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三國時代魏國思想傢劉劭關於才性問題的重要著作。南北朝時涼儒林祭酒劉昞為之作註。宋代人阮逸刻為書並廣泛流傳。《人物志》在隋唐志均列於名傢，而阮逸序誤列為“史部”。《四庫提要》說：“其書主於論辯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傢”，“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漢魏之際有關評論人物的著作可考定者近10種，《人物志》是僅存的一部。現在通行的刊本有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結印明刊本，文學古籍刊行社任繼愈斷句本。這部書不僅包含瞭劉邵邵的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而且反映瞭漢魏之際的學術思想的內容及其變遷。
東漢末年，因社會變亂，儒傢思想的統治地位受到削弱，出現瞭儒、道、名、法競起與合流的趨勢。魏初，繼承瞭漢末評論人物的習尚，又受到曹操好法術、重刑典的影響，因而評論人品均重視綜核名實。《人物志》反映瞭這一特點，它認為：品評人物不僅要觀其外貌，更應認識其內在的精神；人稟氣而生，才性各異，應根據其才性，有不同的任用；考察人物不應隻看他的主張，而應看他的行為，名實必須相符；人們的言談雖是考察人物的一個重要方面，但言談有“理勝”與“辭勝”之別，須看其言談是否與義理相合。常有一種特殊的人，很難用一般方法考察，隻有伯樂式的人才能識別；“聖人”是儒傢的最高理想人格，他和“英雄”不同。“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雄”有膽有識，能撥亂反正，創大業，但不能“致太平”；“聖人”是特殊人物中的“奇尤”者，不能為一般人所認識，“聖人”有中庸之德，而“中庸之德，其質無名”；“凡人之質，中和最貴。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和五味，變化應節”。
《人物志》接觸到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才性問題，即識別人物的原則和標準，此後發展為關於“四本才性”的討論；一是“有名”與“無名”問題，開以老莊思想解釋儒傢“聖人觀”的先河。它是從漢代經學過渡到以王弼、何晏為代表的玄學思潮的重要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