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
明末清初的唯物主義思想傢。字甯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青年時期曾參加以抨擊明末弊政為宗旨的“複社”。清兵南下時一度舉兵抗清。顧炎武在學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繼承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傳統，批判宋、明唯心主義理學，提出瞭瞭“經學即理學”的著名命題。他的法律思想也同當時進步的社會思潮相呼應，具有反對專制主義的色彩。他針對明末士大夫空疏不學的惡劣學風，提倡讀書、務實，經世致用，把學術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聯系起來。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音學五書》、《亭林詩文集》等。
處於明末清初社會動蕩的歷史條件下，顧炎武察覺到封建統治已瀕臨“法不變不可以救今”的危機階段，因此，他反對泥古不變，頑固守舊，指出前人所立之法不可能預測事勢的發展而早為“變通之地”，後人如“拘於舊章”，“姑守其不變之名”，必將形成“大弊”。為瞭適應“不得不變之勢”，他提出一系列社會改革方案，如改革賦稅，限制地租，實行均田、墾田；改革君主獨治，代之以官僚的眾治；取消八股取士制度，實行郡縣推薦，等等。雖然他也以“法古用夏”相號召，但意在援古措今，為現實改革服務。
顧炎武法律思想中的民主性精華，是對封建專制主義法制的抨擊。他認為“法制禁令”為“王者之所不廢”，但反對以嚴法繁刑統治百姓，指出專制主義法制的主要弊病在於“法令日繁，治具日密”。他說：“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他舉秦始皇以繁法治民而“奸偽萌起……至於不振”的歷史為例，說明“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他所說的“眾治”，並非“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而是擴大公卿郡縣守令的職權，借以平衡君權，限制君權的濫用。
顧炎武從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法制的立場出發，認為一切聽之於法，就會出現“廢人而用法”的現象，從而限制瞭人們才智的發揮，使“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雖豪傑之士也將歸於庸懦。所以“法令者，敗壞人才之具”；不僅如此，繁復的法令，隻是便於吏胥巧詐之徒“以法為市”，恃訟繁刑苛，勒索民財，挾掣官府，成為民間的虎狼，因此“法愈繁而弊愈多”，“法禁之多，乃所以為趣亡之具”。為瞭整飭吏治，他主張嚴懲貪官污吏，不以縱舍有罪為仁政；建議廢除吏胥“操其兩可之權”的“用例破法”、“因例立法”的傳統。
顧炎武鑒於“徒法無用”，強調隻有“正人心，厚風俗”，才是治亂的關鍵，國傢的根本。他說，西漢文景之治，是以孝悌導民，“移風易俗，黎民醇厚”的結果。不從根本入手，徒以法為禁，必然使“事功日墮，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奸人愈得志”，因而是愚閣之君之所為。為瞭改變風俗，發揮封建綱紀的教化作用，顧炎武提倡“清議”，“政教風俗，茍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顧炎武也反對“以錢贖罪”、“以谷補官”的制度，認為它隻有利於富有者，起瞭傷風敗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