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魏佛教石窟寺。位於山西省大同市西郊16公裡的武周山南麓。開鑿於5世紀中期，延續至6世紀20年代。北魏王朝遷都洛陽後僅有唐代個別造像。遼代有重修佛像和增建木構窟簷的記載。元、明、清3代時石窟寺衰落。石窟依武州川北岸崖壁開鑿，東西綿延1公裡，現存大小洞窟252個，造像5.1萬餘尊。依地形將石窟分割為東、中、西三大區；東區窟龕25個，中區119個，西區108個。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石窟開創概況 4 世紀末，中國北部的鮮卑族拓跋珪於386年在盛樂(內蒙古和林格爾)建代稱王，398年遷都平城(今大同市)，建國稱魏。北魏佛教的興起，是在太延五年(439)太武帝滅北涼，將涼州的僧人、宗族吏民三萬多戶遷至平城後，為開窟造像從工藝技術上奠定瞭基礎。雖有太武帝太北真君七年 (446)詔令毀佛焚經坑殺沙門的滅佛事件，但那時還有高僧師賢隱身改業、曇曜“死守不還”的佛教火種存在。6年後文成皇帝繼位，遂下令“復法”，佛教在北魏皇室的支持和信仰下大為發展，開窟造像相繼進行。《魏書·釋老志》載“和平初……曇曜以復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五窟現編號為16～20，稱“曇曜五窟”。繼曇曜五窟之後，武州山開窟造像大規模地展開，進入瞭崇佛的高潮時期。此時又從河北等地移數十萬漢族文化傳統匠師，有力地配合瞭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在中區石窟中(5～13窟 )到處可以見到漢文化的表現，開窟造像的高潮一直持續到太和十八年 (494)遷都洛陽為止。此後窟龕由貴族官吏為祈福超渡而建，多為小型，即曇曜五窟以西的諸小窟。
石窟形制和藝術風格 石窟建築來自印度，那裡有“支提”窟和“毗訶羅”窟之分，傳入中國後按照中國的國情習俗加以改變。雲岡石窟中有平面馬蹄形草廬頂形制的早期大像窟，“支提”窟變為窟內中央鑿成多簷式塔窟。毗訶羅式窟在這裡已不見瞭。早期的曇曜五窟較明顯地反映瞭外來造像的風格，面形圓潤、高肉髻、深目高鼻、兩肩平闊的造型以及身著偏袒右肩、通肩大衣服飾的佛像均受犍陀羅和笈多式的影響。窟內高達10米以上的本尊造像及排列勻稱的三世佛，還有滿壁千體佛的龕像又顯示瞭以禪觀為主的特點。
雲岡石窟雕刻藝術的發展主要在孝文帝時期，即第二期。塔窟有第1、2、4、6、11、39 窟，其中有二層、三層、五層之別。結構均沿襲瞭漢以來的形制，有柱、枋、鬥栱(一鬥三升人字栱)、簷椽、瓦壟，層間有的一間一龕，有的三間三龕，最多的為五間五龕。龕內均雕坐佛或交腳菩薩。另一種是前後雙室型，如第7、8、9、10、12窟，其中以9、10、12三個窟內雕刻最為華麗。這三窟的前室均雕有三間殿式佛龕，殿頂脊中立金翅鳥，兩端飾以半月形的鴟尾，有的飾三角火焰和大鵬鳥，屋角起翹，形象逼真。簷下鬥栱整齊，枋下飾帷幕或瓔珞飛天。明間雕坐佛或交腳菩薩，兩次間有思維菩薩。第11窟中央雕二層塔，壁面佈局交錯排列，似無統一格局，東壁上方太和七年 (483)造像九十五軀的刻文，是雲岡石窟中最早的銘記。第5和第13窟平面均為馬蹄形、穹隆頂。前者本尊結跏趺坐，高17米，為雲岡石窟之最。後壁下部開誦經隧道。第13窟本尊為交腳彌勒菩薩，高13米，南壁明窗下方雕七佛立像。在二期造像中石窟形制變化較大，藝術風格亦異於早期，主要表現在面部和服飾方面，如部分造像雖仿早期形式，但大多數佛及菩薩的服飾都近似南朝士大夫所著的褒衣博帶，面部眼鼻均脫離早期的臃腫感而趨向世俗化。菩薩身披帔帛交錯於胸前。窟內佈局上下分層，每層多龕，多以忍冬紋、蓮花紋作為邊飾。伎樂天持各種樂器排列於窟頂周邊。窟頂多有團蓮和圍翔的飛天，交首蟠龍張牙舞爪，虎狼鳥獸或佇立或奔馳，內容手法多變，充分表現瞭漢族文化的藝術特色。第三期石窟多開鑿在孝文帝遷都洛陽前後，大多集中在第20 窟以西崖壁上，石窟規模縮小，數量增多，上下錯落狀如蜂房，有的開鑿在中部窟區的外壁。這樣的窟龕多達200餘個。這一時期窟形平面多方形，平窟頂多作方格平棊飾以團蓮、蛟龍或飛天，窟內佈局有四壁三龕、上下分層龕，造像除釋迦佛、交腳菩薩外，釋迦多寶並坐增多，世俗男女供養人分列龕下，佛、菩薩面瘦，披肩，衣褶密集，突出瞭不同於二期造像的風格和手法。從銘記得知，本期開窟造像的目的多為生者求平安、亡者祈冥福。至6世紀初出現瞭願亡者托生凈土的銘記。
石窟寺建築遺跡 雲岡石窟窟前崖壁上方均存有大小不等的梁孔遺跡，在現存碑石刻文中均無記載。北京大學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註》，為石窟寺建築遺跡的考察和發掘提供瞭依據。1972年在雲岡石窟維修工程中，雲岡文物保管所同文化部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的工程技術人員，針對第9、10窟崖壁上留存的8個梁孔與相應的地面進行瞭發掘。自崖壁上方開始，在清理中發現瞭被積土掩埋的兩個東西向的平臺，上臺寬1.4米，下臺寬3米，臺上有6組梁槽，每組由上層平臺的長槽和下層平臺上兩個三角槽組成。根據梁槽的排列和對6組梁槽間距的實測，是一座面闊五間的木構窟簷的梁樁遺跡。接著在窟前地面發掘出東西長24.65米，南北寬11米的磚砌臺明和散水。臺明均為37×37×5厘米的溝紋磚鋪墁，敷地磚下系原始地面。在窟前偏西處的地面上，有一未刻完直徑3米的圖案花紋，其中有團蓮連珠紋、龜背紋等。在離窟前壁4.3米處敷地磚下發掘出8 個東西向排列的方槽，槽寬均在100～118厘米之間，方槽中心與上方8個梁孔正相對應。由此可知後者為面闊七間的木構窟簷，鋪設敷地磚者為五間窟簷，七間窟簷較早，為唐構遺存，五間的窟簷略晚，是遼代遺跡。
1987年雲岡文物保管所配合龍王廟溝西崖壁清理積土工程，發掘瞭5、28窟(塔窟)前建築遺跡，面闊五間，平面為僉形，凸出者三間。臺明地面下夯三合土，上鋪溝紋磚，出土瓦當系蓮花紋或獸頭紋，應屬遼代遺物。在建築遺跡的北側還發現瞭僧房遺址一處，面積不足20平方米，四周墻壁均經火燒，唯地坑較完整。其結構為夯土層面挖煙道10條，上敷溝紋方磚，火爐設在地坑中央。在遺址的西北角發現一長方黑釉小口壇，壇內滿盛白面，顯系一處簡陋的貧僧房舍。
石窟保護 雲岡石窟已經歷1500多年，人為破壞的造像達1400餘軀，刀鑿斧痕舉目可見。而大自然的風化更為嚴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設置瞭保護管理機構，清理洞窟，治理環境，杜絕瞭人為破壞，開始瞭對自然病害的防治。60年代初，經多方調查研究，提出瞭運用新的科學技術與傳統保護方法相結合的方案，在東部第1、2 窟作瞭鋼錨桿與化學材料灌漿加固，用降低水位之法杜絕瞭水患，探索瞭一條石窟保護的科學途徑。1973年9月周恩來指示“三年要修好雲岡石窟”。在1974～1976 年的施工中排除瞭20多個主要洞窟內外的險情，用高分子化學材料對窟內外容易滲水的裂隙予以灌漿封護，對懸石、危石予以粘結加固，達到瞭穩定石窟的目的。
參考書目
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註》，《北京大學學報》，1956年第1期。
《中國石窟·雲岡石窟》，文物出版社、日本平凡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