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末清初時期以經世致用、註重實際為特徵的哲學。
歷史背景 明末清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激烈動盪的時代。明代中期以後，土地高度集中在皇室、貴族、宦官和大地主手裏，沉重的地租、賦稅和徭役，使廣大人民無以為生，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天啟七年(1627)，陝西澄城爆發農民起義；1644年，統治中國270多年的明王朝，終於被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農民軍推翻。當年，清兵乘機入關，與漢族官僚地主主階級相互勾結，共同鎮壓瞭農民革命運動和抗清鬥爭，民族矛盾一度上升為主要矛盾，並與階級矛盾交織在一起。
明末，長江流域一帶的商品經濟已有明顯的發展，獨立的小手工業者、經營手工作坊和其他商業的廠主、商人以及雇傭工人逐漸增多。北方山東、山西等地獨立的店鋪、錢莊業也日益興隆。西方自然科學傳入中國，促進瞭中國科學技術向近代化發展。明亡的教訓、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和西方文化的傳入，為一種新哲學的產生準備瞭土壤。南方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北方以傅山、顏元、李塨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傢，開始批判空談性命的、沒落的理學，形成一股以講究經世致用、註重實際為特征的哲學思潮。
哲學思潮特點 明清之際哲學，具有兩個顯著特點：①出現瞭唯物主義思想的高潮；②出現瞭初步的民主啟蒙思想。一大批思想傢在這兩方面做出瞭出色貢獻。王夫之在系統總結中國古代哲學和歷代興亡、治亂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建立瞭超越前人的唯物主義體系，把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和樸素辯證法思想推上高峰。黃宗羲總結瞭明代近300年的學術思想發展，開創瞭浙東學派的史學研究；政治上猛烈抨擊封建制度，提倡樸素民主學說。顧炎武以實事求是為宗，提倡經世致用之學，為清代學術研究和治學方法開辟瞭新途徑。方以智提出“質測即藏通幾”，把唯物主義體系建立在對自然科學研究上。傅山反對奴性，提倡理性，把諸子哲學與儒傢經典同等看待，開清代子學研究的先河。陳確批判程頤、朱熹理學關於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天理與人欲對立論，肯定人性是後天的積習，認為“天理正從人欲中見”。熊伯龍系統整理、綜合瞭儒傢無神論思想，把無神論建立在唯物主義的理論基礎上。顏元、李塨倡導實學，重視“習行”，強調感覺經驗和親身踐履，推進瞭唯物主義認識論。
樸素唯物主義的發展 明清之際哲學的主流是樸素唯物主義，在理氣、道器、心物、知行、理欲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作瞭唯物主義解釋，重新顛倒瞭自北宋以來被理學傢顛倒瞭的物質與精神的關系。①在理氣關系上，明清之際思想傢們都否定“理為氣本”、“理在氣先”和“心外無物”的唯心主義理論。王夫之說：“缊太和，合於一氣”；“陰陽者氣之二體，動靜者氣之二幾”，把宇宙萬物看作是氣之動靜、聚散的產物，並且具有一定秩序，所以認為“理在氣中”。顧炎武說:“盈天地之間者氣也”，肯定氣是天地萬物之本原。方以智從自然科學研究中得出“一切皆氣所為也，空皆氣所實也”的結論，並闡明“物有其故”，即“物理”、“物則”。
②在道器關系上，明清之際思想傢批判瞭“道本器末”的唯心主義說法。王夫之說：“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道之器也”。方以智反對“舍物以言理”。顧炎武則主張“非器則道無所寓”，正確回答瞭客觀事物的規律與具體事物的關系。
③在心物、知行關系上，明清之際思想傢強調認識來源於“外物”，“知”依賴於“行”。王夫之提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方以智主張“以知還物”，認為正確認識應符合事物本來面目。顏元倡導“踐履”、“習行”，提出實踐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
④在人性、理欲問題上，否定理學傢區分“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以及“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教。王夫之提出性“日生則日成”的命題，認為人性是不斷變化、發展的。顏元提出“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的命題。這雖然也還是超階級的觀點，但卻戳穿瞭“天命之性”的虛妄，為批判天理人欲對立論建立瞭理論基礎。陳確、王夫之都肯定情欲私利的合理性，認為“有欲斯有理”，“天理中亦有人欲”。黃宗羲、顧炎武把自己的政治理論建立在承認人的私利基礎上，批判君主“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認為與其如此，還不如“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天下之人，各懷其傢，各私其子”。這具有反對封建特權意義。但由於各自所處時代的局限性，明清之際思想傢們的理論觀點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一些唯心主義內容。
明清之際哲學是中國哲學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它總結瞭中國古代哲學的成果並把中國古代哲學發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為後來的啟蒙思潮奠定瞭初步的哲學基礎，對中國近代哲學的發展有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