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銅器大都是銅和錫、鉛合金的青銅器，為商文化的最主要的特徵之一。商代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發展的繁榮、昌盛時期，銅器的種類和數量都有很大的增長，冶鑄技術日趨成熟，有許多藝術珍品。至商代晚期，有的銅器上出現瞭較長的銘文。因此，商代銅器對於研究商代的歷史、文化和藝術等都有重要的意義。
發現和研究 商代銅器的發現和著錄始於北宋時期，《考古圖》中著錄的得自鄴郡河亶甲城的幾件銅器，大概概就是安陽殷墟出土的。清代以來，發現日多，清宮內外都有不少收藏，並見於各種圖錄。清末，盜掘之風日熾，商代銅器大量擁入市肆，外國人趁機收購，遂使很多重要的銅器流散國外。
從1928年發掘安陽殷墟開始，才有瞭經過科學發掘出土的商代銅器，可以確認屬商代晚期，從而成為研究商代銅器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商代早期、中期遺址的發現，又得到瞭一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銅器，建立起商代銅器的發展序列，加深瞭對商代銅器的認識。現在，已發現的商代銅器的分佈范圍，包括北自內蒙古，南至湖南，東起山東，西到陜西的廣大地區。其中以河南發現最多，也最重要，此地應是商王畿所在，而邊緣地區的商代銅器，則有可能是商代各方國的遺存。
清代以來，金石學傢曾對傳世的商代銅器作過考釋和研究。羅振玉收集商代銅器銘文編為《殷文存》。容庚對商代銅器做綜合研究，編寫有《商周彝器通考》。李濟等根據安陽發掘所獲的銅禮器，編寫成《古器物研究專刊》共5冊，對其器形、紋飾和鑄造工藝進行瞭探討。《殷虛婦好墓》則對婦好墓所出的460多件各類銅器進行瞭介紹。此外，在商代銅器的合金成分和冶鑄技術方面，也都有專題研究。一些外國學者也對商代銅器的形制、紋飾、分期和銘文考釋發表過不少論著。
分期和斷代 商代銅器可以分為早、中、晚3期。早期以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晚期所出銅器為代表，其年代上限相當於成湯時期。早期銅器發現較少，器形有爵、斝、戈、刀、鏃、錐、錛、鑿等。銅禮器隻有一、二種，胎質很薄，鑄造也較粗糙，既無花紋，也無銘文。但有的銅牌飾以綠松石鑲嵌出紋飾，顯示出較高的技藝水平。
中期以鄭州商代遺址和黃陂盤龍城遺址所出銅器為代表，其年代大致相當於仲丁至盤庚遷殷以前。中期的銅器發現較多，禮器的種類增加，有鼎、鬲、陝、觚、爵、斝、卣、罍、盤等，此外也有兵器和工具。此期的銅禮器胎質一般仍較薄，花紋也較簡單，隻有單線條的花紋帶。但是，已經能夠鑄造出象鄭州發現的高達1米的方鼎那樣的大型器物（見彩圖），表現出相當高的鑄造技術水平。
提梁卣
河南鄭州商代遺址出土（商代銅器）
方鼎
河南鄭州商代遺址出土（商代銅器）
晚期以安陽殷墟所出銅器為代表，年代從盤庚遷殷至商末。這是商代銅器發展的極盛時期，發現的銅器很多，年代也較可靠，因此還可劃為3期。殷墟第一期的銅器和鄭州商代中期銅器比較接近，第三期的銅器和西周早期銅器很相似。第二期的銅器最富特點，婦好墓所出銅器即其代表，這個時期的銅器有很多新的器類，器形也有明顯的變化，銅禮器一般都較厚重，花紋也較繁縟，並開始出現銘文。
商代晚期銅器 三羊罍
器形和花紋 商代銅器按用途大致可以分為禮器、食器、兵器、工具、車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禮器。
禮器又可以分為食器、酒器、水器等。食器有鼎、鬲、甗、陝等，酒器種類最多，有觚、爵、觶、斝、尊、卣、壺、觥、罍、盉、瓿、方彝，水器有盤。商代早期的銅禮器隻發現爵和斝兩種，爵多為束腰，平底，三足短小，無柱，一般也無花紋。商代中期銅禮器有很大增長，酒器以觚、爵、斝為核心，爵的形狀與早期的有所不同，沒有明顯的束腰，三足也較長。食器中鼎有幾種形式，鄭州發現的方鼎為方鬥形，與後來的長方形的方鼎不同，頗具特色。中期的銅禮器普遍有帶狀的紋飾，大都是單線條的饕餮紋，或在上下夾以圓圈紋。另外，還有乳釘紋和圓渦紋等。商代晚期的銅禮器發展更快，出現瞭許多新的器形，婦好墓出土的三連甗、偶方彝都是前所未見的。這個時期還盛行以鳥獸形象鑄成銅器，如婦好墓的鴞尊，傳出湖南的四羊尊、虎食人形卣等，石樓出土的銅觥也是極罕見的器形。晚期銅禮器中酒器仍占絕大多數，最主要的是觚和爵。爵的形狀有較大的變化，多為圜底，高柱，三棱形足，很少再有平底的。晚期的銅器一般都較厚重，最著名的是安陽西北岡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重達875公斤。銅器花紋趨於繁縟，表現在普遍以雷紋為地紋，主體花紋的式樣除饕餮紋外，還有夔紋、龍紋、蟬紋、鳥紋、蠶紋、龜紋及各種幾何形紋飾，花紋往往佈滿全器，很多銅器的器身還有凸起的扉棱和犧首等裝飾。(見彩圖)
司母戊方鼎（商）
河南安陽殷墟出土
鴞尊
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商代銅器）
寧鄉出土的四羊尊
樂器有鐃和鼓。鐃是3件一組大小遞減的樂器，湖南出土的大鐃不見於中原地區，可能是南方特有的。鼓發現較少，鼓面上有鼉皮紋，表明是仿照木鼓鑄造的。兵器有鉞、戈、矛、刀、鏃、盔和弓形器等。戈的數量最多，形式上也有不少變化，最常見的有直內戈、曲內戈和銎內戈幾種，晚期還出現有胡有穿的戈。有一種援身為三角形的戈，或稱為戣，陜西城固一帶發現較多，可能是蜀文化的因素。鉞出現於商代中期，大型的鉞往往出於較大的墓中，可能是權力的象征。刀的式樣也較多，有凹刃直背的，也有弧刃凸背的；柄首有作環形的，也有成獸頭形的。晉陜地區常出一種鈴首刀和長條形三銎刀，共出的還有蛇首匕，這些銅器均顯示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工具有斧、錛、鑿、鏟、錐等；車馬器有軎、轄套、踵、軛、鑣等。在婦好墓中還發現4面銅鏡，鏡為圓形，背面有半環形鈕，這是目前發現的年代較早的鏡子。此外，城固銅器群中的銅人面具和牛頭形面具，也都很有特點。
商代銅鏡 婦好墓出土
合金成分和鑄造技術 商代銅器的主要金屬成分是銅、錫和鉛，從測定結果看，各個時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比例上並不一致。商代早期的一件銅爵經測定含銅92％，錫7％，而另一件錛則含銅98％，錫隻有1％。盤龍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銅禮器中，有的含銅81～88％，錫5～8％，鉛1～6％；有的含銅71％，而鉛則高達21～24％。安陽殷墟西區出土的40多件標本，無論是禮器或兵器，都有銅、銅錫、銅鉛、銅錫鉛等4種情形，不過，就禮器而言，似乎年代愈晚，以鉛替錫的趨勢愈明顯。
在銅器鑄造方面，由於在鄭州和安陽都發現有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鑄銅遺址，而且銅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鑄造痕跡，因此，可以對當時的鑄造工藝作出一定的判斷。商代銅器均采用合范方法鑄造，范的多少則視器形而定。商代早期的銅爵是由2塊腹范、1塊鋬范、1塊底范和1塊芯座合范澆鑄的，而商代晚期的銅爵則需用16塊外范。商代中期除能夠鑄造大型器物外，已能用分鑄的方法，將一些器物的附件預先鑄好，再和主件鑄接在一起，例如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鑄造的。商代晚期鑄造技術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如司母戊方鼎的鼎身和四足是整體鑄造的，鼎耳則是在鼎身鑄成後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澆鑄而成，根據其體積和重量估計，所需金屬料當在1000公斤以上，冶鑄時必須有較大的熔銅爐，且有可能采用經地槽流註的方法進行澆鑄。
商代晚期還發展瞭銅鑲玉的技術，例如婦好墓出土的玉援銅戈即是將玉戈援納入銅內的陶范中鑄成。藁城等地發現的鐵刃銅鉞也是采用這種技術鑄成的。
銘文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銅器上至今未見銘文。大概到商代晚期的第二期，銅器上才出現銘文。較早的銘文隻有很少幾個字，大都是族徽圖像、人名或父祖名，如婦好之類。商代末年始有較長的銘文，最長有三、四十字的，內容大抵是因受賞而為父輩作器。安陽後岡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銘文30字，是科學發掘以來所獲商代銅器中銘文最長者。傳出山東梁山的小臣艅犀尊，有銘文27字，內容記帝辛十五年，王來征人方，賜小臣艅貝，關系到商代末年與人方間的戰爭。傳世的
陝有銘文37字，記帝辛二十年十一月戊辰，祭祀先王武乙之配妣戊，
受弜師之賞而為其父作器。這些有明確紀年的銅器在商代銅器的編年研究上是很重要的。
商代晚期戍嗣子鼎及其銘文 安陽後岡祭祀坑出土
關於商代銅器需要研究的問題還很多，如商代銅器金屬原料的產地問題，殷墟青銅器分期的不同認識問題，尤其是商代銅器的淵源問題等。目前資料還比較少，有關中國早期銅器的研究則剛剛開始，今後需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參考書目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北京，1941。
李濟、萬傢保:《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一至第五本，歷史語言研究所，臺北，1964～197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虛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張長壽：殷商時代的青銅容器，《考古學報》197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