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遼太祖阿保機稱帝(907)至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遼亡為止,在遼的疆域內發現的契丹族和漢族的墓葬。主要分佈在內蒙古自治區、遼寧省、北京市和河北、山西二省的北部一帶。遼墓的考古調查始於20世紀初,遼慶陵契丹文哀冊的發現,引起瞭學術界的註意。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曾挖掘慶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發掘遼墓逾 300座。遼墓從各個方面反映瞭遼代的社會生活和風俗習尚,是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

  >遼代的帝陵 遼代10個皇帝的陵墓,按其分佈的地域可分5區:①太祖祖陵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境內。②太宗懷陵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右旗境內,穆宗祔葬於懷陵。③顯陵在今遼寧省北鎮醫巫閭山中,為世宗父東丹人皇王陵,世宗亦葬顯陵西山。④景宗乾陵在今遼寧省北鎮西南,天祚帝於金皇統五年(1145)祔葬於乾陵旁。⑤聖宗永慶陵、興宗永興陵和道宗永福陵,合稱慶陵,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右旗白塔子北面的大興安嶺中。遼代帝陵多依山為陵,陵前建享殿。以聖宗永慶陵為例,享殿平面正方形,前有月臺,殿兩側出回廊,繞成院落,回廊前正中辟門,門前兩側設雙閣。地宮為磚築,有前、中、後3室,前、中兩室的左右各建一圓形小耳室。兩室的仿木建築部分和室頂繪彩畫。自墓道至中室的壁上繪有彩色壁畫,中室四壁畫春夏秋冬四幅山水圖,表示四時捺缽的所在,這是遼陵中所特有的壁畫。遼代帝陵皆置奉陵邑和守陵戶。祖陵的祖州、懷陵的懷州、顯陵的顯州、乾陵的乾州、慶陵的慶州等都是奉陵邑,其中祖、懷、慶三州的城址至今尚存。

  遼墓的類別、分佈和分期 已發現的遼墓可分為兩類,一是契丹貴族墓,二是漢族官吏和地主墓。前者多分佈在遼代的上京道和中京道內,東京道的西北部分也有發現,而且多聚族而葬;後者則多集中在遼代的南京、西京和東京附近。遼墓可分為3期,早期自穆宗應歷八年(958)至聖宗太平十一年(1031),中期為興宗重熙時期(1032~1055),晚期自道宗清寧元年(1055)至遼亡(1125)。

  早期遼墓 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契丹人紀年墓,是赤峰的應歷九年遼駙馬贈衛國王墓。有前後兩室及左右後3個小室,平面都呈方形。後室四壁圍柏木板,置帶木欄桿的棺床,床上有衣物和絲織被褥,床外懸紫地繡金花的帷幔。隨葬有大批精美的金銀器、瑪瑙器、瓷器和鐵器等。瓷器以白瓷為主。出土瞭 8組完備的馬具和大批的盔甲,以及刀、劍、矛、鏃等武器。遼墓中所特有的雞冠壺尚保存著原始形態(見遼駙馬墓)。比該墓稍晚一些的契丹貴族墓,築有前後兩室的有朝陽發現的統和四年(986)耶律延寧墓、法庫葉茂臺遼墓、北票水泉溝1號遼墓;單室的有北票扣卜營子1號遼墓、建平硃碌科遼墓、朝陽前窗戶村遼墓;還有在雙室墓的前室或單室墓的甬道的兩側建左右耳室的。不論是雙室、單室和耳室,平面都作方形或圓形。主室內多裝柏木護墻板。葬具多用石棺,棺上刻四神圖像,法庫葉茂臺遼墓石棺外,並罩以歇山式頂木屋外槨。隨葬品以陶瓷器、鐵器等生活用具以及馬具和各種武器為主。陶瓷器中以刻有“官”字款的白瓷器和醬色、綠色釉的陶器為多,還有少數景德鎮影青瓷器和耀州窯青釉瓷器。雞冠壺的形態,已從單孔平底變為雙孔加圈足。法庫葉茂臺遼墓還出土瞭20餘件漆器,從漆器上的漢文銘記得知是漢族工匠所制。這個時期的契丹貴族墓的墓室中多不見壁畫,有的僅在石棺的內壁上畫放牧氈帳等圖畫。至於法庫葉茂臺遼墓中所懸掛的兩幅絹畫,則是少見的例子(見法庫遼壁畫墓)。

  早期遼墓中的漢人墓葬,以在北京發現的應歷八年趙德鈞墓為最早,有前、中、後3室及左右6個耳室,平面均為圓形,壁上有仿木建築磚結構,畫皰廚、伎樂等壁畫。另外還有北京的統和十三年韓佚墓、遼寧喀左縣的統和二十三年王悅墓、沈陽的開泰四年(1015)李進墓、河北遷安的開泰六年韓相墓。韓佚墓的壁畫最具時代特點,在圓形的墓室四壁影作出八柱,柱間繪壁畫,北壁正中繪花鳥屏風及侍女,東西兩壁各繪3幅侍女圖;穹窿式墓頂上分成8格,格內皆繪雲鶴,下繪十二生肖像。壁畫的題材和佈局尚保存著唐墓的遺風,特別與山西的唐代壁畫墓頗多相似之處。韓佚墓中出土的白瓷和青瓷都很精致,白瓷屬定窯,青瓷為越窯,其中劃花人物註子和鸚鵡紋註碗,胎質細密,釉色瑩潤,最為精美。陶質的三足爐、鏊子、釜鍋等為明器。墓門上的仿木建築鬥栱為單抄單下昂五鋪作,相當復雜。時代稍晚一些的韓相墓,墓室內雖用磚砌出燈檠和歇山式門樓等仿木建築,但在隨葬品中卻模仿契丹習俗,置綠釉雞冠壺和鐵馬鐙,這是一個較特殊的例子。

  中期遼墓 這一期僅23年,是早晚期之間的過渡階段,實際上應屬早期的范疇。重熙時期的契丹貴族墓,大型雙室墓有平泉八王溝重熙十四年秦晉國大長公主墓;單室墓有阜新重熙七年晉國夫人肖氏墓、義縣清河門 1號和 4號墓、平泉大東溝遼墓、建平張傢營子遼墓等。墓葬形制和隨葬器物都與早期的大致相同。墓室內仿木建築和壁畫增多。隨葬品中出現瞭黃釉瓷器。雞冠壺的形態變為提梁式加圈足,從便於馬上攜帶的皮囊式演變為適於室內使用的提梁式,反映瞭契丹人正在逐漸接受漢人的生活習俗(見彩圖)。重熙時期的漢人墓,有北京重熙二十二年王澤墓,壁畫雖然殘缺,但墓壁上已砌出雕磚桌椅,說明壁畫及墓內裝飾開始出現新的題材。

白釉雞冠壺 遼寧義縣清河門遼墓出土

  晚期遼墓 遼道宗清寧以後,契丹貴族墓中大型雙室墓發現較少,單室墓占絕大多數。墓室平面開始出現八角或六角形的,清寧三年義縣清河門2號墓墓室平面為不等邊八角形,大康六年(1080)以後的庫倫1號墓後室平面亦為八角形,耳室平面為六角形。墓門上都有比較復雜的仿木建築結構。義縣清河門 2號墓和赤峰大臥鋪遼墓還出現瞭外用石板堆砌、內用柏木板圍成槨室的作法。墓室內皆置棺床,有的用木棺,有的則將屍體直接陳於棺床上。流行戴銅面具和穿銅絲網絡或戴銅絲手套,內蒙古烏蘭察佈盟察右前旗豪欠營子遼墓中出土的女屍及其所穿戴的銅絲網絡和銅面具,保存最為完整。

  晚期契丹貴族墓壁畫的佈局,多在墓道兩壁畫出行儀仗,墓門兩側繪門神,天井和墓室四壁畫男女仆侍。有些墓中的壁畫分上下段,如庫倫1號墓的天井壁畫,即分3段,下段繪男女仆侍,中段繪牡丹湖石,中段與上段之間加一道雲紋裝飾,上段繪竹林仙鶴和荷花。契丹貴族墓的壁畫中,有屬於契丹衣冠習俗的髡發、架鷹、氈車等形象,也有摹仿自北宋墓中的宴飲、伎樂等場面。除在墓室畫壁畫外,仍流行在木槨內畫各種生活情景畫。

  晚期契丹貴族墓的隨葬品中,景德鎮影青瓷器的比例大大增加,敖漢旗白塔子遼墓出土的16件瓷器中,影青瓷器占14件。庫倫1號墓中也出土瞭20件影青瓷器,質地都很精美。遼代特有的黃釉瓷器的數目也顯著增多,如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法庫葉茂臺遼墓都以黃釉瓷器為主要隨葬品。大安以後流行三彩器,錦西大安五年(1089)蕭孝忠墓和新民巴圖營子遼墓,除黃釉瓷器外,都有很多三彩器(見彩圖)。這時不再隨葬武器。馬具也從鞍轡齊備簡化為隻用馬鐙、馬鈴。在寧城縣小劉仗子發現的遼代末年契丹人的墓葬,出有銅面具、鐵馬鐙、馬鈴以及黃釉和三彩器皿,但契丹人特有的生活用器──雞冠壺卻消失瞭。

三彩海棠長盤 遼寧新民巴圖營子遼墓出土

  在遼代末年還出現瞭畫像石墓,主要分佈在遼陽、鞍山和錦西一帶。墓室平面多作八角形或長方形。在石板墓壁上不但刻有墓主人夫婦“開芳宴”的場面,還刻出多幅孝悌義婦等故事畫。在契丹人墓室的壁畫上出現這些題材,說明不僅是接受瞭漢人的習俗,而且在思想意識方面,也逐漸地封建化瞭。

張世卿墓墓頂壁畫 天象圖

  晚期遼墓中的漢人墓葬,多發現在北京市、遼陽市、寧城縣、大同市等地,特別是道宗咸雍以後的漢人墓葬,數量較前大為增加,它們多是一些地主和中級官吏的墓葬。以磚築的單室墓為多,也有少數是雙室的。但此時漢人的雙室墓並不表示墓主人的政治地位,它與中原地區北宋末年雕磚壁畫墓的形制是相同的。墓室平面或圓或方或作多角形,四壁砌雕磚仿木建築和桌椅,並畫彩色壁畫。葬具有用石棺的,上多刻陀羅尼經。幾乎全部是火葬。隨葬品以陶質明器為主,如罐、盆、三足鍋、灶、鏊子、蒸具、勺、註子、三耳器、香爐等,也有較精美的白瓷器和影青瓷器,如昭烏達盟周仗子壽昌五年(1099)尚境墓出土的白瓷註子註碗,北京天慶三年(1113)馬直溫墓出土的影青瓷盞等。

  從大同、宣化和北京的漢人墓的壁畫中可以看出,他們的衣冠服飾和起居器用都與北宋墓壁畫中的相同,壁畫的題材也是墓主人夫婦“開芳宴”。宣化天慶六年張世卿墓的壁畫最為精美,由12人組成的散樂圖,完整無缺,極其珍貴(見彩圖);墓頂繪天象圖,內區繪九曜二十八宿,外區畫黃道十二宮圖像,是很難得的古代天文學資料。北京齋堂的遼代末年壁畫墓,西壁畫孝孫原谷等3幅大型孝悌故事畫,表明這種新題材在當時已很流行。大同市十裡鋪、新添堡和臥虎灣的壁畫墓,也都是遼代末年的漢人墓葬,壁畫中“開芳宴”的場面上隻畫帷幔屏風,墓主人並不出場,這可能是山西一帶的地區特點。

河北宣化遼張世卿墓壁畫:散樂圖

  

參考書目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收獲》,文物出版社,196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