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明、清玉器漸趨脫離五代、宋玉器形神兼備的藝術傳統，形成瞭追求精雕細琢裝飾美的藝術風格。同時，古玩商界為適應收藏、玩賞古玉器的社會風氣，還大量製造瞭古色古香的偽贗古玉器。
明代(1368～1644)玉器 明朝皇傢用玉由禦用監監製，在經濟、文化發達的大城市中亦有玉肆，最著名的碾玉中心是蘇州。明代玉器工藝的發展經歷瞭三個時期。
<明初玉器 出土和傳世的均有佳作。1970年南京市北郊中央門南五華裡明汪興祖墓 (1371) 出土瞭玉帶飾14塊。碾琢隱起行龍，出沒於祥雲之中，碾工玲瓏剔透，有鬼斧神工之妙。雲龍的形象與佈局均接近元代，玉帶板數量不符合明制。1970年春到1971年初，山東鄒縣尚寨村魯荒王朱檀墓(1389)出土瞭冕飾、玉帶、玉佩、玉圭、玉硯、玉筆架、玉杯等玉器，表現瞭明宗室親王生前和殉葬用玉的狀況。其玉材光澤較強，碾工遒勁，磨工精潤，不重細部，還保存著元代玉器的遺風。傳世的青白玉鏤空蟠龍帶環和白玉龍首觿是永宣時期禦用監所制，碾琢工整，形象細部交待明確，一絲不茍，與永樂雕漆、紫禁城內欽安殿白石欄板圖案一脈相通，標志著洪武至永樂間明代玉器的特有格調已露端倪。
明中期玉器 自成化至嘉靖中期(1456～1544)的玉器，多集中出土於南京、上海、江西等地。1977年5月於南京市太平門外板倉村東徐達五世孫徐俌墓(1517)出土的鏤空芙蓉玉帶板，雕琢稍粗，反映瞭勛臣傢族用玉的情況。上海浦東海興路典當弄陸深(1477～1544)墓於1969 年被盜，出土瞭白玉鐵拐李、白玉蝶、玉雞心佩、白玉帶鉤、鏤空壽字玉、玉戒指、玉道冠、玉簪等，玉件小巧玲瓏，代表瞭地主、富商等人用玉的品種和作工。傳世的白玉蟠龍帶板，共20塊，符合明制。青玉鬥杯圖案別致，碾出一策杖老人在松下漫步，篆草書七言詩4行，有“梅道人戲作”款，是明人偽托梅道人之名而制。此器是仿古玉，有著濃厚的文人畫風格。
明晚期玉器 嘉靖中期至崇禎十七年 (1545～1644)，城市經濟繁榮，玉器產量增加，蘇州制玉業代表著全國玉器工藝的發展趨勢。明宋應星《天工開物》載：“良玉雖集京師，工巧則推蘇郡(今蘇州)。”著名玉工陸子剛就出自蘇州專諸巷。此期代表性的玉器有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玉帶鉤、玉碗、玉盂、玉壺、玉爵、玉圭、玉佩、玉帶等，包括瞭死者生前禦用玉器和死後的殉葬用玉。其中玉壺、玉爵等使用鏨金或珠寶鑲嵌工藝，更是絢麗多彩。這種金玉復合工藝本是古代固有的傳統做法，但玉器上鑲嵌寶石卻首見於定陵玉器，其起源可能比這更早些。
當時古玉已成為古董(或稱古玩)，是具有高價的特殊商品。商人為瞭獲取高利，便用劣質玉、摻色玉等廉價玉材制造瞭大批假古董，流傳至今的有大量的玉壺、玉杯。在圖案方面，當時符瑞吉祥的諧音題材甚為風行，這種“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圖案，首先是為瞭祈福，其次才顧及到美。玉器造型裝飾均極繁瑣，且技藝低下，玉質不佳。粗制濫造是此期玉器的普遍現象。
清代(1616～1911)玉器 以精細見長，可分為四個時期。
蕭條期 順治、康熙年間逐漸淘汰瞭明末玉器粗制濫造和格調不雅的缺陷，出現瞭繁榮景象。但清初準噶爾部分裂勢力猖獗，堵塞瞭和田玉的來路，阻礙瞭玉器工藝的正常發展，使康熙初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長達115年間的玉器工藝處於蕭條狀態，產量很少，傳世的玉器更為少見。1962年北京市德勝門外小西天康熙十四年(1675)索尼孫女黑舍裡氏墓曾出土瞭30件(雙)玉器，其中大部分是宋元明古玉，康熙朝玉甚少，反映瞭這一時期玉器工藝的蕭條情況。但此墓出土的兩件玉雞心佩及傳世的清初雙嬰耳玉杯，康熙時玉硯，雍正款玉杯、玉套環等器卻表現出此期玉器精致典雅的特點。
昌盛期 乾隆二十五年至嘉慶十五年(1760～1810)為清玉的昌盛期。乾隆二十四年平息瞭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亂，次年新疆即開始貢玉，每年春秋兩貢竟達2000千克玉石，為皇傢玉器工藝的發展提供瞭豐富的原料。乾隆帝喜愛古玉和時作玉，當玉石來源解決之後，從蘇州召募名工充實養心殿造辦處玉作和如意館，加緊趕制玉器，不久又向蘇州、揚州、南京、杭州、天津、淮安、鳳陽、九江等八處攤派玉器活計。所以，這時宮廷玉器充斥各個殿座。各主要大城市玉肆也逐步繁盛。玉器的用途更加廣泛，可分為陳設、器皿、佩飾、冊寶、祭器、偶像、文玩、用具、鑲嵌等9類。清代宮廷玉器代表瞭當時玉器工藝的最高水平，地方玉器雖不乏精品，但遠不及宮廷玉器。
乾隆時期玉器現存數萬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玉壽山、玉福海及大禹治水玉山。
玉壽山。即丹臺春曉玉山，原名南山積翠玉山。玉山如屏，重巒疊嶂，瀑佈傾泄，石室隱現，麋鹿悠遊，二童采藥而歸，琢磨得勝似筆墨，表現瞭神仙所居的丹臺妙境。該玉現存樂壽堂明內東側。原玉器重1500千克，連銅座高138.5厘米，寬163厘米，厚99厘米，由院畫傢方琮和蘇州名玉工鄒景德畫稿，經兩淮鹽政玉作於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五年(1777～1780)十月，用近四年時間完成。
玉福海。亦稱雲龍玉甕。隨玉料形狀所制，近似扁方形，周身琢雲龍紋，腹內光素，底鐫弘歷題詩，為朱永泰所鐫。此玉現存樂壽堂明間西側與玉壽山相對。原玉石重2500千克，連座高134.5厘米，寬135厘米，長60厘米，腹深34.5厘米，也是由兩淮鹽政玉作從乾隆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1776～1780)十月，歷時四年零四個月完成。
大禹治水玉山。全名“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圖”。玉山卓立如峰，表現出大禹指揮眾人在崇山峻嶺、懸崖絕壁上劈山鑿石、疏通水害的情景。玉重一萬零七百多市斤，高244厘米，寬96厘米，嵌金絲燒古銅座，堪稱“玉器之王”。養心殿造辦處如意館奉旨按宋人畫“大禹治水圖”設計玉山，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初十日畫得正背左右四面紙樣，由院畫傢賈全照圖式在大玉上臨畫。後幾經周折於當年閏五月七日將玉料、蠟樣同時發到兩淮鹽政，碾琢完工後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十六日運京。玉山背面鐫數百字禦制詩文和璽文，由蘇州刻字名工朱永泰篆刻。全部工期近10年。現仍在樂壽堂後間。
清代蘇州玉器精致秀媚，揚州玉器豪放勁健，宮廷玉器集蘇揚之大成，時作玉華麗典雅，仿古玉敦厚淳樸，成為清玉之楷模。乾隆時所稱的痕都斯坦玉器是具有阿拉伯風格的莫臥兒王朝玉器，乾隆中晚期時已大量進入內廷，得到乾隆的喜愛，乾隆曾命工匠仿制，其風格波及北京、蘇州、揚州等玉肆。
新疆維吾爾族玉器有著鮮明的地方特色，與宮廷玉器和痕都斯坦玉器有所不同，雖屬阿拉伯風格，但器形、紋飾均較單純，光素器較多，不重磨工，稍顯粗糙。葉爾羌玉工還仿制過宮廷玉器筆硯匣，嵌明代鏤空銘文玉帶板以做裝飾。
衰微期 嘉慶十六年(1811)始，新疆玉貢減半，道光元年(1821)時完全停止玉貢。於是，宮廷玉器日漸衰落，有時甚至停止碾制。地方大城市的玉肆，也因原料不足，逐漸衰落下來。建都於南京的太平天國的天朝政權，曾設“玉器衙”專為王妃和天朝政權制玉，如傳世的太平天國天王玉璽和幼天王玉璽。天王玉璽，為和田青玉，長19.8厘米，寬19.8厘米，高2.6厘米，連柄通高9.3 厘米，重3850克。印身略有收分，鈕粗壯似柄，飾雲鳳紋，下有拱形孔，以便手握。璽文仿宋體，陽文。鐫“天父上帝 恩和 輯睦 太平 玉璽 永定乾坤八位萬歲救世幼主 天王洪日 天兄基督 主王輿篤真王貴福永錫天祿”共44字，是傳世玉璽中印文最多的一件。璽文邊欄上飾雙鳳戲蓮，兩側各飾升龍戲珠，下飾海水江崖等圖案，與清代龍鳳圖案形象的處理似有出入，具有民間色彩。碾磨較粗糙。幼天王玉璽為和田白玉，制於1864年。長21厘米，寬20.8厘米，高3厘米，連柄通高11厘米，重6000克，鈕粗壯如柄，飾雲鳳紋，下有長方形孔，便於手握。璽文仿宋體，陽文。鐫“太平天國 皇上帝基督帶真主幼主作主 明明 赫赫 天下太平萬方來朝 天子萬年 福祿壽喜 玉璽”共38字。碾磨亦較粗糙，邊欄之飾基本上與天王璽同。
復甦期 清玉後又開始復甦。和田玉雖頓減，卻以岫巖玉代之，琢玉多面向民間。內廷玉作僅有工匠一人，形同虛設。帝後用玉均交蘇州織造玉作琢治，或命粵海關采辦，貢進內廷。北京的玉肆在幾次戰爭中沒有受到多大摧殘，更有所發展，已成為全國最大的玉器產地。光緒二十年(1894)慈禧六十壽辰時大學士福錕等人進貢的“玉石仙臺”，代表瞭此時北京玉器簡樸渾厚的藝術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