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將征自田賦的部分糧食運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運輸方式。運送糧食的目的是供宮廷消費、百官俸祿、軍餉支付和民食調劑。這種糧食稱漕糧，漕糧的運輸稱漕運，方式有河運、水陸遞運和海運三種。狹義的漕運僅指通過運河並溝通天然河道轉運漕糧的河運而言。
概況 漕運起源很早。秦始皇北征匈奴，曾“使天下飛芻挽粟”，自山東沿海一帶運軍糧抵於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漢建都長安（今陝西西西安），每年都將黃河流域所征糧食運往關中，起初年數十萬石，武帝時鑿渭渠以縮短漕運路線，運糧增多，“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合120萬市石）。隋初除自東向西調運外，還從長江流域轉漕北上。隋煬帝動員大量人力開鑿通濟渠，聯結河、淮、江三大水系，形成溝通南北的新的漕運通道，奠定瞭後世大運河的基礎（見彩圖）。唐代江南漕運日益重要。開元、天寶盛時，合南北方漕糧達200～400餘萬石（合120～240餘萬市石）；唐後期通過汴河運至關中的江淮租米，多時達110萬石。北宋都汴梁（今河南開封），南北方糧食分由汴、黃、惠民、廣濟四河輸送，“而汴河所漕為多”。全年由汴河運江淮米往往達五六百萬石（合330～400萬市石）。元大都（今北京），運道由原來的東南西北向改為直南直北。出於南糧北調的需要，在隋代運河基礎上又開鑿瞭濟州、會通和通惠河，接通瞭從杭州至大都的南北大運河。但因會通河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年隻運數十萬石。江南大量漕糧以海運為主，多時達330多萬石（元一石合0.949市石）。明王朝建立，河運與海運並用，然至永樂初仍以海運為主。為節省費用，保障安全，明成祖決定治理大運河，解決瞭會通河的水源不足問題，使長達3400餘裡的京杭運河暢通，遂罷海運而專靠河漕。南方八省每年運北京的正糧達400萬石（明一石合1.0225市石）。清承襲明制，從事河運，“歲漕東南粟四百六十餘萬石”（清一石合1.0355市石），貯京師和通縣各倉，以供支用。漕運倉儲制度更臻完善，時稱“漕政”。咸豐年間，太平天國革命軍占領南方後，運道被截。鄂、湘、贛、皖、豫五省漕糧改折銀兩，蘇、浙兩省漕糧改由海運，隻山東和江蘇北部的漕糧仍經運河運往北京。咸豐五年（1855）黃河改道，運河淺梗，河運日益困難；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令停止漕運。長期以來封建政府的這項重大的財政制度遂告終結。
隋代開鑿的運河故道（江蘇揚州）
明代漕運船（選自《天工開物》）
隋唐運河及大型糧倉分佈圖
作用與歷代的改革 歷代漕運保證瞭京師和北方軍民所需糧食，有利於國傢統一，並因運糧兼帶商貨，有利於溝通南北經濟和商品流通；而大運河之不斷整修，北洋航線的開辟，以及航運業的某些發展，實皆由漕運所促成。但它是人民的一項沉重負擔，運費代價過高，尤以漕運徭役，征發既眾，服役又長，以至失誤農時。歷代也有一些改革，如唐劉晏創分段運輸和“囊米”法，造官船，雇水手兵丁轉運，免征民丁；宋王安石召募商船與官船分運，以減除單靠官運時侵盜諸弊。明永樂時，漕糧主要令民戶自備船隻運至京、通諸倉，亦有運到指定地點由官軍接運者；宣德年間縮短民運路線，在較近州府水次交官軍領運，加征一定的耗米和銀兩。成化七年（1471）實行長運，由運軍遙赴江南接收漕糧，每石再加征渡江費一鬥，以後成為定制。雖徭役逐漸減輕，但耗米附加等負擔轉重。清初仍用屯丁長運，順治九年（1652）改為全部官辦，漕米民輸於官，官兌於軍，貼給銀米，隨漕征收。加以官吏勒索，運費的征發高者可達漕糧的二三倍，而運軍亦受盤剝，弊端叢生。後來，隨著商品貿易發展，漕運已非必需，廢漕之議早有，至20世紀初才正式停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