，它們分佈在關中渭水北岸的三原、禮泉、乾縣、富平、蒲城、涇陽諸縣。依山為陵，是唐代陵墓的一大特征。據調查，這種作法是從營建太宗昭陵開始的，此後便相沿成制。太宗以下諸帝，雖有因地勢高亢之土塬營陵者，但隻敬宗莊陵、武宗端陵、僖宗靖陵三例。與依山為陵出現的同時，還形成瞭在帝陵區內（如帝陵東南部）辟陪葬區，以皇親勛臣陪葬的制度。自高宗乾陵開始，陵園平面佈局定形化，陵墓石刻組合也大體固定下來。
唐陵的基本佈局是：陵園中心築陵臺，臺南置獻殿。陵臺四周通常環築內外兩重陵垣，陵垣整體呈四方形，四面各辟一門。南面為正門，門外設神道，並增築包磚土闕。東、西、北三門外，各置石獅一對，南門外，除置武士、石獅外，由內向外夾神道列置頌碑、文武侍臣、石馬及禦馬者、瑞禽瑞獸、望柱等石刻。陵區內（如在神道側面）還建有下宮。
五代陵墓 五代十國的統治者，均為割據一方的唐朝藩鎮，其陵墓沿用唐陵的某些制度。從對割據西南的前蜀、後蜀，割據江南的南唐、吳越、南漢等國陵墓的調查或發掘看，五代陵墓大都象唐代一樣是依山為陵建造起來的。隻是限於其偏居一隅，政治勢力弱小，經濟力量不足等客觀條件，其陵墓的規模、氣勢，遠不及唐陵雄偉壯觀。
前蜀主王建墓與南唐主李昪、李璟墓，墓室分別為石結構、磚石混合結構和磚結構，皆由前中後三室組成。後蜀孟知祥墓，則是三個並列的穹窿頂圓形石室。南唐二陵墓室四壁影作仿木建築的柱、枋、鬥栱等。棺床建於中室（王建墓）或後室（南唐二陵）。墓內最主要的隨葬品是哀冊、謚冊、謚寶等，王建墓後室還出土有墓主的圓雕石坐像。南唐二陵以大量男女陶俑隨葬，陶俑種類多，刻劃細膩，代表瞭內宮中各種不同職分的人物。五代陵墓的某些制度，又為宋代帝王陵墓所繼承。
隋唐墓葬的分區和分期 在唐中央政權直接統治的廣大地域內均發現隋唐墓葬，其中以西安、洛陽地區數量最多，西安地區已發掘清理2000多座，洛陽地區估計也有數百座。其次如山西太原、遼寧朝陽、新疆吐魯番、湖北武漢、湖南長沙、江蘇揚州、廣東北江流域及沿海、福建閩江下遊和晉江流域，也都是隋唐墓葬發現較多的地區。
隋唐時期，國傢長期保持統一，各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比較接近。因此，在全國范圍內隋唐墓葬呈現出大體一致的基本面貌，因受自然條件和文化傳統的影響，還各自具有一些地區性的特征，在江南尤其突出。60年代初期，學術界就提出瞭隋唐墓葬的分區問題。根據全國發現隋唐墓葬的現狀，初步可將其劃分為七個區域，即隋唐兩京地區、朝陽地區、湖北地區、湖南地區、揚州地區、廣東地區和福建地區。
隋唐兩京地區 這一地區的隋唐墓數量最多，且不少墓葬有明確紀年，在中國隋唐墓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與其鄰近的陜西、河南、山西、甘肅以至新疆吐魯番等地發現的隋唐墓，雖也各有一些地方性特點，但從全貌看，都與兩京地區十分相近。在兩京地區，以對西安隋唐墓的研究最為充分。
兩京隋唐墓可以分為3期：第一期，從6世紀晚期至7世紀晚期；第二期，從7世紀晚期至8世紀中；第三期，從8世紀中至10世紀初。第一期墓葬，沿襲北期時期的傳統，流行方形或長方形單室土洞墓和磚室墓，大墓則盛行帶長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龕的形制。隨葬陶俑一部分是表現傢內生活的仆侍俑，另一部分為表現墓主人出行的儀仗俑。第二期墓葬，刀形墓室盛行，墓道開始縮短，天井和小龕數量減少，而對墓室構築卻更加重視。墓內多隨葬僮仆俑和園宅、假山、建築模型，突出炫耀其豪華優裕的傢庭生活。西安、洛陽的此期唐墓中，隨葬較多的唐三彩器物和俑。太原唐墓壁畫多繪制大幅的樹下老人圖。屬此期的永泰公主墓、章懷太子墓、懿德太子墓等，除具長斜坡墓道、多天井、多小龕外，還有前、後二墓室，墓內隨葬品豐富，墓壁繪制大型出行圖、狩獵圖和擊球圖等壁畫。第三期墓葬，斜坡墓道更短，豎井式墓道流行，天井變少，小龕移至墓室四周。厚葬之風甚盛，多以金銀錦繡為飾。元和(806～820)以後陶俑減少。經常使用裝飾華麗的絹衣木身俑。表現墓主生前室內陳設的條幅式立鶴屏風畫成瞭墓室壁畫常見的內容。與分期相適應，各期的壁畫風格，陶俑的類型和形象，陶瓷器、銅鏡、墓志等隨葬品的形制和花紋，也都呈現出相應的變化。另外，從西安地區一些大型唐墓看，墓葬中石質棺槨的使用，壁畫裡儀仗隊伍的構成，門前列戟的數目，大都同墓主生前的身份、地位相稱，基本符合《大唐六典》的有關規定。(見彩圖)
客使圖
陜西乾縣唐章懷太子墓壁畫
馬球圖之一
陜西乾縣唐章懷太子墓壁畫
馬球圖細部
陜西乾縣唐章懷太子墓壁畫
馬球圖細部
陜西乾縣唐章懷太子墓壁畫
陜西乾縣唐懿德太子墓壁畫：闕樓圖
駱駝載樂俑
陜西西安唐墓出土
三彩假山
陜西西安唐墓出土
貼金鎧馬騎俑
陜西乾縣唐懿德太子墓出土
三彩牽駝俑
陜西乾縣唐章懷太子墓出土
朝陽地區 除朝陽外還包括內蒙古東南部至河北北部一帶。此區隋唐墓隨葬品的情況與兩京地區無大區別，唯朝陽唐墓所隨葬的俑中，多為未經焙燒的泥俑。此區隋唐墓的最大特點，是墓室通常作圓形或半圓形，大墓墓室往往以磚墻隔成若幹小室。
湖北地區 主要發現於武漢一帶，這裡是長江中遊隋唐墓最多的地區之一。流行以花紋磚砌成的長方形券頂單室墓，較大型墓附建耳室。墓內設較高的棺床，有較完善的排水設施。隨葬陶（瓷）質人物俑、陶動物、陶模型器和少量青瓷器。十二生肖俑出現較早，還有人面蛇身或虺首蛇身俑等。青瓷器以生活用器為主，器形有高頸球腹盤口壺、內飾葉紋的高足盤、實足小碗、蹄足圓形硯等。此外，還經常出土三彩人物俑、動物俑和器皿。
從隨葬器物看，湖北隋唐墓可以分為早、晚兩期。早期墓葬的形制和隨葬品仍然保留著濃厚的南北朝遺風；稍晚的墓葬出土唐三彩；而晚期墓葬出土的盤口壺、瓷罐、唾盂，則表現出晚唐五代的器形特征。
湖南地區 主要指長沙、衡陽、常德、湘陰等地，僅長沙一地，已發掘唐墓500餘座。絕大多數是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少數為磚室墓，墓磚多素面。土坑墓墓室一端大一端小；有些墓室前端（頭部）留生土二層臺或挖出小壁龕。磚室墓多為長方形券頂單室墓，其次為前室較小的前後室墓（有的後室附建耳室）和兩室並列的雙室墓。隨葬品以釉陶和陶器為主，器形有壺、盤、碗、罐、水註等。也隨葬陶武士俑、文俑、伎樂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馬、駱駝等。釉陶多施黃褐釉或綠釉，少數墓中發現兼施紫、白、藍三彩釉者。瓷器有青瓷、白瓷兩類。
從隨葬器物看，湖南唐墓至少可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器物有高足杯、盤、重唇小罐、直口深腹碗、直頸盤口壺等。後期器物有重唇帶蓋罐、葵花形碗、敞口碗、肩部附加荷葉形飾的盤口壺等。前期釉陶器一般施淡綠色薄軸，並有冰裂紋；後期釉呈黃褐色或深綠色。前期瓷器為半陶半瓷的青釉器；後期則出土一種胎質厚重、顏色混濁、制作粗糙的白瓷。
揚州地區 是長江下遊唐墓分佈最集中的區域。墓葬形制主要有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和長方形券頂單室磚墓兩種。磚室墓墓壁常砌出小龕，墓室內設棺床，棺床與墓壁間留出一磚寬孔隙以排水，墓磚素面。隨葬品以青瓷器為主，較晚的墓內曾出土白瓷器，器形有缽、盤、杯、盂、四系罐。另有灰陶盤口壺、罐、盆以及陶硯、銅鏡等。隨葬陶俑為男女侍俑、胡俑、十二生肖俑和陶馬。中、晚唐時期在兩京地區唐三彩已明顯衰落，而揚州地區的唐墓中常常隨葬三彩器。
廣東地區 主要指北江流域及沿海地區，如韶關、英德、連江、廣州、佛山、博羅等地。廣東隋唐墓有土坑墓、磚室墓兩類。土坑墓均為長方形豎穴；磚室墓則有單室、雙室之分，而以單室墓占絕大多數。單室墓一般為平面長方形的券頂墓，墓底後部高於前部，後部置棺，墓壁常砌出小龕，或以半磚突出壁面以置燈盞。墓磚側面多模印花紋。高級官吏張九齡墓，系大型單室墓，墓室方形，四角攢尖頂，室內築棺床，墓壁繪畫，有較長甬道，甬道兩側築側室。雙室墓狀如二單室墓並列，其間隔一堵磚壁，壁上開通道。隨葬器物以釉陶為主，瓷器少見。器形有四耳或六耳罐、碗、壇等。陶壇多出於沿海。個別墓出土少量陶俑。
據隨葬器物的形制變化，可將該區墓葬分作前、中、後3期。前期的各種釉陶罐器體較高，底部向外撇，具有較濃厚的南朝器物遺風；流行直口深腹實足的陶碗。此後，罐類逐漸變矮，底部外撇現象消失；碗類口部日漸敞開，腹部越來越淺，實足器減少，圈足器大增。前、中期陶壇火候不高，釉層附著不牢，後期則近於瓷器。
福建地區 主要指閩江下遊的閩侯、福清，晉江流域的泉州、晉江、南安、安溪及九龍江流域的漳浦等地。有土坑墓、磚室墓兩種，以磚室墓居多。磚室墓通常為帶短甬道的長方形券頂單室墓，墓底後部高於前部，後部置棺。還有一些刀形墓和多室墓。有些墓墓壁砌小龕。墓磚側面常印植物紋和吉祥語。隨葬品以瓷器為主，主要器形為五盅盤、帶座碗、雙耳或四耳罐、晬鬥、插器、壺、虎子等，其中五盅盤、插器等應是富有地區特征的器物。漳浦劉坂鄉唐墓出土陶俑40多件，是此區唐墓中少見的現象。
根據隨葬器物的形制變化，也可將福建隋唐墓分作前、中、後三期。前期器物體形較矮，腹部渾圓；虎子體形較長。中期的罐、壺等器體增高，碗壁漸趨外侈，虎子體形變短。晚期的四耳罐、盤口壺等器形更為修長，流行敞口淺腹圈足碗。註子是後期流行的新器物。
渤海、南詔和吐蕃遺跡
渤海遺跡 主要是城址和墓葬。城址中較重要的有渤海前期都城舊國城（今吉林敦化敖東城）、渤海後期五京中的上京龍泉府城（今黑龍江寧安東京城）、東京龍原府城（今吉林琿春八連城）、中京顯德府城（今吉林和龍西古城）及黑龍江東寧城子古城，該城形制同上京龍泉府相似，被認為是渤海率賓府轄下一州城。
黑龍江寧安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是最重要的渤海城址，也是唯一經過科學勘察和發掘的渤海都城遺址。它和內地隋唐城址一樣是封閉式城市。其外郭城平面呈長方形，四面共設10門。宮城居全城北部中央，宮城前為朱雀大街，是全城的中軸線。由南北大街三條和東西大街五條構成規整的裡坊區。坊皆作長方形，四面築坊墻。
渤海墓葬主要分佈在吉林、黑龍江境內的牡丹江、海蘭江及綏芬河流域。現已調查、發掘的渤海墓，集中於吉林敦化敖東城和黑龍江寧安東京城附近。較重要的有吉林敦化六頂山墓群，黑龍江海林山嘴子墓群，海林北站西山及興道河子的三處墓地，寧安大牡丹屯、三靈屯和大朱屯渤海墓，以及吉林敦化六頂山貞惠公主墓、延邊和龍縣渤海貞孝公主墓。已發掘的六頂山渤海墓和山嘴子渤海墓可以作為渤海前、後兩期墓葬的代表。渤海墓沿襲高句麗的傳統，以石塊和石板為主要建築材料，地面有封土。一般墓葬，墓室平面為長方形，石塊壘砌四壁和蓋頂。大型墓則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構成，以石板或青磚砌墓壁，也用石板蓋頂。葬具用木棺。墓內除一次葬人架外，常於墓室一隅堆放數個以至十數個個體的散亂人骨，後者應是二次葬的骨殖。隨葬品通常隻有一至數件陶器和銅鐵質帶具，少數墓葬有小件鎏金或金質裝飾品。前、後期墓葬形制無大區別，富於時代特征的器物是陶器。前期墓所出陶器作灰褐色或黑褐色，火候較低；後期墓出土的陶器作灰色，火候甚高。山嘴子墓群還出土唐三彩式綠釉陶器。
吉林和龍河南屯發現的兩座渤海貴族墓，出土頗具唐代風格的金銀飾品 200多件；渤海文王女貞惠公主墓出土的石獅、貞孝公主墓墓壁的人物壁畫，都有濃厚的唐代藝術風格；兩墓所出漢文墓碑，以遒勁楷書書寫，碑文完全是模仿唐代碑志文體，表現瞭渤海文化同唐文化的密切關系。
南詔遺跡 主要是在今雲南境內的南詔城址，比較重要的有太和城、陽苴咩城、龍口城、龍尾城、大厘城（以上均在今大理地區）、鄧川城（今鄧川城東）、百崖城(今彌渡紅崖)、拓東城（今昆明）。以太和城和陽苴咩城最為有名。南詔太和城遺址在今大理城南約8公裡的太和村西，是皮邏閣至異牟尋遷都(779)前的南詔首府；陽苴咩城，在今大理城西的梅溪南岸，是自異牟尋遷都以後的南詔首府。其他諸城址，或是統治者居住的城堡（如白崖城），或為拱衛首府的要塞和堡壘（如龍口城、龍尾城、鄧川城等）。南詔城址大多分佈在山頂或山坡上，隻有少數建於平地，其軍事、政治意義遠大於經濟意義。一般面積不大，城墻的修築往往巧妙地利用地理形勢。位於山坡者，城墻走向多依山勢，並將墻外山坡削為直壁；位於平地者，常臨溪河而建，以溪河為天塹。建築方法和建築材料都有一些與內地唐代建築相近之處，如城墻以夯土築成，建築物下築一大土臺基。使用蓮花紋瓦當、卷雲紋滴水等等。
據《蠻書》記載，南詔流行火葬，但屬於南詔時期的火葬墓至今尚未發現。
吐蕃遺跡 唐代的吐蕃遺跡隻調查瞭吐蕃贊普墓，相當於隋唐同時的各代贊普陵墓，位於西藏山南地區窮結宗山對面的山麓上，占地面積約1萬平方米左右，陵區內約有夯築土塚11座，有的塚前石獅、紀功碑尚存，塚前和塚頂發現有建築遺跡。據研究，贊普墓選擇背山面水的地勢，諸陵墓左右排列，有可能是受瞭漢人葬制的影響（見藏王墓）。
隋唐的手工業遺址和遺物
瓷窯遺址和瓷器 隋唐時的瓷窯遺址分佈於河北、河南、山西、陜西、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廣東、福建、四川等省，業經調查或發掘的窯址有數十處，隋代窯址已發現數處，北方的制瓷業有瞭較大發展。至唐代，制瓷業發展很快，成為一個獨立的手工業部門，器物造型和裝飾形成瞭自己獨特的風格，生產規模及燒造地域都不斷擴大。
隋唐瓷器主要是青瓷和白瓷，南方盛產青瓷，北方盛產白瓷，故有“南青北白”之稱。此外黃釉、黑釉等多種釉色的瓷器以及花釉瓷器、絞胎瓷器的燒造也都達到瞭相當高的水平。生產青瓷最為有名的越州窯，在唐代有瞭更大發展，瓷場迅速擴展，新窯大量湧現，窯址遍佈浙江上虞、餘姚、寧波一帶，它的產品產量大、質量高，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初一直是青瓷生產的最大窯場（見餘姚上林湖越窯址）。與越窯齊名的生產白瓷的是邢窯，邢窯址在河北臨城縣。晚唐勃興並取代邢窯成為白瓷著名產地的曲陽定窯址在河北曲陽縣。其餘南北各地生產青、白瓷的窯址大都兼燒其他釉色的瓷器。如河南鞏縣窯以白瓷為主兼燒黑釉瓷；密縣西關窯、郟縣黑虎洞窯、黃道窯燒白瓷又燒黃釉、黑釉瓷和花釉瓷；淮南壽州窯由燒青瓷改燒黃釉瓷，陜西銅川窯兼燒青釉和黑釉瓷而以燒黑釉瓷聞名於世。長沙窯是以燒青瓷為主的窯，約在中唐以前創出瞭釉下彩，這一創新打破瞭青瓷色調單一的局面，大大豐富瞭瓷器的裝飾藝術。（見彩圖）
邢窟白瓷碗片（唐）
河北臨城邢窯址出土
青瓷匜（唐）
浙江餘姚上林湖越窯址出土
三彩瓷壺（唐）
湖南長沙銅官窯址出土
隋唐瓷窯北方仍用圓窯，越窯仍用龍窯。窯具除原已使用的鋸齒形支托、三叉形支具和扁圓形墊餅外，新出現瞭匣缽，至少在晚唐越窯和壽州窯均已大量使用。匣缽的使用為進一步提高產品質量、制造精細瓷器創造瞭條件。
對隋唐瓷器的研究，著重於探討在造型、裝飾、釉色諸方面的特點及工藝水平。以西安地區有紀年唐墓出土的瓷器為標準，一般可以將唐代瓷器分作3期：
第一期為唐高祖至武則天時期，青瓷占絕大多數，白瓷較少；青瓷以越窯產品為最佳，而白瓷有些還不易與青瓷區別開來。施釉比較草率，釉質較厚，且不均勻。往往出現流釉現象。常見鳳首壺、龍柄壺、高足盤、四耳罐等較大型器物，小型實用器較少。通常以刻劃、模印、貼塑、捏塑等手法作成繩紋、弦紋、聯珠、流雲、忍冬、蓮瓣、動物、人物等紋樣。第二期為唐中宗至代宗時期，青、白瓷數量都在增大，白瓷質量有所提高，其他釉色的瓷器日益豐富，且有裡施白釉外施黑釉者。各種瓷器施釉比較仔細，釉色較為純正，出現瞭絞釉和絞胎瓷。大型器物漸少，實用器物多起來，器底普遍加圓餅狀實足或淺圈足。線刻、劃花、彩繪等是常見的裝飾手法，主要紋飾為蓮瓣、寶相花、花卉、人物故事等，手法簡潔洗練。第三期為唐德宗至哀帝時期，青、白瓷和其他各種釉色的瓷器質量顯著提高，缸胎器物大量出現。施釉技術更高，普遍使用瞭護胎釉，彩釉也得到瞭較多的應用。器物種類明顯增多，實際生活用器形制多種多樣，器物底部普遍用圈足。玩具大量生產。裝飾手法中，墨畫、彩斑、釉下彩繪占突出地位，紋樣有花卉、禽鳥、人物故事以及彩斑、彩繪圖案等。
唐三彩 是唐代盛行的一種美術陶瓷，以器表施絢爛奪目的彩釉為主要特征，胎質有紅色陶胎和白色陶胎兩類，前者以普通陶土為原料，後者用瓷土燒成，燒成溫度約800～1100℃，比瓷器略低。現知出土三彩器年代最早的紀年墓是上元二年(675)李鳳墓。唐三彩工藝在盛唐達到瞭它的最盛期，安史之亂以後，兩京地區迅速衰落下去，南方揚州一帶則有興起的趨勢。迄今所見三彩器包括專供喪葬用的各種俑類、模型器和生活用器，絕大多數出自墓葬，遺址中少見，且多為碎片。出土數量最大、器物最精美的地區是兩京長安和洛陽，其次為揚州，其他如山西、遼寧、安徽、湖北、湖南等省，雖有出土，但為數不多。在河南鞏縣小黃冶和白河鄉，密縣西關窯，登封曲河窯曾發現唐三彩窯址。
據對洛陽唐三彩標本所作的科學分析，器物所施黃、綠、褐、藍、黑等彩釉的化學成分是二氧化矽（SiO2）、二氧化鈦(TiO2)、三氧化二鐵(Fe2O3)、氧化鈣（CaO）、氧化鎂(MgO)、氧化鉀(K2O)、氧化鈉（NNa2O）和氧化鉛(PbO)。氧化銅（CuO）在黃釉外的各種色釉中普遍存在。藍釉中，除上述化學成分外，還含有氧化銻(SbO)、氧化鈷(CoO)。唐三彩的各種美麗釉色，正是利用這不同金屬呈色劑的特點及控制同一金屬呈色劑的不同含量而獲得的。
唐代金銀器皿 金銀器皿制造，在唐代是一個新興的手工業部門，發展十分迅速。在初期階段，曾受到波斯薩珊朝金銀器工藝的影響。安史之亂以前，金銀器皿中有較多的波斯薩珊式金銀器的器形；主題紋飾是忍冬、寶相花和多瓣小團花，但也存在著較濃重的外來紋樣的因素。安史之亂以後，薩珊式金銀器的器形已不用或很少用，習見器物為碗、盤、盒之類；主題紋飾一變而成瞭牡丹花和花鳥圖案，外來紋樣的因素已融化於中國民族傳統的裝飾花紋之中。科學鑒定表明，唐代制造金銀器皿已經綜合使用瞭鈑金、澆鑄、焊接、切削、拋光、鉚、鍍、捶打、刻鑿等工藝，而且各項工藝都達到瞭很高的技術水平(見唐代金銀器皿)。（見彩圖）
刻花金碗
陜西西安何傢村唐代窖藏出土
鍍金雙鳳紋銀盤
陜西西安何傢村唐代窖藏出土
舞馬銜杯仿皮囊銀壺
陜西西安何傢村唐代窖藏出土
鸚鵡紋提梁銀罐
陜西西安何傢村唐代窖藏出土
隋唐銅鏡 可分作3期，第一期為隋至唐高宗時期，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鏡、瑞獸鏡、團花鏡，圓形鏡最多，主題紋飾以靈異瑞獸為主。第二期為武則天至德宗以前，此期以玄宗開元、天寶為界又分作前後兩段。前段流行瑞獸葡萄鏡、瑞獸鸞鳥鏡、雀繞花枝鏡，以圓形、菱花形鏡為多，主題紋飾由瑞獸向花鳥過渡。後段流行對鳥鏡、瑞花鏡、人物鏡，葵形鏡最多，主題紋飾以鸞鳥、花卉、人物為主。第三期為德宗至晚唐。流行八卦鏡、卐字鏡和瑞花鏡，亞字形和圓形鏡盛行，主體紋飾多含宗教旨趣。此期流行的鏡形和紋飾，標志著唐代銅鏡從造型到主題花紋已發生瞭根本性的變化。
唐代的絲織和印染 在中國絲織史上，唐代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時代，絲織品的織造和印染技術都有驚人的發展。在唐代前期，傳統經錦的精品業已達到與斜紋緯錦不易區別的境界，緯錦織法廣泛普及，產量激增，已成為國內外市場上的暢銷品。至唐代中期，絲織業空前繁榮，織錦不但數量顯著提高，而且湧現出一大批新工藝、新產品，如花鳥紋錦、彩條斜紋經錦、暈潸提花錦等等，花紋風格也為之一新。在垂拱年間(685～688)的墓裡還發現瞭雙面錦和緙絲的實物標本。其他絲織品如綺、羅、絹、紗、輕容等，無不呈現出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阿斯塔那墓群所出染色絲織物，各種色彩幾乎應有盡有，色澤鮮艷而均勻。染色絲織物中，染纈所占比例大，品種齊全，無論是單色還是套色染纈，都作到瞭染色純正，花紋清晰，色調和諧而美麗。從分析染纈標本發現，唐代的染纈，很可能已經使用瞭紙質鏤空花板。（見彩圖）
騎士對獸球紋錦（唐）
新疆阿斯塔那墓群出土遺物
聯珠豬頭紋錦（唐）
新疆阿斯塔那墓群出土遺物
絳地印花裙（唐）
新疆阿斯塔那墓群出土遺物
紅地印花絹（唐）
新疆阿斯塔那墓群出土遺物
宗教遺址和遺物
隋唐時期，佛道兩種宗教都非常活躍。中國南北各地現仍保存的石窟寺，大多包括隋唐時期的洞窟。各地還有大量的隋唐寺院遺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石窟寺已進行瞭不少調查和研究，經過全面調查和發掘的寺院遺址隻有唐長安青龍寺遺址和渤海上京的兩三處遺址。
各地還發現瞭一大批與佛教或佛教寺院有關的遺址和遺物，如佛殿、磚塔和塔基、造像、經幢等等。在陜西長安縣、耀縣，山西長治、甘肅涇川，江蘇鎮江發掘瞭五處隋唐塔基（地宮）。陜西的兩座塔基中出土有盛舍利套裝銀盒、金盒和塗金盝頂銅盒；在山西、甘肅、江蘇的三座塔基裡各發現一套藏舍利用的石函及金銀棺槨。各地古遺址內成批發現古代佛教造像的也為數不少，其中較重要者有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石造像2600多件（見曲陽修德寺石造像）；陜西西安西郊土門村南出土石雕及“善業泥”造像390件；河南西峽縣回車水庫工地出土鎏金造像數百件。這些造像中隋唐造像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有的造像上附有隋唐紀年。此外，在四川成都西郊百花潭錦江內還曾發現較多的佛、菩薩、羅漢、供養人等小型石雕像以及有紀年的唐末、五代（前蜀、後蜀）石經幢。
關於隋唐道教遺址的調查工作，有河北易縣龍興觀遺址的調查。龍興觀是唐代北方著名道觀，歷經宋、元、明諸代，直至清末以後才廢棄。該觀址最南端存有白石質開元二十六年(738)道德經幢一座，其道德經文，系依據開元二十一年玄宗註本鐫刻，對研究老子《道德經》是一份有價值的資料。
此外，唐代景教的遺物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至今尚立於西安碑林中。有關襖教的遺物雖未發現，但唐代襖教徒的墓志，卻已發現數塊，特別是1955年西安發現的咸通十五年(874)蘇諒妻馬氏墓志，用漢文與缽羅婆文合刻，是研究唐代襖教的重要資料。
隋唐五代時期中外文化的交往
對外文化交流的遺跡和遺物 隋唐五代時期，中國的國際交往活躍。除同鄰國朝鮮、日本、越南保持密切關系外，還通過絲綢之路，到達帕米爾高原以西至地中海沿岸的廣大中亞、西亞地區；通過海上航線擴大瞭同北部灣以西直至埃及沿海國傢的聯系。
從考古發掘可以看出，隋唐的都城形制對日本的都城制度有很大的影響。日本建於7世紀後半至8世紀後半的藤原京、難波京、平城京、長岡京、平安京，其平面均作長方形，以南北中軸線縱貫城市正中，於軸線北端置宮城，軸線左右兩側對稱地佈置裡坊，顯然是模仿瞭長安、洛陽兩城的設計特點。中國隋唐時代優秀的手工藝品也大量運往日本，至今奈良東大寺正倉院還珍藏著數千件隋唐文物。據日本學者研究，日本生產的奈良三彩，也是模仿唐三彩的工藝技術燒成的。
隋唐時期，“絲綢之路”為中國和伊朗及中亞、西亞各國的文化交流起瞭巨大作用。從吐魯番出土的絲織品中看到，在絲織業高度發達的唐代，曾積極采用中亞人民喜愛的紋樣，織出瞭大量聯珠對鳥對獸紋、聯珠豬頭紋、聯珠騎士紋錦等，同傳統絲織品一起輸出國外，滿足瞭西方市場的需要。中國輸出的商品還有瓷器、銅鏡等。如蘇聯的撒馬爾罕以及伊朗、伊拉克、約旦、敘利亞境內都發現瞭中國的瓷器和銅鏡。蘇聯、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境內還發現瞭唐三彩。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巴基斯坦、埃及等國不止一處發現瞭唐至五代的中國瓷器，印度尼西亞、蘇丹、埃及也有唐三彩出土。這些珍貴遺物，都是中國和亞非各國人民友好交往的見證。
外國錢幣的發現和研究 屬隋唐五代時期在中國境內出土的外國錢幣，有波斯薩珊朝銀幣、東羅馬金幣、阿拉伯金幣以及日本的和同開珎銀錢和銅錢。其中波斯薩珊朝銀幣的數量最多。隋唐時期波斯薩珊朝銀幣的發現地點，有新疆的烏恰、庫車、吐魯番，陜西的耀縣、西安，河南的陜縣、洛陽，山西的太原等地，大多分佈在絲綢之路沿線及國內交通幹線附近。包括瞭4世紀初至7世紀中期先後12個王(沙普爾二世至葉茲德格爾德三世)的鑄幣，而以庫思老二世的為最多。當時，波斯銀幣在中東、近東、東歐同東羅馬金幣一樣是國際通用貨幣。但中國出土的不一定是作流通貨幣使用的。有人認為，新疆出土的有一部分或曾作為流通貨幣使用過，其另一部分以及其他地方出土的，則是墓葬的隨葬品、禮佛的施舍品、或是古錢和外幣愛好者的收藏品。
東羅馬金幣共3枚，一枚出於內蒙古土默特右旗畢克鎮東北水磨溝口水庫工地，是羅馬帝國幣制改革後的金幣“索裡得”，系東羅馬皇帝利奧一世(457～474)時所鑄，可能是隋唐或稍早一些時候，掩埋死於途中的商人時被埋入地下的；一枚出於陜西咸陽底張灣隋墓，經鑒定為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二世金幣；另一枚出於西安土門的一座高宗或武則天時期的唐墓，系拜占廷赫拉克利烏斯(610～641)型鑄幣的仿制品，大約是7世紀中葉鑄於中亞細亞。
阿拉伯金幣在新疆曾有發現，但多為本地所仿制，且仿制時間較晚，1964年西安市阿房區西窯頭村一座中晚唐墓葬出土阿拉伯金幣3枚，它們同屬伊斯蘭古幣“第納爾”，為中古阿拉伯奧梅雅王朝（唐書稱白衣大食）所鑄，這是中國境內出土的最早的伊斯蘭鑄幣。
出土於西安何傢村窯藏的日本和同開珎銀錢共 5枚；和同開珎銅錢曾出於渤海上京龍泉府城遺址。和同開珎銀錢和銅錢鑄於奈良朝元明天皇和銅元年(708)，都是流通貨幣，但次年即廢。西安所出的和同開珎銀錢，可能是日本遣唐使帶到中國來的。
薩珊玻璃器的發現 指薩珊王朝時期伊朗高原生產的玻璃器，它是在羅馬玻璃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目前在中國發現的可以肯定為薩珊玻璃器的有兩件，一是洛陽關林唐墓出土的細頸玻璃瓶，是羅馬後期和伊斯蘭初期的香水瓶，在伊朗3至7世紀的玻璃器皿中經常出現。另一件是西安何傢村唐代窯藏發現的凸圈紋玻璃杯，兩件都屬於鈉鈣玻璃。西安何傢村唐代窖藏玻璃杯的裝飾花紋，尤具有薩珊風格。
波斯釉陶器的發現 中國境內發現的波斯釉陶器有兩批，揚州出土的是一件綠釉陶壺，壺高38厘米，頸肩之間聯以對稱的雙把手，腹部飾水波紋，釉作翠綠色。在揚州唐城遺址中、晚唐地層中屢次發現波斯釉陶器的碎片。另一批出土於福州蓮花峰的劉華墓中，劉華是南漢南平王的次女，閩國第三主王延鈞的夫人，葬於長興元年(930)。墓中隨葬瞭三件孔雀藍釉的陶罐，斂口廣腹小底，肩部有三或四個環耳，腹部貼飾半圓弧條紋或平行的繩紋，高達74.5～78.2厘米。這種陶罐的器形、釉色和腹部貼飾的紋飾，都與伊朗發現的9至10世紀的所謂伊斯蘭式樣的釉陶罐相同。這些釉陶器，無疑都是從伊朗輸入的，而且還可能都是從海路輸入的。
參考書目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獲》，文物出版社，196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