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聃
春秋戰國時期以老聃(約西元前580～前500)和莊周(約西元前369～前286)為主要代表的一個學派。在法律思想上他們崇尚“道法自然”的自然法，認為“道”“似萬物之宗”，是支配一切的主宰，要求統治者也應當象“道”一樣，以自自然為法，實行“無為”之治。他們反對一切違反自然的人定法，並把矛頭指向當時儒傢所維護的“禮”和法傢所倡導的“法”。成書於戰國初期的《老子》和戰國中、後期的《莊子》是道傢的代表作，分別體現瞭道傢思想發展的兩個階段。
《老子》的法律哲學 《老子》是道傢第一部經典，據近人考證不是春秋末期道傢創始人老聃（即老子）手著，但包含並發展瞭老聃的思想。秦、漢以後，因其“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並以《道經》為上篇、《德經》為下篇，故稱《道德經》。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大批西漢帛書，其中有兩種《老子》寫本，編排順序與傳統《老子》不同，不是道經在前而是德經在前，但與先秦《韓非子》中《解老》、《喻老》兩篇所引《老子》的篇章一致。因此，先秦時代的《老子》究竟是《道德經》還是《德道經》，抑或二者並存，尚待進一步研究。這裡仍以傳統的《老子》為據。《老子》書中涉及具體法律觀點的地方雖然不多，但法律哲學卻比較豐富，是其以“道”為核心的整個哲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老子》
崇尚“無為”，鼓吹“無為而治” 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老子第一個提出瞭“道法自然”的觀點。他認為統治者隻有順應自然，按照自然法則辦事，才符合“道”的精神。“道”之所以能生養和主宰萬物，並不是它對萬物有所作為或橫加幹涉，而是讓萬物自然而然地生長變化。正因為它自然無為，所以它才具有化育萬物的巨大威力。統治者要想保持自己的統治，也必須“惟道是從”，而不能背“道”而馳。
老子認為最理想的治國方法，就是“無為”。《老子》說：“為無為，則無不治”；“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這就是一般所說的“無為而治”，因此，他要求統治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一切聽任自然法則的支配。他把這種自然法則名曰“天之道”或“天道”，認為“天之道”的基本特征是“損有餘而補不足”，因而對立的雙方一旦發生鬥爭，柔弱的一方必然戰勝剛強的一方，即所謂“柔弱勝剛強”。統治者如果自恃剛強，對人民一味橫征暴斂、強加制裁，自己的地位就會轉化，走向“強梁者不得其死”的下場。所以統治者要想維持其統治，就應使自己經常處於柔弱的地位，“知其雄，守其雌”，並盡可能避免鬥爭，特別是不要主動去挑起鬥爭。這樣就可以退為進，使“天下莫能與之爭”。
為瞭達到上述目的，老子認為統治者必須清靜無為，“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切忌過分壓榨人民。他一再告誡統治者“禍莫大於不知足”，不知足就會“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他要求統治者在立法、定制時，必須“去甚、去奢、去泰”，並且指出最理想的法制就是不要去宰割人民。另一方面，統治者還必須設法防止人民起來鬥爭，辦法就是采用愚民政策，窒息人民的反抗思想和麻痹人民的鬥志。他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為此，他主張“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為瞭達到這一目的，他進一步要求做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以便使“民復孝慈”、“盜賊無有”。所以他的“無為而治”的理想社會，也就必然是他自己所描繪的：“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種理想社會沒有矛盾，沒有鬥爭，軍隊、監獄、法律等也就失去作用。嗣後，《莊子》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想，就是從這裡發展起來的。
鄙薄“有為”的人定法，抨擊“禮治”、“法治”老子崇尚“無為”，鄙薄“有為”的人定法，並對儒傢所維護的“禮治”(見儒傢)和法傢所提倡的“法治”進行瞭抨擊。他認為當時統治者的所作所為（“有為”）是奉行與“天之道”相反的“人之道”，不是損有餘補不足，而是“損不足以奉有餘”，隻知加重對人民的壓榨，這樣必然招致人民的反抗。因此“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老子還痛斥那些不顧人民死活，一味橫征暴斂以至“財貨有餘”的統治者，把他們比作“盜竽”（強盜頭子）。
老子對統治者奉行“人之道”，力圖用仁義道德、禮法刑政等維護他們的統治，進行瞭駁斥:①他認為“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傢昏亂，有忠臣”。意即忠孝仁義之類道德規范的出現，都是大“道”廢棄的產物，都是社會病態的反映。②他認為“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因為“禮”是維護貴族“有為”的工具，不但起不瞭齊民的作用，反而是忠信淺薄的表現和禍亂的開端。③他認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特別反對法傢的重刑理論和“法治”。“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這時，即使施之以嚴刑峻法，也無濟於事。原因在於“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老子反對過重的剝削和壓迫，要求清靜無為的主張，於戰國中、後期曾與法傢的某些觀點相結合，形成瞭黃老學派，並在漢初和唐初起過安定社會的良好作用。但老子從埋怨當時的當權者不懂得維護自己的統治的角度出發，提倡復古倒退，以至發展到一般地否定法律、道德的作用，則是當時沒落貴族思想感情的流露。
《莊子》的法律虛無主義 戰國中期的莊周與老子一脈相通，世稱老莊。他們的關系類似儒傢的孔丘和孟軻。明焦竑說：“夫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也”（《莊子翼·序言》）。現存《莊子》33篇，其中內篇7，一般認為是莊周自作；外篇15、雜篇11，出於後學，但基本思想大體一致（少數摻有儒傢思想的章節除外）。莊子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為法律虛無主義。
主張絕對“無為”，否定一切文化和法律道德 莊子為瞭“明老子之術”，進一步從消極方面發展瞭老子的思想。他也把“道”看成是天地萬物的本源。“有情有信，無為無形”；“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又說：“物物者非物”，強調脫離物質、高於物質的“道”的精神性。從“道”出發，他也認為必須“無為而治”，“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他激烈反對其他各傢的“有為”政治，批評墨傢“兼愛”、“節用”、“節葬”等主張是“亂之上也，治之下也”；批評儒、法以及名傢，認為“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形）名比詳，治之末也”。但《莊子》中的“無為”比《老子》中的更絕對。莊子認為隻有未經人工改造的自然事物才有價值，而社會文化的發展都是對自然的破壞。因此，他的理想已不滿足於老子的“小國寡民”，而要求回到人與物無別的“渾沌”時代，也就是他所說的“同與群獸居”、“族與萬物並”、“無知無欲”、“無人之情”的“至德之世”。為此，莊子主張取消一切制度、規范和文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安寧。所以他說:“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樸鄙；掊鬥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議論。”這裡所要取消的包括道德、法律、制度、度量衡等所有規范以及一切物質和精神文明，實質上就是對整個人類文化的否定。莊子是古代歷史虛無主義因而也是法律虛無主義的始作俑者。
追求不受任何紀律約束的絕對自由 莊子認為人對於人世間的生死、存亡、窮達、富貴、毀譽等等，自己根本無法掌握，隻能“安時而處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從而陷入瞭宿命論。但他又極端不滿現實，憤世嫉俗，不願受仁義道德、禮法刑政的羈絆，隻好從精神上追求自我解脫。其辦法就是象“道”一樣，超然物外，把人生看成一場大夢，物我兩忘。他認為這樣就可與“道”同體，獲得不受任何約束和限制的絕對自由。為瞭超然物外，他把《老子》中所包含的對立面可以無條件轉化錯誤發展為相對主義，完全否定事物的質的規定性和事物之間的差別，也不承認有判斷是非、功罪等的客觀標準，“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既然如此，也就沒有什麼可以作為判斷人們言行是非的客觀規范。這也是他否定法律、道德的另一重要理由。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由於莊子憤世嫉俗，他從相對主義出發，也對當時的仁義道德和法律制度進行瞭揭露，如他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他甚至認為法律、道德對這些竊國者起不瞭制裁的作用，反而會成為被他們利用的工具。他說：“為之鬥斛以量之，則並與鬥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所以，他要求把仁義道德和法律制度等等，通通予以取消。
《莊子》中所反映的主要是沒落貴族的悲觀絕望和不與統治者合作的情緒，因而容易引起後世不當權的封建士大夫和失意政客的共鳴。莊子對當時禮法刑政的評價，雖有助於加深對剝削階級法制的認識，但他所鼓吹的法律虛無主義思想，卻對法律思想的發展帶來有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