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是原始社會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個歷史階段。它以農耕和畜牧的出現為劃時代的標誌，表明已由依賴自然的採集漁獵經濟躍進到改造自然的生產經濟。磨制石器、制陶和紡織的出現，也是這一時代的基本特徵（見史前考古學）。因而，新石器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是古代經濟、文化向前發展的新起點。就目前所知，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大約起始於西元前6000多年，實際開始年代還當更早；一般延續到前2000年左右，中原以外有些地區結束的時間要更晚些。中國各地遍佈新石器時代的遺存，，其分佈范圍、文化內涵和起迄年代各不相同，有些在生產經濟上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在一定地域內先後產生的幾支新石器文化往往形成自身的發展序列。中國的諸新石器文化不斷發生交流、融合和分化；在此同時，隨著生產的發展，原始社會內部產生瞭私有制和階級，中國歷史最終進入瞭階級社會。中國新石器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源泉。特別是以中原為核心的一脈相承的新石器文化，與後來青銅時代的商周文化緊密相連，並同周圍地區有著密切的交互影響，便是中國歷史連續發展的具體例證。
發現和研究簡史
中國古代文獻中，有軒轅、神農、赫胥氏用石頭制造工具的傳說，也有肅慎氏使用石弩以及歷代發現“雷斧”的記載。但這些片斷記述，都不屬科學的考古學范疇。從20世紀20年代起，隨著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才開始發展起來。但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全國范圍內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不過二、三百處，其中經過正式發掘的更是寥寥無幾。
1921年，瑞典地質和考古學傢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掘，發現瞭以彩陶為顯著特征並與磨制石器共存的仰韶文化，一度還稱為“彩陶文化”。後來，在黃河中、上遊發現瞭類似的遺存，由此開始瞭對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安特生1925年在《甘肅考古記》中，就當時已發現的黃河中、上遊地區的新石器及其他原始文化，提出瞭“六期”的分期體系，從早到晚依次為齊傢期、仰韶期、馬廠期、辛店期、寺窪期和沙井期。1926年李濟發掘瞭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是中國學者首次正式發掘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據此寫出的《西陰村史前遺存》(1927)和《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1932)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黃河流域的另一重要考古成果，是1928年在山東章丘城子崖發現的龍山文化遺址，它以薄黑有光澤的黑陶為特征，與磨制石器共存，一度曾稱為“黑陶文化”。該處的發掘報告《城子崖》(1934)，是國內首次出版的大型考古報告。1936年，又發掘瞭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從而加深瞭對龍山文化的認識。除山東外，在河南、安徽、浙江、遼寧等省也都發現瞭性質上部分類似的遺存。當時曾一度認為龍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是東西相對、同時並存的兩支文化。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陽後岡發現瞭商代、龍山和仰韶遺存依次上下堆積的“三疊層”，第一次明確瞭中原地區兩支新石器文化及其與歷史時期遺存的相對年代，並據此進一步提出後岡一類的龍山文化與商代文化之間存在傳承關系。
此外，由東北、內蒙古到新疆一帶的廣闊地區，陸續發現一些以細石器為特征、伴存有篦紋或其他類型陶片的地點，當時曾稱之為“細石器文化”。長城附近的一些遺址中，還發現細石器與較多的磨制石器和彩陶共存，表明它們與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有所交流融合，曾被人稱為“細石器與彩陶的混合文化”。從1932年以來，在東南沿海的江蘇、浙江、江西、廣東、福建、臺灣等省，發現瞭許多以幾何印紋陶為特征的遺址，並常伴存著華南地區特有的有肩石斧或有段石錛等磨制石器，當時習慣上稱為“幾何印紋陶文化”，並一概視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存。
在上述考古發現的基礎上，不少中國學者進行瞭綜合研究，有的還以具體事實開始糾正安特生的“六期”說。但是，由於考古資料的限制，當時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基本輪廓還不甚清楚，若幹文化的性質仍若明若暗，地區上的空白和時代上的缺環又比比皆是，無論是發現還是研究都是相當薄弱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瞭大規模考古調查發掘。據不完全統計，在全國已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7000多處，其中經過發掘的約400多處。有的地點經多年持續工作，揭露面積達1萬多平方米，有的墓地發掘墓葬多達千餘座。陜西西安半坡遺址和臨潼薑寨遺址等，局部或整體地揭露瞭仰韶文化的聚落佈局，對瞭解當時人類生活和社會形態，提供瞭生動、具體的物證。在半坡還建成瞭中國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型遺址博物館。
半坡遺址發掘現場
考古資料和論文得到廣泛刊印。以專刊形式出版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報告愈來愈多，主要有《廟底溝與三裡橋》、《西安半坡》、《京山屈傢嶺》、《大汶口》、《元君廟仰韶墓地》、《寶雞北首嶺》、《青海柳灣》、《昌都卡若》等。更多的報告、簡報或研究論文，刊登在多種學術期刊上。此外，也匯集出版瞭若幹專題論文集。
在大量工作和資料積累的基礎上，取得瞭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在黃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過去一直是個缺環，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灣文化的發現是一項新的突破，並且為仰韶文化找到瞭起源。“彩陶文化”一詞已被廢棄不用，有關類型概念的提出，推進瞭仰韶文化的分區、分期研究。黃河上遊的馬傢窯文化已予獨立命名。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確立，解決瞭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直接繼承仰韶文化發展的問題，龍山文化已被細加區分，這有利於進一步探討中原地區龍山文化與商周文化的銜接關系。“黑陶文化”一詞同樣已被廢棄。大汶口文化是黃河下遊的一支新石器文化，它承襲青蓮崗文化，後發展成為山東龍山文化。長江中遊的大溪文化、屈傢嶺文化以及下遊的河姆渡文化、馬傢浜文化、良渚文化等，均為建國後新發現或重新命名。以大量幾何形印紋陶為代表的遺存，盛行於新石器時代之後，延續時間很長，從而“幾何印紋陶文化”一詞已棄置不用。廣大的東南和西南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存也有不少的發現，但文化序列和相互關系遠不如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遊那樣清晰。至於廣泛分佈的細石器遺存，既不限於北方地區，又分屬於不同的時代和文化系統，因而“細石器文化”一詞已被否定。總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基本輪廓日趨明確，地域或時代上的若幹重要空白得到填補，對文化類型、主要文化成就和社會性質等問題的研究日益深入，同時註意考察與歷史時期的銜接關系。大量發現表明，中國諸新石器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也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在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日漸占有重要的位置。如年代測定方面，迄今發表的屬於新石器時代的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數據已達數百個，與考古學固有的斷代方法相配合，為中國史前年代學奠定瞭比較堅實的基礎。熱釋光斷代的應用，也取得初步的成果。通過體質人類學的骨骼測量，陶器化學組成、燒成溫度和物理性能的分析，農作物和傢畜的鑒定等，揭示瞭當時的人種狀況、工藝水平以及生產活動。孢粉分析又為瞭解當時的自然環境提供瞭重要依據。這些都有助於深入開展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
諸文化的分佈、特征和年代
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末葉開始出現的典型細石器，到瞭中石器時代更為盛行。它是一種特殊工藝技術的產品，以小型石核、細石葉或用細石葉加工的石器為代表，主要是作為骨柄等的石刃而裝備成復合工具。這類新型工具的廣泛使用，意味著中石器時代狩獵技藝的提高和狩獵經濟的發展。中原地區進入新石器時代後，隨著農業經濟的興起，細石器突然衰落下去，僅保留瞭少量的殘餘。而在東北經內蒙古到新疆的廣大北方草原地帶，細石器傳統經久不衰，主要反映其狩獵經濟占有相當的比重，許多遺存也具有濃厚的農業定居色彩。
以原始農耕文化為主體的中國諸新石器時代遺存，面貌多樣，內涵豐富，特點鮮明，各有創新。大體可分為黃河流域，長江中、下遊，華南和西南，北方等4個地區。
黃河流域 黃河流域地處黃土地帶，屬半幹旱的氣候環境，自然植被以耐幹旱的蒿屬等草本植物為主。在新石器時代氣候比今日溫暖濕潤，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約高於現在2℃左右，尤以仰韶文化時期較為溫暖。而黃土含有礦物肥料物質，土質松疏，易於墾植。這些，為新石器時代先民提供瞭有利的勞動、生息條件。根據目前的發現，約從前6000年起，已形成較發達的粟作農業文化。其後，在黃河中遊、下遊和上遊，分別演變發展為幾支新石器文化。
早期新石器文化 黃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以河南新鄭裴李崗、河北武安磁山和甘肅秦安大地灣3個遺址為代表，陜西西鄉李傢村遺址也具有類似的性質。目前對有關文化的劃分和命名尚有分歧意見，不過從它們的地理分佈、文化性質和絕對年代來看應代表不同的文化系統。根據目前的發現，裴李崗文化主要集中在河南中部，磁山文化僅見於河北南部，大地灣文化主要分佈在渭河流域，李傢村文化限於漢水上遊。
上述早期新石器文化具有較大的共性，也各有自己的特點。遺址的面積都不大，一般為1～2萬平方米，文化層也比較薄。已建造半地穴式房子，村落附近往往有氏族葬地，表明當時的定居聚落已經相當穩固。農業經濟的色彩比較濃厚，都發現有石制農具，有些地點還出土炭化的農作物粟、黍和豬、狗等傢畜骨骼。采集漁獵仍占相當的比例。在生產工具中，有一定數量的打制石器，細石器仍有殘餘，磨制石器尤為發達。裴李崗文化的帶足石磨盤、石磨棒、狹長圓弧刃的薄石鏟和帶鋸齒刃的石鐮，特征非常鮮明（見彩圖）。磁山文化與裴李崗文化大體相似，但石磨盤稍嫌粗糙，鐮的數量很少，也不見鋸齒刃。大地灣文化和李傢村文化均不見石磨盤，鏟、刀等另具特色。一般地講，以裴李崗文化的石器磨制得最為精致。制陶工藝比較原始，都是手制。裴李崗文化的陶器以素面為主，有少量的篦紋。磁山文化與前者相似，但出現一定數量的繩紋、附加堆紋和個別繪有平行曲折紋的彩陶片。大地灣文化以交叉繩紋為主，素面較少，常在缽口繪一道紅彩，缽內也偶見簡單的平行曲折紋，處於彩陶的萌芽階段。李傢村文化也是以繩紋為主，排列整齊，但不見彩陶。器形以三足缽和圜底缽為共同特征，其他則有所不同，裴李崗文化以半月形耳的圜底壺（有的附加三足）和鼎、勺為特點；磁山文化以盂和支架為特有的遺物；大地灣文化以大口深腹三足罐、凹底壺為主，也有少量的圈足碗；李傢村文化則以圈足碗為主，也有三足罐（見華北早期新石器文化）。
裴李崗文化的石磨盤石磨棒
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遺物）
裴李崗文化鋸齒刃石鐮
河南新鄭裴李崗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遺物）
地層疊壓關系和文化面貌說明，以上諸文化屬於較早的新石器文化遺存，特別是放射性碳素斷代提供瞭明確的年代證據。裴李崗文化的測定年代約為前5500～前4900年，磁山文化約為前5400～前5100年，大地灣文化約為前5200～前4800年，可見它們基本上是平行發展的。以上數據已超出瞭樹輪校正表（達曼表）可能校正的最高年限，如加校正，估計大體當在前6000～前5400年左右。至於李傢村文化的年代，似比大地灣文化稍晚。
在世界范圍內，新石器時代約開始於前9000年左右。迄今所知黃河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雖不屬於新石器時代最初階段的遺存，但至少對中國早期新石器文化的研究是一項突破。從細石器的殘餘上，表明它們與以沙苑、靈井為代表的中石器時代遺存有著淵源關系。無論是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還是大地灣文化，在聚落分佈、建築遺跡、墓葬習俗、農業生產等文化因素上，都與後來的仰韶文化有因襲發展的關系，在制陶工藝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如陶面磨光、繩紋、繪彩以及若幹器形，都可看作仰韶文化的前驅。此外，磁山文化中的石磨盤、陶支架和附加堆紋陶器紋飾，又與山東滕縣北辛遺址下層的青蓮崗文化，有著某些聯系。
黃河中遊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 仰韶文化是黃河中遊分佈范圍甚廣、延續時間久長的一種新石器時代遺存。它以黃土高原為中心，遍及河南、山西、陜西、甘肅、河北、寧夏、內蒙古南部和湖北西北部一帶。據已測定的放射性碳素斷代數據，年代約為前4500～前2500年（校正：前5000～前3000），經歷瞭2000多年的發展歷程。這時的農業經濟相當發達，除粟、黍一類耐旱作物外，還種植蔬菜。主要傢畜仍限於豬、狗兩種，也發現有雞。定居生活相當穩固，形成瞭從數萬到數十萬平方米不等的大規模的聚落。
仰韶文化以磨光紅陶和彩陶為顯著特征。由於時間和地域的不同，在陶器的器形和紋飾等方面表現出較大的差異，因而提出類型的概念。盡管在類型的劃分標準以及如何命名方面，還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對於它們各自的文化面貌以及發展演變的趨勢，總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有人提出，黃土高原的遺存，可分為北首嶺、半坡、廟底溝和西王村4個類型，至於史傢似可歸入半坡類型；黃土高原的東南邊緣與華北平原的過渡地帶，即洛陽以東的豫中地區，至少可劃分為廟底溝和大河村兩個類型；沿太行山東麓的華北平原，即豫北、冀南一帶，可劃分為後岡、大司空村兩個類型。目前各類型之間的相對序列及其對應關系基本上已可以確定。
繼仰韶文化而興起的是黃河中遊地區的龍山文化。它包括瞭早期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和晚期的河南龍山文化、陜西龍山文化。
廟底溝二期文化分佈在豫、晉、陜交界及其附近地區，往往疊壓在仰韶文化層之上。陶器以灰陶為主，也有少量的紅陶、黑陶，籃紋成為主要的紋飾，很多器形承襲仰韶文化，尤以大口深腹罐、鼎、小口尖底瓶、菱形帶紋彩陶罐和紅衣小陶杯最為突出，代表由仰韶向龍山的過渡階段。據放射性碳素斷代，約為前2400～前2300年（校正：前2900～前2800）。
大體說來，河南龍山文化是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繼續，以河南為中心，也包括晉南和冀南的部分地區。由於地理分佈的不同，文化面貌上出現一定差異，有人把它再劃分成後岡二期、造律臺、王灣三期、下王崗三期和陶寺等不同類型，也有的認為以陶寺為代表的龍山文化遺存（見陶寺遺址）與一般的河南龍山文化有別，但總的看來文化特征畢竟大同小異，目前把它們統歸屬於同一文化的范疇。這時的陶器依然以灰陶為主，輪制雖占一定的比例，但不如山東龍山文化那樣發達。繩紋已變成主要紋飾，還有一定數量的籃紋和方格紋，素面和磨光也大量存在。器形的特點是，鬲多而鬶少，有斝少甗，鼎也不多見，以斂口深腹小平底罐為主，也有單耳或雙耳的淺腹杯等。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約為前2200～前1700年（校正：前2600～前2000）。後來的二裡頭文化便是在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陜西龍山文化又稱客省莊二期文化，它疊壓在廟底溝二期文化之上，當有繼承的關系。主要分佈在關中一帶，陜北和陜南也都有其遺存。陶器以手制為主，輪制的比例很少。紋飾以繩紋為主，少見方格紋，素面和磨光也不多見。器形以鬲為最多，鬶、盉比較少見，鼎也極少。鬲、罐與河南龍山文化近似，而雙耳(或三耳)罐則接近齊傢文化。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其年代約為前1900～前1700年（校正：前2300～前2000）。
黃河下遊諸文化 目前一般認為，這一地區較早的文化是青蓮崗文化。它分佈於淮北、魯南之間，陶器的器形比較簡單，有釜、鼎、罐、缽和支架等，有的遺址還有角形把手、紅頂缽和紋飾簡單的彩陶，也有用附加細泥條組成的並排豎堆紋。據北辛下層的放射性碳素斷代數據，其年代約為前4800～前3700年(校正：前5400～前4400)。值得指出的是，北辛下層的石磨盤和青蓮崗、大墩子下層的陶支架、彩陶等，先後與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有某些聯系；而青蓮崗的寬簷釜和角形把手，又與長江下遊的新石器文化密切相關。一般認為青蓮崗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先驅。也有人主張，以北辛下層為代表的遺存，應命名為北辛文化，後來發展成為大汶口文化；至於青蓮崗遺址則屬於另外一個文化系統。
大汶口文化主要分佈在山東境內和江蘇的淮河北岸，在皖北、豫東和遼東半島一帶也有零星發現。以紅陶為主，紋飾常見鏤孔和劃紋，還有彩陶。代表性器形有鼎、鏤孔豆、背壺、實足或袋足鬶、高柄杯、觚形器等（見彩圖）。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其年代約為前3700～前2100年（校正：前4300～前2500）。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受到仰韶文化的影響。到瞭晚期，它還深入豫中地區，如在平頂山寺岡、偃師滑城等地都有發現。遼東半島旅順郭傢村下層，以帶劃紋的大口深腹罐為主，器形上與新樂一期文化、紅山文化等相近似；也有彩陶以及鼎、鬶、盉等，與大汶口文化相似，是大汶口文化因素向北波及影響的證據。
彩陶器座
江蘇邳縣大墩子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遺物）
彩陶背壺
山東泰安大汶口墓地出土（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遺物）
山東龍山文化又稱典型龍山文化，它是繼承大汶口文化發展而來的。它的分佈以山東為主，也包括江蘇、河北和遼東半島等部分地區。以兩城鎮、城子崖和嶽石為代表，或許是3個不同的類型，也有人認為後者文化面貌差別較大，年代較晚，可另行命名為嶽石文化。陶器的特征以輪制為主，多典型的黑陶，有薄僅0.5～2毫米的“蛋殼陶”，陶面修飾主要是素面和磨光。器形多鬶少鬲（或根本不見鬲），有甗無斝，鼎類頗多，罐類以矮肥的形式為主，與河南龍山文化有著顯著的差異（見彩圖）。兩者接壤地帶的文化面貌，則呈現出一種漸變、交融的復雜現象。遼東半島有些遺址出土的薄胎陶、黑陶杯和環足鼎也與山東龍山文化酷似，但其他器物差異較大，當屬於地方性的變體。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山東龍山文化如包括嶽石類型在內，年代約為前2100～前1400年（校正：前2500～前1600）。它曾與河南龍山文化並存，下限則較晚，當中原地區已進入商代之後，山東龍山文化還延續瞭一個時期。兩城鎮黑陶上的雲雷紋和玉錛上的獸面紋，表明它與中原的青銅文明有某些聯系，牟平照格莊的青銅錐也是有力的證據。
蛋殼黑陶高柄杯
山東膠縣三裡河遺址出土（山東龍山文化遺物）
陶鬶
山東濰坊姚官莊遺址出土（山東龍山文化遺物）
黃河上遊諸文化 黃河上遊的甘肅、青海和寧夏一帶，先後存在的新石器時代及青銅時代早期的遺存，主要有馬傢窯文化和齊傢文化。馬傢窯文化有的人稱之為甘肅仰韶文化，大體可分為石嶺下、馬傢窯、半山和馬廠4個類型，代表其發展序列。不僅從地層關系上證實，同時從陶器的器形和彩陶紋飾上，也表現出一脈相承的發展關系。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約為前2700～前1700年（校正：前3300～前2050）。馬傢窯文化石嶺下類型與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之間，有上下疊壓的地層堆積，特別是石嶺下類型的彩陶紋飾和器形猶具有從廟底溝類型遞變來的蹤跡，因此，有人把馬傢窯文化視為仰韶文化的一種地方性的變體。
齊傢文化以紅陶為主，表面除素面或磨光外，多見籃紋、繩紋，代表性器形為雙大耳罐和高領雙耳罐（見彩圖）。它與陜西龍山文化的關系非常密切。有人認為，它起源於陜西龍山文化，隨著不斷向西發展，又承襲瞭馬傢窯文化的若幹因素(如彩陶等)，地域性也就顯得更加突出，實質上當屬龍山文化的變體。據放射性碳素斷代並經校正，其早期年代約為前2000年左右，下限還當更晚。齊傢文化已普遍出現銅器，其中青海貴南尕馬臺出土的青銅鏡，形制紋飾與殷墟的婦好墓所發現者近似，齊傢文化的年代下限或可晚到商代。至於甘肅西部的火燒溝文化，則已進入比較發達的青銅時代，據測定，年代約為前1600～前1500年（校正：前1900～前1700），此時已進入中原地區夏、商的紀年范疇。
雙大耳彩陶罐
青海樂都柳灣墓地出土（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齊傢文化遺物）
長江中、下遊 長江中、下遊幹流及其支流地區，為連續的沖積平原。地勢坦蕩，湖澤較多。這裡氣候暖熱，雨量充足。新石器時代還生存有亞洲象、犀牛、獼猴、孔雀等適於溫暖環境或現今分佈偏南的動物。孢粉分析表明，當時常綠闊葉和落葉闊葉的混交林茂密，又廣泛生長著水生植物和濕生草本。總的是屬於中亞熱帶溫熱潮濕的氣候，大致與今兩廣和雲南等地區的氣候接近。這裡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存都以稻作農業為主。在幾個區域內，各自形成瞭不同序列的幾支新石器文化。
江漢地區諸文化 長江中遊的江漢地區和三峽地區，主要有大溪文化、屈傢嶺文化和湖北龍山文化3種新石器時代遺存。此外在鄂西北和豫西南的漢水流域，存在著具有較濃厚地域性因素的仰韶文化遺址。
大溪文化主要分佈在川、鄂的三峽地區，鄂西南和湘北一帶。在有的遺址中疊壓在屈傢嶺文化之下，揭示瞭兩者的相對年代。陶器以紅陶為主，用植物碎末作羼和料，也有灰陶和少量的白陶，均系手制。器形中圈足器比較發達，有鼎、盤、豆、簋、杯、碗、罐和器座等，以曲腹杯和筒形瓶為典型代表，並有彩陶和朱繪黑陶(見彩圖)。它與仰韶文化之間存在文化交流和相互影響。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為前3800～前2800年（校正：前4400～前3300）。
彩陶碗
湖北枝江關廟山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遺物）
彩陶罐
四川巫山大溪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大溪文化遺物）
屈傢嶺文化主要分佈在湖北境內和豫南一帶，分別疊壓在大溪文化和仰韶文化之上。屈傢嶺文化早期以黑陶為主，晚期則以灰陶為最多，依然是手制的。器形中三足器和圈足器相當發達，有鼎、豆、杯、罐和器蓋等，尤以蛋殼彩陶和彩陶紡輪最為典型。其中的曲腹杯、扁腹圈足罐和朱繪黑陶等都承襲自大溪文化，寬扁瓦形鼎足與仰韶文化晚期有聯系，而蛋殼彩陶又與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紅衣小陶杯相似。由此可見，它們之間當有著密切的文化聯系。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屈傢嶺文化晚期的年代為前2500～前2200年（校正：前3000～前2600）。
湖北龍山文化又稱青龍泉三期文化，與中原的龍山文化有較大的區別。陶器手制，以籃紋灰陶為最多，紅陶、黑陶較少，早期還有少量的彩陶。器形中有鼎、斝、鬶等，但缺少鬲、甗，具有濃厚的地域性。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約為前2000年，經校正為前2400年（見屈傢嶺文化）。
這一地區仰韶文化之外的 3種文化當有繼承發展的關系，但也有人認為大溪文化與屈傢嶺文化是兩支並存的文化。這一帶的經濟形態都以稻作農業為主，仰韶文化也不例外。
長江下遊諸文化 長江下遊江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主要以河姆渡文化、馬傢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為代表，還包括北陰陽營及其相鄰地區的文化遺存。
以南京北陰陽營遺址下層墓葬為代表的遺存，盡管陶器的質料、器形與太湖流域的馬傢浜文化有相似之處，但這裡彩陶和角形把手較多，為馬傢浜文化所罕見。因之，北陰陽下層墓葬不宜歸入馬傢浜文化。如果將寧鎮山脈和秦淮河連接成的丘陵地帶，以及相鄰的安徽境內的長江南北等地作為一個文化區，或可命名為北陰陽營文化。安徽潛山薛傢崗遺址第三期文化，與北陰陽營在文化因素和地域上都比較接近，是否屬於同一文化體系，尚有待於進一步研究。據放射性碳素斷代，薛傢崗三期文化的年代約為前2700～前2500年（校正：前3200～前3000），或可為北陰陽營文化的年代提供參考。
河姆渡文化的分佈范圍似限於杭州灣和舟山群島一帶，以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為典型代表。對這裡的4層堆積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認為第3、4層屬於河姆渡文化，而第1、2層分別與崧澤、馬傢浜相當；另一種則認為它代表4個文化期，統屬於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的陶器比較原始。手制，絕大部分為夾炭黑陶，以經過燃燒炭化的植物莖葉和稻殼為羼和料，特征明顯。器表除磨光外，往往有繁密的繩紋和劃紋，還發現3片比較特殊的彩陶。器形以釜、罐為最多，而以釜和支座最具有代表性。盡管陶器比較原始，但磨制石器發達，骨、木器也相當進步，如帶雕刻紋飾的幾種骨器、骨耜（見彩圖），復雜的木質工具，還有帶榫卯的木構幹欄式建築，都具有相當高的工藝水平。發現的成堆稻殼，為亞洲最古老的稻作遺存。至於浙江桐鄉羅傢角的3、4層，文化面貌略有不同，有人認為應屬於河姆渡文化的范疇，也有人認為是馬傢浜文化。據放射性碳素斷代，河姆渡遺址3、4層的年代為前4400～前3300年（校正:前5000～前4000）。羅傢角第4層的年代為前4500～前4300年（校正：前5100～前5000）。河姆渡文化以其豐富的內容，展現瞭長江流域較早階段新石器文化的面貌。有人將馬傢浜文化分為馬傢浜和崧澤兩期（不包括羅傢角4層），代表瞭馬傢浜文化的早、晚階段；也有人分別命名為馬傢浜文化和崧澤文化（見崧澤遺址）。馬傢浜文化主要分佈在太湖流域，早期階段制陶工藝尚保持一定的原始性，以紅陶為主；晚期以青浦崧澤遺址中層為代表，陶質與早期近似，泥質陶則以灰陶為主，並出現輪制，器形漸趨復雜。據放射性碳素斷代馬傢浜文化早、晚階段的年代，約為前3700～前2800年（校正：前4300～前3300）。
河姆渡文化的骨耜
浙江餘杭河姆渡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遺物）
繼馬傢浜文化發展起來的是良渚文化。其石質工具有瞭顯著的進步，磨制精致，種類復雜。玉器也大量出現，其中以璧、琮最具特色，可能屬於隨葬的禮器。特別是玉琮上的獸面紋，纖細生動，與後來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有著某些聯系。制陶工藝也有瞭明顯的提高，輪制普遍出現。陶質以泥質灰胎黑陶為主，表皮的黑色容易脫落。胎壁最薄的僅1.3～2毫米，與山東龍山文化的“蛋殼陶”相近似。器形以鼎、罐、豆、杯、鬶、盉最為常見。從河姆渡文化、馬傢浜文化到良渚文化都有豐富的稻谷發現，證實這一帶地區是以稻作農業為主的。據放射性碳素斷代，良渚文化的年代約為前2800～前1800年（校正：前3300～前2200），大體與中原的龍山文化階段相當，在文化特征上，則與山東龍山文化有更密切的聯系。
華南和西南地區 華南地區絕大部分為山嶺丘陵地，又多處於沿海一帶，由於受到海洋季風的影響，雨量很多。這裡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基本上可分為早、晚兩個階段，早期遺存呈現濃厚的地域色彩，晚期遺存則與長江、黃河流域表現出較大的一致性，但也具有自己的特點。西南一帶主要是雲貴西藏高原，目前新石器時代的資料比較零散，大都是晚期的遺存，發展階段還不甚清楚。
華南地區的早期新石器遺存 以繩紋粗陶為代表，廣泛分佈於江西、廣西、廣東、福建和臺灣等省。遺址的種類包括洞穴、貝丘和臺地3種，它們的出現主要由於地理條件、經濟形態或其他因素所決定，並不能作為劃分文化類型或確定時代先後的依據。它們的共同特征是，大量的打制石器與磨制石器共存，普遍地使用器形簡單的繩紋粗陶，具有比較原始的文化性質；同時，采集漁獵經濟仍占主要地位，農業痕跡不甚顯著，有無傢畜飼養也不很清楚，表現瞭比較落後的經濟形態。可能是由於熱帶和亞熱帶的氣候有利於植物的生長，為采集漁獵提供瞭豐富的物質來源，簡單粗糙的石制工具也不利於開發廣闊茂密的森林，限制瞭農業的發展，因此可能隻種植多年生的塊莖植物如芋頭、薯芋等。在這裡至今沒有發現種植谷物的農業。這一帶的陶器產生在種植谷物的農業出現之前，具有相當的原始性。陶器的顏色不純，在一塊陶片上有時出現紅、灰、黑3種顏色，火候也較低。陶器上的繩紋、篦點紋表現出與中原地區的聯系。華南石灰巖地區的放射性碳素斷代數據誤差較大，一些蚌殼標本的年代偏早，往往達1萬年以上，隻能作為判斷年代的參考（見華南和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
華南地區的晚期新石器文化 這一時期的陶器發生顯著的變化。質料的種類增多，粗陶之外，也有泥質陶，顏色呈紅、灰、黑3種，甚至到較晚的時候，還出現燒成溫度達900～1100℃的硬陶，反映出陶窯的結構已相當進步。制法依然是手制，采用慢輪修整。器形以圈足器和三足器為主，以釜、鼎、鬶、豆、壺、杯為最多，有的遺址中還有彩陶。石器主要是磨光的，種類復雜，多見有孔、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錛，表現出相當進步的特征。這時的農業經濟已較發展，在江西修水山背和廣東曲江石峽都發現瞭稻草和稻谷。
由於時代或地域的差別，華南地區各地往往呈現不同的文化面貌，目前已確立的文化有：以山背村跑馬嶺遺址為代表的山背文化，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為前2300年（校正：前2800）；以石峽遺址為代表的石峽文化，測定年代為前2400～前2300年（校正：前2900～前2700）；還有以福建閩侯曇石山遺址為代表的曇石山文化。從文化性質上看，曇石山文化與臺灣省鳳鼻頭文化當屬於同一個系統，可見當公元前一、兩千年以前，中國古代的先民已跨越臺灣海峽，在東南沿海一帶創造瞭同一類型的文化遺存。以上 3種文化有著相當多的共性，既與江漢地區的屈傢嶺文化相類似，又具有龍山文化的若幹因素，表明在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不同來源的文化有逐步統一的趨勢。此外，這一地區幾何印紋陶開始萌芽，為商周時期的廣泛流行奠定瞭基礎，並為原始瓷器的發明開辟瞭道路。
西南地區的新石器文化 現有資料比較零散。三峽地區的打制石器，過去曾作為中石器來對待，經調查試掘證實，它們與陶器共存，應屬於新石器時代的范疇。川東三峽為大溪文化的分佈范圍；川北理縣、汶川一帶分佈著馬傢窯文化的遺存。雲南賓川白羊村遺址的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為前1800～前1700年（校正：前2200～前2100），元謀大墩子遺址的年代大體為前1400年左右，都屬於較晚的遺存。西藏地區除較早的細石器傳統外，還在藏南林芝、墨脫等地發現以磨制石器和陶器為代表的晚期遺存。在藏東昌都的卡若遺址，發現新石器時代的聚落，除細石器外，有磨制石器和陶器等共存，特別還發現一件寬帶三角折線紋的彩陶罐。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約為前2700～前1800年（校正：前3300～前2100）（見華南和西南地區新石器文化）。
北方地區 從東北經內蒙古到新疆的北方地區，除山地丘陵、沖積平原外，主要是浩瀚的沙漠草原。各地廣泛分佈著細石器，成為這個地區新石器遺存的突出共性，同時包含有不同種類的陶片，表示它們屬於不同的時期或文化系統。
以黑龍江密山新開流遺址為代表的遺存，以漁獵經濟為主，有磨制石器、篦紋陶與細石器共存，經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為前3500年（校正：前4100）。遼寧沈陽新樂遺址下層和內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都發現有聚落和房屋，也都有磨制石器、篦紋陶與細石器共存。兩者屬於不同的文化，前者分佈於遼寧東南部，被稱為新樂文化，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約為前4700～前4200年（校正：前5300～前4800）；後者分佈於內蒙古東部，可稱為富河文化，測定的年代為前2800年(校正:前3350)。上述兩類遺存都有著明顯的原始農業，不過畜牧、狩獵經濟還占相當的比重。
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交界地帶的紅山文化，除具有弧形篦紋陶和細石器等遺物外，還有彩陶共存，農業經濟的色彩也更加顯著。它與仰韶文化的聯系較為密切，如泥質紅陶的碗、缽等器形近似，特別是彩陶和紅頂碗尤為相近。內蒙古敖漢旗四棱山的橫穴式陶窯，也與仰韶文化具有更大的共性。河北三河孟各莊遺址系紅山文化分佈的南界，已與仰韶文化緊相接壤，受後者的影響更為突出。繼紅山文化之後的小河沿文化，其彩陶和細石器等內涵，更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由河北到內蒙古的沿長城地帶，有許多遺址具有仰韶文化的特點，往往與細石器或其他類型的陶器一起被發現，從遺物性質上觀察，大部分屬於典型的仰韶文化，有些則是與紅山文化相類似的地方性變體。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成就和社會形態
淵源悠久的文化傳統 中國從舊石器時代初期起，在較大的范圍內就有人類活動。經中石器時代的過渡，隨著農業和畜牧的出現，發生瞭“新石器時代革命”，由此跨入瞭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目前已發現的七、八千年以前的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灣文化，都已出現瞭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聚落遺址。繼而先後興起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農業經濟日益發達，聚落愈加密集，分佈范圍也相當廣闊，成為中原新石器文化的主幹。中原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傳統悠久。其他地區的文化也各有特點，自成系列。在相互交流、融合中，使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內容更為豐富多采。
在全國范圍內，到瞭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面貌有漸趨一致的傾向。例如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在其廣大分佈范圍內，雖可以劃分成若幹各具特征的考古學文化，但它們之間文化面貌上的共性畢竟是主要的。又如黃河下遊的大汶口文化，長江流域的屈傢嶺文化、馬傢浜文化、良渚文化，甚至東南地區的山背文化、石峽文化和曇石山文化等，也都有一定的共性，如鼎、鬶、豆、簋、杯、壺等陶器的形制雖然有所變化，但其主要風格比較接近。上述跡象清楚地反映瞭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諸文化的交流影響及其融合統一的趨勢。而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原地區的地位日趨突出，發揮著先導和推動的作用，在社會生產高漲的基礎上，終於首先產生奴隸制國傢，在中國歷史上掀開瞭商周文明的新篇章。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主要文化成就 綜觀中國的新石器時代，生產力獲得瞭前所未有的全面發展，重大發明和成就很多，物質文化達到瞭較高的水平。現擇要列舉以下幾個方面：
原始農業得到長足發展 在黃河流域，適應黃土地帶的自然環境，新石器時代早期就主要種植瞭耐旱作物粟和黍。北方其他地區也都普遍發現粟的遺存。它們作為在中國最早培植的谷物，從遙遠的新石器時代起，長期成為華北居民的主要食糧。秦嶺、淮河以南的廣大地區，氣候溫暖濕潤，沼澤眾多。從較早的河姆渡文化開始，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化都以稻作農業為主。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粟、黍、稻等糧食作物，在世界作物栽培史上居於突出的地位。其他如農業工具、耕作方式等，也不斷有所改進。中國是世界農業起源的中心之一（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農業）。
廣泛飼養傢畜 在整個新石器時代，無論南北，都以飼養豬、狗等傢畜為主，並且具有與定居農業密切結合的性質。雞和黃牛，早在磁山文化中可能已是傢養的動物。兩者的骨骸在仰韶文化中繼續有所發現，但數量仍不多，也不普遍。傢羊遺骸在馬傢窯文化中經常出土，有的還用它隨葬，這時除普遍地飼養瞭綿羊外，還有少量的山羊。水牛的馴養當以南方為較早。河姆渡文化發現有較多的水牛骨，可能已開始飼養，其後逐漸發展。至今新石器時代的馬骨隻有零星發現，傢養可能較晚。一般認為，至遲在龍山文化階段，從總體上說，豬、狗、牛（黃牛、水牛）、羊（綿羊、山羊）、馬、雞，古代文獻中的所謂“六畜”已基本齊備（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傢畜）。
制陶工藝不斷進步 世界上不少地區進入新石器時代，是先有農業、畜牧業，然後才有陶器。關於中國是否存在新石器時代的前陶階段，有待於今後工作中去探求。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制陶工藝首先發達於中原地區。陶器成形是從手制、慢輪制過渡到輪制，陶窯有橫穴式和豎穴式兩種基本結構。裴李崗文化已經出現橫穴窯，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日益發展。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的陶器燒成溫度一般為850～950℃，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達900～1000℃，有的甚至可達1050℃。其中，山東龍山文化的蛋殼黑陶，以其胎薄質細、火候甚高、造型優美而顯示出最為高超的工藝技術（見彩圖）。東南地區的硬陶火候高達1100℃，表明這個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窯結構和工藝技術也有瞭明顯的進步（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制陶工藝。
山東龍山文化雙層鏤孔蛋殼黑陶杯 濰坊姚官莊遺址出土
良渚文化獸面紋玉琮
江蘇武進寺墩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遺物）
曇石山文化彩陶壺
福建閩侯曇石山遺址出土（新石器時代遺物）
制玉工藝的興起 在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以山東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峽文化、紅山文化等為代表，制玉工藝相當興盛，甚至可能已成為獨立的手工業部門。特別是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琮、玉璧，制作精美，規格定型，雕刻有繁縟的獸面紋飾（見彩圖）。它們多出土於大、中型的墓葬裡，具有貴重禮器的性質。璜、玦、琮、璧等，商周以後得到進一步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
早期銅器的問世 在新石器時代的龍山階段，如黃河流域的河南龍山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和齊傢文化中，在多處地點發現瞭小件銅器、煉銅用的坩鍋殘片、銅渣等，特別是在下限年代較晚的齊傢文化中發現最多。質料以紅銅器為主，少數是分別摻錫、鉛或兼有錫、鉛的青銅器。紅銅多采用鍛造方法制造，也有的是鑄造的；青銅器一般使用單范，個別的已用合范鑄成。器形包括斧、刀、鑿、匕、錐、鉆頭、墜、環、泡、鏡和鈴等，主要屬於小型的手工工具、生活用品和飾物。當時銅器的制造比較原始，使用並不普遍，在社會生產和日常生活中尚未躍居顯要地位，但畢竟是一門新興的手工業，更為以後的大量使用準備瞭條件。結合早商青銅器的存在，表明黃河流域是中國早期冶金發展中心之一。
建築技術日趨提高 建築中大量的是人們居住的房屋，大體有橫穴窯洞、半地穴、地面營造和架空居住面的幹欄式建築幾種形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築屬於土木混合結構，墻基由隨地而起到挖槽築基，墻體多為木骨泥墻，後來出現相當進步的土坯墻，居住面由硬土面、草拌泥進而再塗抹光潔的白灰面，房柱基礎為夯砸陶片墊底、置放礎石或木板等，間架形式有單間、套間以至連間之分，還開始在夯土臺基上營造地面房屋。其中許多建築技術和傳統，在商周時代得到瞭繼承和發展。至於在河姆渡發現的幹欄式房屋，是為適應南方多雨潮濕環境而出現的一種榫卯木結構建築，別具一格，顯示瞭中國建築的多樣性（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建築）。
小型城堡的出現 早在仰韶文化時期，如半坡、薑寨聚落遺址的外圍，便挖掘有溝壕，這是一種比較簡易的護圍設施。至龍山文化階段，新出現瞭以夯土版築或石塊壘砌的圍墻，形狀較為規整，工程規模也比過去大為提高。河南龍山文化的登封王城崗城址，似為兩次修築，後築的一座略呈方形，夯土墻長約90餘米。淮陽平糧臺城址長寬各185米，城墻殘高3米多，南北墻的中段各開一座城門。山東龍山文化的壽光邊線王城址略呈圓角梯形，城內面積4萬多平方米，夯土城墻基槽裡發現有兒童、豬、狗等骨架，是為奠基的犧牲。其他在內蒙古包頭阿善、涼城老虎山等遺址，則有石墻環繞，後者位於山的南坡，城內總面積10多萬平方米。上述小型城堡主要是為瞭加強防禦，它是與原始社會末期戰爭的頻繁和劇烈相聯系的。
發達的原始藝術和符號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藝術創作往往與日常用品相結合，具有手工藝品的鮮明特點。繪畫主要表現在彩陶和彩繪陶上。特別是仰韶文化和馬傢窯文化的彩陶，十分發達，其他如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等，也數量不等地存在，這種裝飾藝術一度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原始藝術的主體。陶塑既有單獨的制品，也有作為陶器的附飾。雕刻施於陶、骨、角、牙、玉、木等質料制成的工具、器皿或裝飾品上。繪畫、塑像和雕刻的內容，包括有人形、禽獸、魚蟲、花草、屋舍以及各種幾何圖案等，生動、樸實。陶塤、骨哨、陶鈴甚至銅鈴等樂器也有發現。各種單體符號常見於陶器上，以仰韶文化、馬傢窯文化為最多，在有的文化中，個別符號很可能已是文字的萌芽（見仰韶文化）。
社會性質的探討 中國新石器時代屬於原始氏族社會後期，包括瞭母權制和父權制兩個階段。大量考古實物資料，特別是墓葬材料，有助於瞭解當時的社會結構。
氏族公共墓地是原始聚落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都位於居住址附近，埋葬集中，排列有序，反映出在氏族制下血緣紐帶的支配作用。這種現象貫穿於整個新石器時代。葬制比較復雜，單人葬是最常見的一種葬法，延續的時間也最長。至於合葬墓，根據不同的情況，性質上也有所區別。如仰韶文化的多人集體合葬（包括二次葬），顯然代表瞭母系氏族的葬制，即同一墓穴中包括母親及其子女，但不包括丈夫在內。至於象大汶口文化等的成年男女合葬墓，結合當時的社會生產水平綜合考察，一般被認為是過渡到父權制的夫妻（妾）合葬墓。
仰韶文化的多人二次葬 陜西渭南史傢遺址出土
隨葬品的多寡懸殊，一般被作為貧富分化的反映，但也不排除與當時的風俗習尚有關，需作具體分析。例如，早在裴李崗文化時期，墓葬之間在隨葬品的種類和數量上已有所不同，甚至少數墓葬不見任何隨葬品。仰韶文化也有類似的情況，個別墓還出現厚葬，這些並不能作為貧富分化的證據。大汶口文化和馬傢窯文化厚葬風氣流行，隨葬品的多寡也較為顯著，應同私有制的出現有關。至於龍山文化的陶寺墓地，貧富懸殊的情況尤為突出，大型墓有木質葬具，隨葬品豐富，陶盤上繪有蟠龍紋，並有鼉鼓、特磬等樂器，表明墓主人可能是部落的首領。中型墓也有相當數量的隨葬品，而大量的小型墓卻相當貧乏（見陶寺遺址）。盡管死者的身份不同，貧富分化也比較明顯，但仍葬在相當密集的氏族公共墓地裡，表明這時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制度依然比較牢固，雖已處在氏族制度逐漸瓦解的階段，但還沒有進入階級對立的奴隸社會。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2001號大型墓出土情況
總之，考古學資料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經歷瞭氏族社會的繁榮和瓦解階段。至於從母權制到父權制的具體轉變過程，以及這種過渡在地域間有無不平衡現象等，都有待於今後繼續探索。
面臨的研究課題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取得瞭很大的成績，體系已初步建立。但對有關的專業理論和方法論問題，亟待開展討論研究。對中國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最早期的遺存，宜作重點加以探尋和辨明。與此相關，中國的農業和陶器的起源等也是重要的課題。在進一步積累資料的基礎上，需深入分析已知諸文化的來龍去脈，準確劃分地區和類型，詳細瞭解生產狀況，具體揭示社會性質。南北有些地區新石器文化的缺環較多，填補這些空白有助於全面地認識各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全貌、發展道路及其歷史地位。另外，由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的過渡，從原始社會轉變為奴隸制國傢的具體途徑等重大課題，更有待於通過考古發現和研究去加以解決。
參考書目
夏鼐選編：《中國原始社會史文集》，歷史教學出版社，1964。
安志敏：《中國新石器時代論集》，文物出版社，198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