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民族傳統醫學的統稱。其中，漢民族在長期的醫療、生活實踐中逐漸形成瞭具有獨特理論風格和診療特點的醫學體系，簡稱中醫學。“中醫”、“西醫”或“中醫學”、“西醫學”是在19世紀西方醫學傳入中國並得到普及以後的稱謂。西醫學自近代以來，不斷吸收先進科學技術和傳統醫學中的一些知識（也包括中醫學）而日益取新，已經被“現代醫學”這一名詞所代替，但是在習慣上仍稱其為西醫。中醫用望、聞、問、切等方式診斷疾病，用中藥組成成的復方和針灸等手段進行治療，其預防治病、養生保健的理論燦然咸備，是東方科學智慧的體現，在世界醫林中堪稱為獨特的理論體系，又以豐富的典籍和資源享有醫學寶庫之譽。其中現存的古代醫學著作有一萬多部，中醫學的悠久歷史和連續的傳承展示瞭它的傳統特征。崇尚經典、尊重先師、珍視經驗，既是傳統的品格，又使學術具有穩定持久性和實踐性，中醫學也以此有一個和諧的整體的發展模式，它植根於社會又服務於社會，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中國傳統醫學有鮮明的民族性。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各民族，在長期生存和與疾病鬥爭中形成各自的民族醫學，主要包括漢族醫學（中醫學），藏族醫學、蒙古族醫學、維吾爾族醫學、朝鮮族醫學，以及壯族醫學、傣族醫學、彝族醫學、苗族醫學等。各民族醫藥的發展和現狀，因歷史和文化的不同、文字產生的早晚等原因，又有所差別，總體上呈現多元並立的特點。其中，漢族醫學以其厚重博大、影響久遠而成為中國傳統醫學的代表。中國傳統醫學在演進中發展，又有所流變，先秦時代針灸之學帶頭稱盛；秦漢之際，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傷寒論》、《金匱要略》等經典著作的蒞世，完成瞭理論基礎的構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開始註訓經典，醫傢重視方書，臨床推重手術，外科、眼科的手術都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宋金元時代的醫傢們挹揚理論，各傢自立門戶，展開學派爭鳴；明清時代以溫補學派、溫病學派的崛起而繼興。由此展示，中醫學不是過去的定型，而是一條包括過去、現在、將來的不斷發展的歷史長河，是歷史的延續與現實發展的統一。在當代，它仍然在不斷創新中獲得魅力。中國傳統文化鑄就瞭中醫學理論的特質，尊生貴時的理念、天人合一的自然觀、《周易》的哲學思想乃至中華民族的系統思維方式等，都在中醫學的理論范式和研究方法中有所體現。在數千年的實踐中，逐漸形成一批原創性的醫學發現、醫學發明和理論學說，如藏象、經絡、精氣神、氣血津液、陰陽五行、辨證論治等，又有針灸、中藥、方劑、氣功、推拿等醫療技術，並不斷擴益增附，有效地運用於臨床和保健的實踐之中。中醫學在歷史上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瞭巨大貢獻，在當代不斷發展創新，在世界許多國傢中亦越來越受到重視。
中醫藥沿革 中國是一個地域廣闊、歷史悠久的國傢。早在原始社會，醫療活動就隨先民的生存需要而產生。由於人們生活的地理環境不同，采取的生產方式也不同，因此引發出多種形式的醫療活動。《黃帝內經》（以下簡稱《內經》）中的《素問·異法方宜論》寫道：砭石從東方來，毒藥從西方來，灸焫從北方來，九針從南方來，導引按從中央出。說明古代流傳下來的醫療方法是中國各族人民的經驗匯集。中華民族所聚集生長的地理空間跨度廣大，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亦有不同的文化類型。古代除以農業社會文化為主外，尚有草原遊牧文化、森林狩獵文化、河海漁業文化等。不同的文化創造出不同的醫療技術，運用不同的藥物資源，導致中醫學的民族和地區差異性，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地方流派，這是中醫學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多樣化理論學說的原因。就其學術層面而言，也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點。中醫學與傳統文化、科學技術乃至經濟發展都有密切的聯系。中華民族久遠的歷史也是鑄就傳統醫學豐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在中國，遠在百萬年前已有人類生存，他們在生產和生活中，須同疾病和傷痛進行鬥爭，從而產生瞭醫療救助實踐。火的使用，使人類得以熟食、驅寒保暖，同時有一定的防濕作用，也為灸法治病以及其他借助溫熱作用的治療得以施行。在新石器時代，中國先民們就用砭石作為治療工具。現存古書《山海經》中有“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的記載，箴石就是砭石。1963年內蒙古多倫頭道窪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瞭中國第一枚新石器時代的砭石，之後又在各地出土瞭多枚砭石以及用於醫療的骨針、竹針、陶針，以及銅器和鐵器時代的銅針、鐵針、金針、銀針，說明針灸技術發展到現在使用鋼針已經歷瞭漫長的歷史時期。在戰爭的傷害救治中，先民們很早就開始瞭外科手術。《淮南子·修務訓》說，神農氏嘗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記補·三皇本紀》也有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的記載。說明藥物的發現，是與原始人的植物采集及其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後世以此也把中藥學稱為本草，把發現原始藥物的理論概稱為“食藥同源”。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仰韶文化時代，人們過著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並開始釀酒，龍山文化時期已有專門的酒器，在殷商文化中則發現更多的酒器。酒的一大用途就是用以治病。《漢書》以酒為“百藥之長”。上述事實都表明，中醫源自於先民生存和生產勞動的需要，在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中生產、生活的需要決定和孕育瞭中醫學的發生與發展。
中醫學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診治手段不斷發展，理論不斷創新，歷代湧現瞭許多著名醫傢，出現瞭許多名著和重要學派。
夏商西周時期醫巫並存，巫醫之術挾裹著方術，以祝由治病、舞儺除疫。其中有一部分是有效的醫療實踐，但巫對其進行神學解釋並用為傳播巫的手段。在卜筮史料中記載瞭大量的醫藥衛生的內容，對人體的生理、解剖、疾病及其癥狀的描述比較直觀具體，診療的經驗有瞭較多的積累，植物、動物、礦物及酒的藥用，針灸、推拿、導引、湯液、外治的廣泛應用，使醫學開始與哲學聯盟，陰陽五行、整體觀念、預防思想被引進醫學，成為中醫學理論的先源。《周禮·春官》記述瞭醫師、司巫、大祝職責的專業劃分。《周禮·天官》中，醫師已有疾醫、食醫、瘍醫、獸醫之分，這也是當時醫學的分科，同時還建立瞭管理、考核、獎罰醫生等制度，從此醫學事業走上瞭健康發展軌道。
在被稱為世界史上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之際，是中國整個學術界湧現先哲的百傢爭鳴、百花齊放時期，此時奠定瞭中華文明的基本框架。這一時期，臨床經驗與哲學結合，臨床醫學分科向專業化發展，湧現許多著名醫傢，如醫和、醫緩、長桑君、扁鵲、文摯等。《內經》等經典著作面世，是對中醫學理論的第一次總結。
秦漢時代是中國醫學理論體系的奠基時代，中醫學以鮮明的特色和卓著的療效佇立於世界醫林，載有365味藥物的《神農本草經》問世。漢代，已經使用木制塗漆的人體模型展示人體經絡，這是世界最早的醫學模型。臨床醫學方面，東漢張仲景在他所著的《傷寒雜病論》（簡稱《傷寒論》）一書中，專門論述瞭外感熱病以及其他多種雜病的辨證施治方法，為後世的臨床醫學發展奠定瞭基礎。外科學也具有較高水平。據《三國志》記載，東漢末年名醫華佗已經開始使用全身麻醉劑，酒服“麻沸散”進行各種外科手術，尤擅長胃腸吻合術。西漢初的名醫淳於意（又稱倉公）創立的“診籍”，是現知最早的臨床病案，其中包括治療失敗的記錄和死亡病例。
兩晉南北朝隋唐時代是中醫學術發展的自為時期，晉代名醫王叔和在前代著作《內經》、《難經》“獨取寸口”診法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使切脈規范化，並歸納瞭24種脈象，提出脈、證、治並重的理論。這一時期醫學分科和專科化已漸趨成熟。針灸專著有西晉皇甫謐的《針灸甲乙經》，煉丹和方書的代表著作有西晉葛洪的《抱樸子》和《肘後備急方》，制藥方面有南北朝雷的《雷公炮炙論》，外科有南北朝龔慶宣的《劉涓子鬼遺方》，病因病理專著有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兒科專著有隋唐之間的《顱囟經》，唐代蘇敬等著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藥典，還有藺道人的傷科專著《理傷續斷秘方》、昝殷的產科專著《經效產寶》等。此外，唐代還有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和王燾的《外臺秘要》等大型綜合性醫書。晉代開始出現由國傢主管的醫學教育，南北朝的劉宋時期曾有政府設立的醫科學校。隋代正式設立太醫署，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國立醫學教育機構。對於傳染病，晉代已經建立瞭隔離制度，南北朝的蕭齊時代已有專門收治傳染病的“六疾館”，隋代有專治麻風的專科傳染病院“癘人坊”。
宋金元時代是中醫學發展的轉承時期，這個時期的醫學傢們已經積累瞭更多的臨床實踐經驗，在繼承《內經》、《傷寒論》等理論的基礎上，受宋代理學辨疑求新學風的影響，重視理論，敢於突破、革新，創立學說，遂有各傢學派的爭鳴。即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說：“儒之門戶分於宋，醫之門戶分於金元。”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國傢對醫學和醫學文獻的重視，宋代創設校正醫書局，集中瞭當時的一批著名醫傢，對歷代重要醫籍進行收集、整理、考證、校勘，出版瞭一批重要醫籍，促進瞭醫學的發展。宋代除有皇傢的禦藥院外，還設立官辦藥局太醫局賣藥所與和劑局等，推廣以成藥為主的“局方”。宋代由太醫局負責醫學教育，各府、州、縣設立相應的醫科學校。太醫局初設九科，後擴為十三科。在針灸教學法方面也有瞭重大改革，北宋時王惟一於天聖四年(1026)著《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次年又主持設計制造針灸銅人兩具，在針灸教學時供學生實習操作，對後世針灸的發展影響很大。宋代城市經濟繁榮，大科學傢蘇頌擔任杭州知州時，建設瞭從鳳凰山引水到杭州的自來水工程，為當時公共衛生事業建設成就之一。
明清時代是中醫學發展的繼興時期，這個時期在治療外感熱病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從歷史上看，中國是個流行病多發的國度，流行病統稱為瘟疫。從公元7世紀起至清代，疫災的發生逐漸增加。據統計，僅明清兩代，就有367次罹及數地的大疫流行。醫生們也在疫病的治療實踐中積累瞭經驗，發現和發明瞭很多新的診治方法，清代醫學傢葉天士和吳鞠通等人研究《傷寒論》有所突破，發展起溫病學理論，創立瞭溫病學派。趙養葵、張景嶽、孫一奎等結合實踐創立瞭各自不同的命門學說。李時珍所撰《本草綱目》載藥1 892種。其書在17世紀就傳到國外，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亞歐各國流傳。據記載，中國人早在唐代就發明瞭人痘接種法以預防天花，在宋代已有成功案例的記載，此後經過不斷改進，在明清時代，人痘接種法不僅在國內普及，而且還傳到朝鮮、日本、俄國、土耳其和歐洲、美洲。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獲得性免疫方法。明代中葉隆慶二年(1568)之前，北京已經有世界上最早的學術團體“一體堂宅仁醫會”。該會曾組織編纂百卷《古今醫統大全》。中醫學最早的學術期刊《吳醫匯講》於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創刊，由江蘇溫病學傢唐大烈主編。該刊發行近10年，每年一卷，有理論、專題、驗方、考據、書評等欄目。這些學術團體和期刊的出現促進瞭中醫的學術交流，表明中醫這門學科在古代已形成較為完備的體系。
在中醫學的創新和繼承過程中，學派蜂起，競相爭鳴，貫穿於理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先秦時期，中醫學按主旨和發生曾有“三世醫學”，即先後有用針、用藥和重切脈的《黃帝針經》、《神農本草》和《素女脈訣》三個派別。漢代，針灸和切脈合為一傢稱醫經學派，重用藥物和方劑者發展為經方學派。《漢書·藝文志》記載當時有醫經七傢、經方十一傢。醫經學派後來僅存《內經》一書，後世圍繞此書的詮釋發揮結合《難經》等形成重視理論的一派。經方學派旨在對經驗方的整理和運用，在魏晉隋唐乃至宋代以後，各朝代都有大量的方書傳世。對《傷寒論》的研究也有重大發展，自宋代起湧現出一大批致力於傷寒學術研究的醫學傢，他們傳承發揮而成為傷寒學派。金元時代的一些醫學傢們敢於突破經典的定論，圍繞個人的專長闡發理論，並自立門戶，其中著名的有
中醫學的對象及方法 中醫學獨特理論體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的研究對象。中醫學以維護人體健康長壽、防治疾病、調節心身為研究對象。醫者即是“治病之工”，即要“上工治未病”，指導養生保健。由此目標而確立的醫學行為即是“醫乃仁術”。中國歷代醫生非常重視醫德修養，古代醫傢多以德藝雙馨而立身。如戰國時扁鵲行醫的“隨俗為變”、漢代蘇耽的橘井濟民、唐代孫思邈的大醫精誠，數千年來延綿承續，不斷發揚光大，成為良好的醫德傳統。
中醫學有自己的認識途徑和研究方法。中醫學的理論和技能就是研究方法行之於研究對象的實踐成果。從臨床的分科和預防養生乃至理論的構建，都能顯現中醫學對象及方法的特點。古代醫術分十三科，即內科（又稱大方脈）、兒科（又稱小方脈）、婦人科、傷寒科、瘡瘍科、針灸科、眼科、口齒科、喉嚨科、正骨科（又稱骨傷科）、金鏃科、按摩科、祝由科。明清以後傷寒和溫病都納入內科，瘡瘍和金鏃科合為外科，祝由科失傳。中醫臨床主要是依病象特點來分科的，特別是內科與外科，這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象思維”的體現，與西醫學據治療手段分內外科大相徑庭。中醫養生分為術養（包括導引、氣功等）、房中、食養、藥養等，其理論和操作等都折射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
中醫學在創立之初就從多學科的視角審視醫學。《內經》指出研究醫學要“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還說：“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這是從天、地、人的大系統及其要素間的相互作用來考察人體的健康和疾病。其中主要運用觀察方法、病案學方法、文獻學方法、比類方法、調查方法、理論方法、臨床實驗方法和系統方法等。
觀察方法 “觀察”一語，出自《周易·系辭》：“仰觀於天，俯察於地”。《內經》把對自然現象的觀察稱為“審察於物”，稱臨床觀察為“候病”。強調“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指出對自然變化和人體生理疾病規律的認識始於觀察。認為通過廣泛細微的外而天文、氣象、物候、地理、社會人情，內而體質稟賦、生活習慣、癥狀、體征的觀察，以及解剖所見的臟腑形態等，把這些現象聯系起來，發現瞭病證的相關性，產生瞭中醫學理論。中醫學觀察有獨特的內容，其信息收集和提取是按陰陽五行、四診八綱的線索來操作認定的。例如望診氣色本於五臟五色，切脈時要考察的不僅僅是脈管本身的情況和跳動次數，而是通過脈搏所負載的信息，來判斷病發臟腑及其他與患病有關的因素。中醫的觀察具有整體性、動態性、系統性和辨證性的特征。誠如《內經·素問·五臟生成》篇所說：“夫脈之大小、滑澀浮沉，可以指別；五臟之象，可以類推；五臟相音，可以意識；五臟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脈色，可以萬全。”
醫案學研究方法 醫案又稱診籍、病案、脈案，是醫生臨床診治病人的記錄。記載醫案不僅是醫生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醫學思想、理論水平、技術能力乃至醫德醫風的體現。在公元前的漢代，就有名醫淳於意（倉公）始創診籍，他記錄的個醫案，被司馬遷載入《史記》，完整地保存到現代。此後，歷代醫生記載醫案形成傳統，內容也不斷完善。中醫學註意到疾病發生在不同的人、同一人在不同時間患病的臨床表現各不相同，治療方法也各不相同，具有不可重復的特點，以此非常重視對個案的研究。醫案以其“宣明往范，昭示來學”之功而具有方法學的價值。宋代中醫學即有醫案專著問世，許叔微所著的《傷寒九十論》，記錄瞭90個證案及分析評論。明代醫傢韓懋在《韓氏醫通》中提出瞭“六法兼施”的格式規范，又有江瓘首次編撰集萃歷代醫傢的《名醫類案》。清代名醫喻昌在所著《寓意草》中創立醫案的“議病式”，使醫案之學更具有實用性。研讀醫案，不僅開啟和增長理論聯系實踐的智慧，還通過對醫案的歸納總結，把臨床經驗升華為理論，乃至建立新的辨證論治規范。例如清代吳鞠通精研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後，創立瞭三焦辨證，並著有《溫病條辨》，推進瞭溫病學的發展。
文獻學方法 中醫文獻包括有歷史意義的資料和文物。據1991年出版的《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所載，中國現存古醫籍有近1萬種之多，這是中醫學的寶貴遺產。通過文獻進行回顧性研究，在古代就為醫傢們所習用，不僅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醫學研究提供繼承性和借鑒性的知識，也通過文獻的活化和綜合利用取得某些理論上和技術上的創新。20世紀以來，甲骨文、馬王堆漢墓醫書、武威醫簡的出土等，使中醫文獻學的研究步入瞭一個新的階段，也使中國醫學史的內容更加豐富。計算機的應用，為中醫文獻研究開辟瞭新的途徑。
類比方法 包括類比和分類，類比是在兩個對象屬性相同時，據已知事物來推斷未知事物的方法。《內經》中臟腑功能的理論就是用類比方法建構的。這種取類比象方法，在《內經·素問·征四時論》中稱之為“類推”。對一些事物或事件進行分類的方法在中醫學中也較為常用，《內經》稱此法為“從其類序”。例如《神農本草經》用上、中、下“三品”分類藥物，五行學說把諸多事物分成五大類。《內經》非常重視比類的作用，認為這是提高理論水平的重要方法，如《內經·素問·示從容論》所言：“援物比類，化之冥冥”。
調查方法 通過對研究對象各方面問題考察瞭解和直接接觸而獲得事實材料的方法。張仲景博采眾方是普遍調查，吳又可臨觀疫區是典型調查，李時珍涉足山澤剖析穿山甲是解剖麻雀式的調查。臨床問診也是調查。當代中醫學在科研中開始使用群體調查方法，用問卷調查探討意向對證的流行病學特征，調查還運用各種抽樣手段，豐富瞭調查方法在中醫學中的應用。
理論方法 建立假說和理論模型的方法。以一定理論與事實為依據推測及解釋事物及規律，即假說。假說是研究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和方法，也是科學研究的成果。如《內經》中營衛睡眠假說、淫邪發夢假說等，《外臺秘要·消渴消中門》據尿為血之餘和釀酒作醋原理，結合消渴病人尿甜的事實，提出消渴的“腎虛不能氣化”假說，不僅有治療意義，還據此提出瞭控制飲食的治療原則。歷代中醫的各傢學說，都具有假說的特征。對原型的特征和變化規律的模擬的理論闡述即是理論模型。它能在主題范圍內簡明而深刻地概括原型特征。中醫理論的臟象和經絡的實質乃是理論模型。
臨床實驗方法 在古代，中醫學的建立和發展都離不開人身實驗，“神農嘗百草”即是對藥物性味功效的臨床實驗，各種療法也都是臨床實驗的產物，包括各種方劑的作用、針灸治療等。誠如清代醫學傢徐靈胎所說：“凡藥性有專長，此在可觸不可解之間，雖聖人亦必試驗而後知之。”醫生對病人的每次治療，都具有實驗性質，辨證論治時，根據對第一次治療的反應調整下一次治療也是一個實驗過程。醫生的經驗就來自於臨床實驗。在當代，臨床實驗已成為新藥研制規范中的一環，有一整套科研程序和指標，既確保受試者的安全，又提高瞭實驗結果的可靠性。
系統方法 系統論是研究現實系統或可能系統一般規律和性質的理論。合宜於系統論的方法是系統方法。系統論雖然誕生於現代，但是中醫學很早就有系統論的思想並且有所運用。中醫學從整體觀念出發，運用類比同構，又從機體的層次性、聯系性來闡述人體的特征，認識到機體的有序性和自組織特征，並將其運用於診斷、治療和用藥組方的實踐，這是系統論方法在醫學中的運用。中醫學以氣和陰陽的觀念闡述相互依存、相互對立的信息，以陰陽平衡和五行間的制約實現系統的平衡。這是樸素的系統論思想。從信息方法分析，辨證是信息識別，四診合參是信息的互校，證是信息群。《內經》中就提出瞭控制論的負反饋概念。《內經·素問·六微旨大論》以負反饋失調作為病機的基礎：“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對疾病的治療，也較多地運用負反饋調節來論治，如《內經·素問·天元紀大論》說：“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中醫學把人體作為一個系統，又把天地人作為一個更大系統，具有大系統理論的思想。《內經·素問·寶命全形論》對“人”的定義是：“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中醫學所運用的系統方法雖然是樸素的，不能與現代系統方法等同，但它對系統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對中醫學理論路線的方向起瞭重要作用。
中醫學特點 中醫學的理論和實踐經數千年的發展，形成瞭完整而系統的醫學體系。這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在對人體、自然、心理等進行長期思索和在防治疾病的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其內在特質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和傳統文化有機地融匯在一起，這是與西醫學的本質區別。
天人相應的生命觀 中醫學的生命觀是人與天地相應，認為人類的產生、生存、健康和疾病都是由自然法則決定的。中醫學著重於從人乃至人和自然的整體性和聯系性的角度審視人體生命的特征。認為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體本身又是一個“小宇宙”，有著自然界的信息。基於這種觀念，認為人體健康和疾病都與天文因素（如太陽、月亮和星體等）、地理情況（地域、地勢等）、季節、氣象乃至社會環境都有一定關系，在疾病診斷和治療時都要有所考慮。天人相應的生命觀特別重視生命的時間因素和動態變化，中醫學把生命視為時間演進的過程，關註臟腑活動的節律性和周期性，提出瞭四時氣化、臟氣法時、病遇節氣而發作等理論，同時還提出瞭“因天時而調血氣”等一系列養生和治療原則。
東方智慧的醫學理論 在中醫學理論體系中有很多與西方醫學相同或相近的知識，這是人類的共同智慧。但是，中醫學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土壤之中，在因襲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醫學實踐，不僅有諸多的醫學發現和醫學發明，並巧妙地以非實體范疇的理論模擬研究人體。醫學源於實踐，在實踐中有所發現有所發明，產生瞭經驗，先民對經驗加以整理、提高便產生瞭醫學理論。中醫學很多重要的醫學發現和醫學發明，例如在用針灸治病過程中發現人體經絡現象；觀察人體和生物，發現瞭生命逆轉的規律，即《內經》所說的“神轉不回，回則不轉”；發現瞭在人體局部窄小區域內有整體縮影的“應同”現象；還發現瞭機體代謝的生長化收藏和與自然節律一致的氣化規律等；發明瞭脈診、舌診等診斷方法和針灸、運用以藥物組成的方劑進行治療等治療方法。與西醫運用邏輯分析經驗不同，中醫學用系統來歸納經驗。陰陽五行既是中國古代哲學的理念，又是用以概括事物規律的系統。中醫學把醫學知識和陰陽五行系統相結合，建立瞭自身理論體系的基本構架，包括五臟六腑的藏象系統、四氣五味藥學理論，以及五運六氣等學說。與西方的邏輯的概念思維不同的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是“象思維”。這種思維方式具有整體直觀、主客一體、非對象性、非實體性的特征。中醫學通過解剖，認識和命名瞭臟腑器官，又以其所認識的功能和意象、法象的綜合，把臟腑提升為藏象，建立瞭藏象學說。藏象（包括經絡）是超越解剖的非實體性的理論模型，運用理論模型來探索人體生命的健康與疾病的防治規律，是中醫學理論的特色之一。
辨證論治 中醫學把握疾病的單元是證，臨床的操作體系是辨證論治。中醫學既有“病”的概念，又更重視“證”。證又稱證候，是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象，是偏離正常狀態的證據。中醫認為疾病對於人體，有時間上的不可重復性和個體差異性。據此，醫生把證作為把握疾病的單元施以個體化的治療。其臨床思維過程是在病名引領下，從證入手，即宋代醫著《三因方》所說的“因病以辨證，隨證以施治”，之後又被精辟地概括為“辨證論治”。辨證論治包括分析、辨別疾病證候和確立治療原則、治療方法兩個論治程序。它把運用理論、確立方法、選擇方劑和審議藥物統括起來，理、法、方、藥一線貫通。在長期的實踐中，歷代醫學傢創造瞭很多種適用不同病證的辨證方法。例如臟腑辨證、經絡辨證、病因辨證、氣血濕痰辨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等。這些辨證方法在臨診時，又要結合因時、因地、因人的“三因制宜”原則靈活運用。證和辨證論治是中國古代“貴時”思想、象思維方式和中醫疾病觀的體現，其中包含著豐富的辯證法思想，是中國古代科學和哲學在醫學中體現的典例。
便捷易用的治療手段 中醫學的治療方法和它的理論相應，中醫學理論、辨證論治和特有的治療手段構成瞭中醫學理論體系。這些治療手段包括中藥、方劑、針灸、氣功、推拿以及臨床各種治療手法等，其中，中藥的資源最為豐富。早在漢代成書的《神農本草經》一書就詳細論述瞭365種藥物，在1997年出版的《中華本草》中，載藥達12 807種之多。中藥多以組合復方的形式用於臨床，這是中國古代和合思想的體現，藥物組成復方不僅增強瞭療效、降低瞭毒副作用，還產生瞭單味藥所不具備的新的藥理功效。在制劑方面，除有傳統的丸、散、膏、丹、酒、露、茶等傳統劑型外，還發展瞭膠囊劑、口服液、袋泡劑、氣霧劑、註射劑、含服劑、藥膜、滴丸、栓劑等40餘種劑型。此外，各科還有其特種技法，如骨科應用小夾板治骨折、眼科用銀針撥白內障等，這些治療手段多是便捷易行、經濟實用的。
民族醫學多元分立 中醫學理論體系是中國各民族共同創造的醫學體系。除漢族醫學外，其他民族的醫學也各具特色並自成體系。各民族醫學以各自主體理論為核心，不斷發展完善。例如藏族醫學以《四部醫典》為經典，以隆、赤巴、培根三大元素為構成人體的物質基礎，認為三者間失去平衡即發生疾病，治療的目的就是調節三大因素盛衰，重新建立平衡。藏醫認為人身有404種病。診斷用問診、尿診（望診）、脈診三診法。治療除用藏藥外，還用放血、灸法、催吐法及一些外治法。蒙古族醫學也以陰陽五行的整體觀為指導思想，以“六基癥”理論為論述病因，“六基癥”指赫依、希拉、巴達幹、血液、黃水、黏蟲六種。以“三根七素”間的平衡失調闡述病因，其著名典籍有《方海》、《甘露之泉》、《蒙醫正典》等。維吾爾族醫學則以四大物質說論述人體，以火（太陽）、氣（空氣、風）、水、土四種物質的全生、全克、半生、半克規律來解釋氣質、體液之間的相互滋生、相互制約關系，以“合力提”學說闡述人的血液質、膽液質、黏液質、黑膽質四種體液。其艾紮學說和現代醫學的解剖器官基本相同，而診斷則分望、聽、問、脈、尿、大便和痰七診。此外，朝鮮族四象醫學、回族醫學、壯族醫學、傣族醫學等，還有道教醫學、佛教醫學及散佈民間的民間醫學等，也都以各自的療法和（或）理論自成一體。可見，在中國傳統醫學中，各民族醫學呈現多元分立的局面，各自在繼承中不斷發展。
發展趨勢 中醫學從奠基以來，其發展總是與科學、文化、社會需求密切相關。從19世紀開始，隨著社會變遷和西方醫學的傳入，傳統的中醫學已經逐漸發生改變，在臨床上諸如一些西醫學的病名等有關知識常被中醫借鑒使用，曾經有一批醫學傢致力於中西醫匯通的實踐，但因中醫、西醫是不同的概念體系，匯通學派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未能實現匯通的目標。在20世紀50年代，中醫學的傳承納入瞭現代教育的體系，各個省市先後創辦瞭中醫院校和科研機構，同時開展瞭西醫學習中醫和中西醫結合，因這一實踐旨在集萃中西醫學之長而用諸臨床，以其創新的成果得到瞭發展，成為中醫學一支力量。70年代以後，中醫藥繼續向國外傳播，並開始進行國際交流。與此同時，又有中醫人員吸收並運用現代科學知識，開始瞭中醫現代化的探索，包括劑型改良、用現代語言詮釋中醫學理論、建立現代臨床診治規范、開展中醫學實驗研究和研發實用於中醫診斷的儀器等。由此，從學術結構和工作方式來看，當代中醫學已經有傳統中醫、中西醫結合和中醫現代化三種發展模式。這也揭示瞭在20世紀末期，中醫學已經進入多元發展的時代。
關於中醫學以何種方式回應現代社會對中醫的需求、賦予傳統醫學以時代性的問題，也是中醫學的繼承與發展問題。百餘年來，對這個問題一直有不同的見解和爭論。一種看法是以時代性為學術的普遍性，認為應該通過傳統醫學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結合，以其再創造實現中醫現代化。另一種見解是從中國傳統醫學的特殊價值出發，鑒於近代以來中醫學的特色有逐漸淡化的趨勢，認為應以維護特色、重視繼承為首務。上述兩種理論之爭的實質是時代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對此，又有“繼承不泥古，創新不離宗”的折中之論。各種不同的發展理論都有實踐性，總的說來，當代中國傳統醫學是在多元的格局中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