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

　　建安年間(196～220)七位文學傢的合稱。最早提出“七子”之說的是曹丕。他在《典論·論文》中說：“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鹹以自騁驥嘜於千裡，仰齊足而並馳。”這七人大體上代表瞭建安時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優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說，得到後世的普遍承認。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們在漢漢末的社會大戰亂中，盡管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脫顛沛困頓的命運。後期他們都先後依附於曹操，孔融任過少府、王粲任過侍中這樣的高級官職，其餘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過，孔融後來與曹操發生沖突，被殺。由於七人歸附曹操時間先後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後期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幹、阮瑀在建安初，陳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劉楨、應瑒在建安十三年後。與他們的生活道路相對應，“七子”的創作大體上也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會動亂的現實，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詩》、《登樓賦》，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劉楨《贈從弟》等，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調過於低沉感傷，如阮瑀《七哀詩》、劉楨《失題》“天地無期竟”等。後期作品則大多反映他們對曹氏政權的擁護和自己建立功業的抱負，內容多為遊宴、贈答等；但有些對曹氏父子的頌揚，帶有清客陪臣口吻，顯露出庸俗的態度。然而，無論前、後期，“七子”的創作都是積極、健康的內容占著主導地位。

　　“七子”的創作各有個性，各有獨特的風貌。孔融長於奏議散文，作品體氣高妙。王粲詩、賦、散文，號稱“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強。劉楨擅長詩歌，所作氣勢高峻，格調蒼涼。陳琳、阮瑀，以章表書記聞名當時，在詩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風格的差異在於陳琳比較剛勁有力，阮瑀比較自然暢達。徐幹詩、賦皆能，文筆細膩、體氣舒緩。應瑒亦能詩、賦，其作品和諧而多文采。“七子”的創作風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這也就是建安文學的時代風格。這種時代風格的具體內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說的：“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七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他們與“三曹”一起，構成建安作傢的主力軍。他們對於詩、賦、散文的發展，都曾作出過貢獻。

　　在詩歌方面，“七子”以寫五言詩為主。五言詩是直到東漢後期才興盛起來的新詩體，桓、靈之世“古詩”的出現，標志著五言詩已經初步成熟。而“七子”的優秀五言之作，寫得情采飛揚，變化多致，使五言詩在藝術上更臻於精美。如徐幹的《室思》就比同一題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寫得細膩深厚。而陳琳《飲馬長城窟行》、阮瑀《駕出北郭門行》等都作於漢末戰亂發生之前，其寫作時間不一定比“古詩”晚，它們在五言詩發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視。

　　在辭賦方面，“七子”寫瞭大量的小賦，他們在張衡、蔡邕等已經取得的成就基礎上，為小賦的進一步繁榮作出瞭貢獻。“七子”的小賦有三點值得註意：①取材范圍更加擴大，題材的普通化、日常化進一步沖淡瞭過去大賦的貴族性質；②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更趨加強，直接描寫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濃厚。對於“七子”的賦，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曾給予瞭相當高的評價，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也表示瞭同樣的意見，還特別認為王粲、徐幹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賦首”，說他們可與宋玉、司馬相如、左思、潘嶽等並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陳琳、阮瑀的書記，徐幹、王粲的論說文，在當時都能獨樹一幟。它們的共同優點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典論·論文》)，貫註瞭作者獨特的氣質。“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薦禰衡疏》、《與曹公論盛孝章書》，陳琳《移豫州檄》、《為曹洪與魏太子書》，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王粲《務本論》、《荊州文學記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駢化的趨向，尤以孔融、陳琳比較顯著。他們的一些作品對偶整飭，又多用典故，成為從漢末到西晉散文駢化過程中的一個不能忽略的環節。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獨存徐幹的政治倫理專論《中論》。明代張溥輯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陳記室集》、《阮元瑜集》、《劉公幹集》、《應德璉休璉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傢集》中。清代楊逢辰輯有《建安七子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