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的報刊，包括中國共產黨各級機關報刊和中共領導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工會等群眾團體的報刊。
概況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中國共產黨中央從武漢遷到上海以後，共產黨報刊很快在上海發展起來，上海成瞭中國共產黨報刊的出版中心。1927年10月至1929年先後創辦瞭中共中央理論性機關刊物《佈林塞維克》、中共中央政治性機關刊物《紅旗》和以工人為為主要對象的通俗報紙《上海報》。1930年8月15日，《紅旗》和《上海報》合並，出版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日報》。因受國民黨當局的嚴重壓迫，日報難以堅持，於1931年3月改出《紅旗周報》，直到1933年。中共江蘇省委還出有機關刊物《多數》。與共產黨機關報刊出版的同時，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於1927年11月創辦機關刊物《無產青年》(後改名《列寧青年》)，共產主義青年團上海地方組織出版《飛沙》旬刊，中華全國總工會和上海總工會分別出版《中國工人》和《上海工人》。此外，中國共產黨還創辦瞭一批油印的工廠小報。
在其他地區，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共領導下的工會各地方組織，也紛紛出版報刊。中共湖北省委出版《長江》，中共河北省委出版《北方紅旗》，中共四川省委出版《轉變》( 後改名《四川曉報》)。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河北出版《北方列寧青年》，在四川出版《青年戰士》等。福建的工會組織創辦瞭《廈門工人》、《福州工人》等。一些地方的共產黨組織還出版專門對國民黨士兵進行教育的通俗刊物《士兵的話》、《士兵指南》、《士兵呼聲》等。
宣傳活動 這些報刊著重闡述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的政治形勢、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和政策，揭露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和國民黨當局投靠帝國主義、壓迫工農群眾的行徑，揭露汪精衛等改組派的《革命評論》、《夾攻》、《前進》等刊物的欺騙宣傳，批判陳獨秀等創辦的《無產者》、《我們的話》和《火花》等刊物取消革命的論調。有些報刊還介紹瞭列寧的辦報思想。《上海報》在通俗化方面取得瞭顯著成績。這些報刊也宣傳過一些“左”的錯誤觀點。如在革命低潮時，仍然主張以城市為中心在廣大區域內實行暴動的盲動策略，混淆瞭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看不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而主張打擊中間勢力等。
出版發行情況 國民黨政府對秘密出版的共產黨報刊進行殘酷的迫害。《紅旗日報》出版隻1個星期，發行人員先後被捕40餘人，承印機關被封閉3次。《上海報》的送報人先後被捕10人，有的被判徒刑8年。面對反動派的迫害，黨報工作人員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堅持鬥爭。為瞭搶拍群眾鬥爭的場景，黨報記者以照相機鏡頭對著敵人的槍口，毫無畏懼。黨報依靠地下黨組織、赤色工會和其他進步團體，在工廠、學校秘密發展通訊員，依靠地下黨組織建立代派處，直接向群眾推銷。很多讀者還自願捐款，幫助建立代派處，承擔通訊任務等。黨的報刊常常采用偽裝封面的辦法，突破國民黨的查禁。《佈爾塞維克》的封面曾用過《少女懷春》、《中央半月刊》、《新時代國語教授書》、《金貴銀賤之研究》、《經濟月刊》、《中國文化史》、《虹》等多種名稱；《上海報》換用過《天聲》、《晨光》、《滬江日報》等名稱。
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出版的秘密報刊，在新聞工作的方式方法上，也犯過無視客觀環境和具體條件的“左”傾盲動錯誤。不少報紙在工作人員一再遭緝捕、印刷所多次被破壞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公開出版，在工人中組織讀報小組，並號召群眾為報紙的擴大與發展而鬥爭。有的報刊還公開刊登廣告，招聘紅軍指揮員。這些做法都造成瞭不應有的嚴重損失。
參考書目
方漢奇、陳業劭、張之華：《中國新聞事業簡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83。
李龍牧：《中國新聞事業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5。
梁傢祿、鐘紫、趙玉明、韓松：《中國新聞業史》，廣西人民出版社，南寧，1984。
丁淦林等：《簡明中國新聞史》，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