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先秦至清鴉片戰爭前的礦冶政策和礦冶業。
中國封建王朝基於山澤國有的原則，視礦冶為重要財源，礦政與財政密切結合。又由於礦產采煉常聚集眾多人手於深山曠野，不免為豪強所盤據，有危及王朝安全之虞。因此，歷代大都對礦冶採取嚴格管理政策，如實行官營、專賣，或征課重稅，對礦山的開閉須經朝廷或地方官審批，對私采、私鑄、私販則嚴加處分等。
礦政與財政的結合在鹽業上最為突出。中國鹽產主要是海鹽，僅四四川井鹽屬礦產。
先秦 金屬礦的開采和冶煉，以銅礦為最早。夏商周時代，青銅用以制造生產工具、兵器、禮器等，生產者多為奴隸，產品主要是為瞭“給官”。春秋晚期成書的《考工記》所載築氏（造削）、冶氏（造矢、戈、戟）、桃氏（造箭矢戈戟劍）、鳧氏（造鐘）、氏（造量器）、段氏（造餺器），都屬官冶的銅器制造。但這時除官府奴隸生產以外，已有個體生產者存在，他們制造一般用品，被稱為“工肆之人”。
鐵冶大約始於春秋時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有關於晉國鑄鐵鼎的記載。戰國時鐵業發展甚快，《史記·貨殖列傳》所記戰國晚期至秦代以鐵冶致富者有邯鄲郭縱、趙地卓氏、宛地孔氏、曹地邴氏等，可見民營鐵業頗為普遍。但民營須向國傢納重稅，稅收歸於皇室（少府）。由於鐵業關系兵器制造，封建政權不會對私營放任不管。如宛孔氏在秦伐趙時被迫遷往南陽，趙卓氏在秦破趙後也被迫遷徙，就是明證。
秦漢至南北朝 秦時已有鐵官的設置，鐵官的職掌不外是管理私營鐵業或實行官鐵專賣。漢初無統一規定，諸封國中如吳和齊曾在當地自營鹽、鐵，吳王濞並自鑄銅錢因而“國用富足”。到瞭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因財政和軍事的需要，開始實行鹽鐵官營，設鐵官49處，分別在今陜西、山西、河南、山東、江蘇、湖南、四川、河北、遼寧、甘肅等地；郡不出鐵者設小鐵官，管銷售鑄器。收入歸入國庫。采煉所用卒徒，包括奴隸、刑徒、工匠、民夫等，銅、鐵礦徒多至10萬人。私鑄鐵器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這種官營政策有利於集中人力，開發資源，提高技術；但官營“多為大器”，“不給民用”；其給民用的，卻是“鐵器苦惡價貴，或強令民買賣之”。
銅的一個重要用途是鑄錢，秦有半兩錢。漢初，郡國多自鑄造，民間濫鑄問題嚴重。元狩五年（前118）悉禁郡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造，所鑄多為五銖錢（見彩圖）。
秦半兩錢（公元前221～前207）
王莽大泉五十（公元7）
王莽佈泉（公元14）
王莽栔刀五百（公元7）
王莽一刀平五千（公元7）
呂後八銖半兩（公元前186）
漢武帝赤仄五銖（公元前115）
王莽貨佈（公元14）
漢靈帝四出五銖（186）
董卓小五銖（190）
東漢初繼行鹽鐵官專賣制，至章帝時，以鹽政腐敗，罷鹽鐵之禁；但隨後又復置鹽鐵官。東漢鹽鐵官由郡管轄，末期群雄割據，鹽鐵非復王朝所能控制。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頻繁，鐵冶甚受重視。三國的魏、蜀各有司金中郎將的設置。南北朝各割據勢力，大都利用當地資源設置官冶。魏、晉先後在谷水白超壘側置水冶，南燕慕容德（336～405）於商山立冶，北魏道武帝置山東諸冶以造甲兵，崔挺立鐵官於光州（今河南潢川）。相州（今河北臨漳縣鄴鎮）的牽口冶為北魏兵器、農器鑄作最工之處。北周夏陽諸山的鐵冶每月工役約達8000人。
唐宋 唐代礦冶業有緩慢的發展。唐前期，凡金、銀、鐵、錫之冶186處，陜、宣、潤、饒、衢、信等州銀冶58，銅冶96，鐵山5，錫山2，鉛山4，汾州礬山7。到唐後期宣宗時，增銀冶2、鐵山71，廢銅冶27、鉛山1。下面是憲宗元和時與宣宗時各一年的礦產額比較（《文獻通考》卷十八）：
宋代礦業有較大的發展。宋太祖開寶五年（972），金、銀、銅、鐵、錫之冶總共為271處，其中金11，銀84，銅46，鐵77，鉛30，錫16，丹砂2，水銀5。北宋皇祐中的一年（1051年左右）和元豐元年（1078）的礦業發展情況如下（同前，卷十八）：
從上兩表可見，宋代產量遠超過唐代。宋代銅、錫、鉛產量發展最快，這與商品經濟需要鑄錢數量增加有關。唐每年鑄錢僅數十萬貫，北宋則達五六百萬貫。降及南宋，以東南多產銅之地。“諸處檢踏，官吏大為民殃，有力之傢悉務辭遜，遂至坑源廢絕，礦條湮閉”（同前，卷十八）。
元明清 元代礦政極為繁苛。世祖至元三年（1267）立諸路洞冶所，次年立諸路洞冶總管府，“專掌金、銀、銅、鐵、丹粉、錫綠，恢辦課程”；“恢辦”即擴大舉辦。規定：諸路原有洞冶均應查明“赴制國用使司入狀，立額興煽，毋許勢豪之傢影占阻撓”。並就各產區設提舉司，分撥冶戶，規定課額。對每項金屬礦都訂有處分犯禁的嚴厲刑條。終元之世繼行這一政策，盲目開采，貪污成風，而實效殊微（《續文獻通考》卷二十三）。
明代初期礦禁有所松弛。洪武間除因造兵器於各省設置鐵冶外，其餘礦山均不許官開。洪武二十八年（1395）以內庫儲鐵已多，罷各處官冶，令民自采，輸課三十分取其二。三十年，以山西交城、江西吉州與袁州、湖廣武昌、河南鈞州、四川蒲江等地所設鐵冶病民，革罷之。自永樂至宣德仍持謹慎態度，惟銀礦有增辟，銀課也有增加。至英宗朝正統三年（1438）加嚴銀礦管理，私煎者處死，聚眾偷挖者充軍。其後宦官參預礦政，分赴浙、閩、滇、川等銀產區，所得不償所費，遂下令停止。憲宗成化三年（1467）又命宦官主辦浙江、福建、四川、雲南銀礦開武陵等12縣金場21處，歲役民夫55萬，死者無算，僅得金53兩。以後嘉靖、萬歷間，先後下令各省搜訪、勘報礦洞，宦官四出，紛紛以開礦、督礦為名強征勒索，民不堪苛擾，激起多處民變，是為礦禍最甚之時。清初40年間，礦業停頓。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始開發銅、鉛以應鑄幣需要，對其他礦產仍采限制方針。直到雍正末年基本上仍維持保守政策。乾隆時，實行對各種礦開放民營的政策，連歷代不許私挖的金、銀礦也不禁民采，開過去封建王朝未有的局面。
清代煉銅（選自吳其濬《滇南礦廠圖略》）
清代礦政管理重點在銅、鉛，對民間開采除課稅外並行官價收購。雲南是清代開發的最大銅礦區。康熙二十四年至四十四年實行二八抽課辦法，即除課十分之二實物外，餘聽自賣。在此辦法下，滇銅發展順利。後改為二分抽課外，其餘均歸官收買；商人不願投資，生產停滯。雍正時改為除官買定額外，餘銅準自賣，於是銅產復振。乾隆時礦課減為十分抽一，又對官買價格略作調整，酌留餘銅自賣；於是產量繼增，平均年達1000萬斤以上，保證瞭每年大量銅錢的鑄造。惟嘉慶後因礦老山荒，產量趨減。其他各省銅礦，大體是抽課二分，官買四分，餘四分聽民自賣。鉛礦以貴州為主，乾隆前期年產曾達1000萬斤以上，抽課、官買、自賣辦法略如銅礦。金銀礦課較高，達十分之四，但在清代礦業中不占重要地位。鐵礦以廣東、陜南為主，多系冶戶承包稅銀之制。煤礦為清代新興礦業，乾隆初開放民營，一般是對官山采煤納輕稅，民地因有田賦，免納。清代礦政雖放手民營，但為防“聚眾滋亂”，對礦區的開辟仍極審慎，邊疆多列禁區；對礦工之募集、管理甚為嚴格，常有封禁之舉。直到鴉片戰爭前，中國礦業並未得到應有的發展，對當時國外已流行的新式采礦技術亦未能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