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
中國西晉時期玄學傢。字子玄，河南人。
生平和著作 據《晉書·郭象傳》記載，他“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世說新語·文學篇》說他“才甚豐豐贍”，曾與善辯名士裴遐辯論。在社會上很有聲望，“時人咸以為王弼之亞”。當時一些清談名士都很推崇他，如太尉王衍常說：“聽象語，如懸河瀉水，註而不竭。”郭象早年不受州郡召，閑居在傢，“以文論自娛”。後應召任司徒椽，遷黃門侍郎。又為東海王司馬越所招攬，任命為太傅主簿，深得賞識和重用，“任職當權，熏灼內外”，遭到瞭一些清談名士的鄙視和非議。
郭象的著作，流傳至今最為重要的是《莊子註》。《隋書·經籍志》載存郭象著《論語體略》2卷；又著錄郭象撰《論語隱》1卷，亡。在梁代皇侃《論語義疏》中引有郭象註九則，清代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中有輯本。觀其文意，與《莊子註》互相發明，對研究郭象思想很有價值。《道藏》中題為齊顧歡撰《道德真經疏》、李霖《道德真經取善集》等書中，均列郭象註《老子》，並引有郭象註文若幹條，但全文已不存。《隋書·經籍志》尚載有晉太傅主簿《郭象集》2卷，並註：梁有5卷，錄1卷，亡。《舊唐書·藝文志》仍著錄《郭象集》5卷，今均已佚失。《晉書》本傳記郭象著《碑論》12篇，《文選》劉孝標《辨命論》一文中提到郭象撰有關於論“命”的著作，唐李善註說：“郭子玄作《致命由己論》，言吉兇由己。”這些可能都是《郭象集》中的內容。
哲學思想 郭象哲學思想是魏晉玄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魏晉玄學理論的表現形式，從何晏、王弼至郭象，發生瞭不少變化，但貫串其中的有一個共同的、而又非常現實的問題，即“名教”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玄學理論形式的變化，是圍繞著這個問題展開的。“名教”是指封建的等級名分和道德規范，“自然”是指所謂人的本初狀態或自然本性，同時也指天地萬物的自然狀態。何晏、王弼等“以無為本”的“貴無論”，開始提出自然為本、名教本於自然的觀點，期望以自然統率名教，使名教復歸於自然。到瞭阮籍、嵇康那裡，由於政治鬥爭的復雜原因，他們突出地強調以自然為本的思想，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號，在相當程度上沖擊瞭名教的規范。到瞭西晉中後期，一些清談名士、“貴遊子弟”卻借“任自然”來為他們驕奢淫逸、放蕩無恥的生活作掩護，且美其名曰“通達”、“體道”。這種情況嚴重地腐蝕瞭門閥士族地主階級，危及封建名教規范，以至直接影響到門閥士族的政治統治。當時一些有見識的玄學傢，如樂廣，對這種情況提出批評說：“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裴橵則著《崇有論》，揭露放任自然、崇尚虛無給社會政治、經濟和風俗帶來的嚴重危害，並從理論上用以有為本批判以無為本，提倡有為，否定無為，推崇名教，排斥自然。郭象在此之後進一步從理論上重新把名教與自然調和統一瞭起來。
調和名教與自然 郭象不贊成把名教與自然對立起來的理論，認為名教完全合於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性的自然發揮也一定符合名教。他認為，仁義等道德規范就在人的本性之中，說：“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他分析說，表面看來借助於外力的名教規范，其實存在於自身的自然本體之中。“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茍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郭象還認為，物各有性，而“性各有分”。一切貴賤高下等級，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人們如果“各安其天性”，則名教的秩序就自然安定瞭。因此，名教與自然兩者是不矛盾的。他不贊成把“有為”和“無為”截然對立起來，認為人們把“無為”理解為“拱默乎山林之中”，是完全錯誤的。其實，所謂“無為”者乃“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即隻要是順著本性，在本性范圍之內的一切活動，就是“無為”。所以他說：“聖人”“雖終日見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從而在“各安其天性”前提下把“有為”和“無為”統一瞭起來，即所謂“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
獨化論思想 王弼以自然為本，建立起一套“以無為本”的“貴無論”體系。裴橵以名教為本，提出瞭一套“濟有者皆有”的“崇有論”體系。郭象則主張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構成瞭一套即本即末，本末一體的“獨化論”體系。郭象“獨化論”的中心理論是，天地間一切事物都是獨自生成變化的。萬物沒有一個統一的根源或共同的根據，萬物之間也沒有任何的資助或轉化關系。所以他說：“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己，掘然自得而獨化也”，“萬物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他反對王弼等把“無”說成是統攝天地萬物生成、變化的共同本體的理論，聲稱“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不能生物”。並且進一步明確指出：“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自生”、“自得”、“自爾”等等。獨化論充分肯定“物皆自然”，反對造物主，否定“有生於無”等觀念，具有合理的因素。但獨化論同時認為，不僅“無”不能生“有”，而且“有”也不能生“有”，而是“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這樣，郭象一方面把“物各自生”引向“突然而自得”，“冪然自爾”，“無故而自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神秘主義；另一方面他又把各個“自生”“獨化”的“有”，誇大為永恒的絕對，即所謂“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為無矣。是以夫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
郭象的“獨化論”片面強調事物的“自得”，根本否定事物之間的相互資助、轉化關系，認為一切物都“自足其性”，物的“獨化”都由其“性”、“命”所定，而物的“性”、“命”又是自己不能改變的，即所謂“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同時，對於萬物既“獨見”又“共聚”，“不可一日而相無”的現象，郭象也不得不用“必至之勢”加以解釋，使其“獨化論”最終陷入瞭命定論。
郭象從“獨化論”出發，強調一切事物都“獨化而足”。認為形象上千差萬別的事物，隻要“各足於其性”，就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差別瞭，這進一步發展瞭莊子的相對主義和詭辯論。郭象把各個物的“獨化”歸於“無故”，對“獨化”的原因完全是茫然的。他在認識論上，完全持消極態度，認為“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堅持“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的神秘主義。
郭象的“獨化論”在理論上有許多失足之處，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邏輯論證是相當精致的。他基本上滿足瞭當時門閥地主階級調和與統一名教與自然矛盾的理論要求。
評價 關於郭象哲學思想的特征和基本傾向，學術界有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郭象哲學思想的特征是“崇有論”，另一種觀點認為是“獨化論”。有的學者認為郭象哲學的基本傾向是唯物主義的，有的認為基本上是唯心主義的；再深入分析，又分別得出瞭主觀唯心主義或客觀唯心主義的不同結論。這些分歧意見表明郭象哲學思想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