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傢，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傢、哲學傢。
生平和著作 李大釗字守常，河北樂亭人。1913年留學日本，就就讀於早稻田大學。當日本向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件後，他參加瞭留日學生總會的愛國鬥爭，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1916年回國後，積極參與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他尖銳地抨擊以孔子為偶像的舊禮教、舊道德，同反動勢力展開猛烈的鬥爭。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他逐步明確地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來。1917～1919年，他先後發表瞭許多宣傳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並與資產階級改良派胡適展開“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在思想界引起強烈的反響。他1918年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後兼任經濟學教授，參加《新青年》雜志編輯工作。同年年底與陳獨秀等創辦《每周評論》，並於次年主編《晨報副刊》。他積極支持和領導1919年的五四運動，並於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學組織瞭中國第一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0月在北京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的工作。在中國共產黨第二、三、四次代表大會上，均當選為中央委員。1922年，他受中國共產黨的委托與孫中山先生談判國共合作，並在1924年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領導工作。同年底，任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領導人民在北洋軍閥統治的北方地區開展瞭反帝反軍閥鬥爭。他對馮玉祥將軍五原誓師參加北伐起瞭重要作用。1927年4月6日，被奉系軍閥張作霖逮捕，4月28日英勇犧牲。李大釗的主要論著被收入《李大釗選集》和《李大釗詩文選集》。
哲學思想 李大釗是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先驅者。他堅持唯物主義觀點，肯定宇宙是客觀實在，認為這個“實在”不是由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而是大自然的客體；物質決定精神，精神現象是物質現象的反映；宇宙不是凝固的、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運動變化、前進上升的。在他看來，生與死、盛與衰、陰與陽、吉與兇、福與禍等等是彼此對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雙方的鬥爭推動著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運動發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上升的，而不是簡單地循環和重復。李大釗對人類的認識、認識過程和思想的作用都有所論述。他分析瞭認識的有限和無限問題，很重視精神、意識的力量，尤其強調先進思想的作用，提倡理論同實際相結合。
李大釗最大的貢獻是，在中國開拓瞭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他在一系列著作中闡明瞭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批判瞭歷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唯心史觀，揭露瞭它的社會作用及其階級實質。他著重闡明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關系，認為“人類社會一切精神的構造都是表層構造，隻有物質的經濟的構造是這些表層構造的基礎構造”；全社會的表層構造，都依著基礎構造而遷移變化。他強調生產力是基礎構造變動的最高動因，生產力一有變動，社會組織必然隨之變動。他說：“生產力在那裡發展的社會組織，當初雖然助長生產力的發展，後來發展的力量到那社會組織不能適應的程度，那社會組織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縛他妨礙他瞭。而這生產力雖在束縛他、妨礙他的社會組織中，仍是向前發展不已。發展的力量愈大，與那不能適應他的社會組織間的沖突愈迫，結局這舊社會組織非至崩壞不可。這就是社會革命”（《李大釗選集》第186頁）。李大釗對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也有明確論述。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分為三部分，即歷史理論、經濟理論、社會主義理論，提出“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系起來”。他強調社會改造必須通過階級鬥爭才能實現。他說明瞭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指出：“在革命的時期，為鎮壓反動者的死灰復燃，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礎鞏固，不能不經過一個無產者專政的時期”（《李大釗選集》第397～398頁）。他還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離開人民群眾的鬥爭，是不可能實現的。
倫理思想 李大釗還運用唯物史觀最早考察瞭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他的倫理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倫理思想在中國的最初表現形式。它標志著中國倫理思想的嶄新歷史發展時期。
李大釗主張從人間現實生活中探求道德的根源。他在早期認為，道德發生的基礎及其實質，是人類適應社會生活之要求的社會本能，義務和良心是這種社會本能的呼聲。根據這種基於自然進化宇宙觀的思想，他反對把道德看作“神秘主宰之惠與物”或“古昔聖哲之遺留品”，指出道德作為適應一定社會生存的習慣風俗，可以而且必然隨著社會生活的歷史變化而變革，古今之社會不同，古今之道德自異。他掌握瞭唯物史觀之後，這些具有進步意義的論斷，以至他的整個倫理思想體系，獲得瞭真正科學的理論基礎。這個基礎歸結起來就是他反復強調的：道德屬於社會的“表面構造”，是由作為社會基礎的“經濟構造”決定的，道德發展的必然性的根據就在於社會的“經濟構造”發展的必然性。他依據這個根本觀點，深刻揭露和批判瞭統治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倫理道德，指出這種道德賴以生存的基礎，是中國的大傢族制度，亦即封建的農業經濟組織，並與專制政治有著十分明顯的依存關系，其實質是歷代帝王專制和封建傢族制度的護符，是封建統治者壓迫勞動階級的工具。他認為，現代的經濟組織，促起勞工階級的自覺，迎合社會的新要求，大傢族制度因此陷入瞭崩頹粉碎的命運，封建倫理道德也必將隨著歸於敗亡，而為“勞工神聖”的新倫理、新道德所取代，從而實現道德領域的革命。為瞭實現這一革命，李大釗認為必須將它同社會革命結合起來，並且提出瞭物心兩面和靈肉一致的主張，即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他指出：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定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求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為瞭確立新道德以利於改造人類精神，他強調應對一切陳腐的僵死的舊道德加以人為之力，促使其迅速崩潰。
與他的革命思想和道德觀點相聯系，李大釗還闡述瞭充滿青春活力的革命人生觀。他認為，人生的目的在達於真理，而知識則是照亮人生道路的燈燭。革命者應當運用唯物史觀去研究過去，解喻人生，以期獲得一種哲學的明慧，致合理的生活於可能的境界。他十分強調個人與社會、與民眾的關系，認為置同胞於黑暗中而不顧的安樂，不是人生真正的幸福，單單做到獨善其身、潔身自好，也不能算盡到瞭人生的責任。他倡導的人生，就是具有犧牲精神，在社會革命中創造新生活，為後人造大功德，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的人生。李大釗光輝的一生，是他的人生觀的實踐。他不僅以筆和語言而且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向中國人民宣傳瞭這種人生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