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指中國青銅時代(約西元前21～前5世紀)的青銅器，也可泛指其後的青銅製品。在青銅時代，它是文化發展的主要特徵之一，體現瞭當時的藝術水準和社會風尚，為史傢所重視。秦漢以後，青銅的使用範圍縮小。青銅禮器逐漸消失，兵器和容器大部分為鐵、漆、瓷等材料所取代，隻有鏡鑒、帶鉤等服禦器和若幹工藝製品，仍有所發展。
發現和研究 漢武帝時已有發現古代青銅器的記載。漢宣帝時的古文字傢張敞就曾曾對美陽出土的屍臣鼎作過考釋研究。自宋代起，古代銅器的發現和著錄成為金石學的重要內容之一，最早的著錄是《考古圖》。清代以來，宮廷收藏甚豐，民間發現也多，出現瞭不少的收藏傢和研究者，刊佈瞭一大批重要的著作和圖錄。
從1928年發掘安陽殷墟開始，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研究有瞭考古學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在偃師二裡頭、鄭州二裡岡、黃陂盤龍城、安陽殷墟、廣漢三星堆、扶風周原、寶雞茹傢莊、浚縣辛村、洛陽北窯、靈臺白草坡、昌平白浮、房山琉璃河以及陜西西安、遼寧喀左等地相繼發現瞭代表各個時期的青銅器，從而以出土的器物為綱，建立起中國古代青銅器的發展序列，對西周青銅器進行瞭編年，並對東周青銅器進行瞭區域的劃分。各地博物館也收藏有大量的青銅器，其中以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上海博物館、陜西省博物館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等處收藏最豐。
宋和清代的學者對銅器的研究大都局限於金石學和小學。近代以來，王國維倡導“二重證據法”，用金文資料研究西周歷史和有關問題，同時研究銅器的名稱和用途，借以考證古代禮器制度。較早對傳世青銅器作綜合研究的有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主要研究銘文；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考察瞭青銅器各個相關的問題，側重於器形、分類和花紋描述，系統地提出區別分類、考定時代的方法；李濟等則利用殷墟考古所獲銅器，探討它們的器形和紋飾特點以及鑄造工藝，編寫成《古器物研究專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重要著作有陳夢傢的《西周銅器斷代》，容庚、張維持的《殷周青銅器通論》，郭寶鈞的《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唐蘭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史徵》，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墟青銅器》，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的《商周青銅器紋飾》等。日本學者林巳奈夫的《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是國外對商周時代青銅器研究較為詳密的著作之一。此外，有關銅器的合金成分、銅礦的采冶、銅器的鑄造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瞭可喜的成果。
分期和斷代 青銅器的分期有3種意見，郭沫若分為5期，即濫觴期(大致相當商代前期)、勃古期(商代後期至西周昭穆之世)、開放期(恭懿以後至春秋中葉)、新式期(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衰落期(戰國末葉以後)；郭寶鈞分為6個階段，即萌生階段(早商)、進步階段(中商)、發展階段 (晚商及西周前期)、組合階段(西周後期及東周初年春秋早期)、分鑄階段 (春秋中期至戰國)、專精階段(戰國中末期)；一般分期方法則采用以王朝區劃作為分期的方法，如夏代銅器(即二裡頭文化銅器)、商代銅器、西周銅器、春秋銅器、戰國銅器、漢代銅器，等等。
夏代銅器在考古發掘和傳世文物中俱有發現，迄今所知的器種有爵、斝、戈、刀、鏚、錐、鑿、鈴以及銅牌飾等。其中爵和斝或已成為象征身份等級的禮器。器形較粗簡，采用單范或雙范合鑄的方法，器面光素或僅有簡單的連珠紋和鏤孔裝飾。合金成分含量不穩定。容器胎質很薄，顯示出初期青銅器的不成熟性。
商代青銅器又分商代早、中、晚3期。早期以鄭州商代遺址和黃陂盤龍城遺址所出銅器為代表，傳世品較少，容器有鼎、鬲、罷、觚、爵、斝、卣、罍、盤等，兵器和工具的種類有所增加。胎質一般較薄，花紋也較簡單，有粗線和細線的變體獸面紋。但這時已有大型器物，如鄭州出土的高達1米的大方鼎，已采用分體鑄造的技術，表現出一定的工藝水平。
商代中期銅器以河北藁城臺西村和安徽阜陽和肥西所出的青銅器為代表，晚期以安陽殷墟所出銅器為代表，不僅器類有很多的增加，器形也有很大的發展，銅禮器一般都很厚重，大型器物迭見，花紋繁縟精致，並出現銘文。這是中國古代銅器的鼎盛時期，並影響到西周早期銅器的發展。
西周時期青銅器與禮制的結合更加緊密，青銅冶鑄技術日趨成熟，器類和數量均有較大的增長。但是，紋飾略呈退化趨勢，構成西周銅器的典型風格之一。銘文有瞭極大的發展，傳世及出土的銅器多見長篇銘文，鑄工精湛，風格華美。
西周早期常見的銅器種類，食器有鼎、鬲、甗、簋、盂，酒器有觚、爵、觶、斝、觥、尊、卣、方彝、罍、壺、盉，水器有盤，器座有禁，樂器有鐘、鐃。西周中期銅器趨於簡樸，器類也有較大的增減。早期常見的方鼎、觚、爵、角、斝、觥、卣、方彝等大量減少或完全消失，簠、笧、匜等開始出現。晚期則以簡樸為特征，紋飾、鑄造都呈現粗簡的風格，器種基本與中期一致。從西周早期後段開始，列鼎和編鐘逐漸形成制度，中期、晚期乃至春秋戰國，列鼎和編鐘一直是標志當時社會等級的禮器制度。
東周銅器分春秋、戰國兩期，其中春秋時期的前段與西周晚期的風格基本一致。春秋時期的中後段，青銅禮器及其他銅器在器形紋飾制作工藝等方面，出現瞭一些區域特點，形成三晉、齊魯、燕、楚、秦、吳越等6個區域。器類依用途分，則禮器比例漸小，日用器比例增大。新出現的器類有敦、橢杯、盆、鑒、鮓於、長劍等。冶鑄技術和裝飾工藝有顯著的進步，分體鑄造技術更加成熟，使用亦廣，並已發展出金屬焊接技術，若幹地區還出現瞭失蠟法溶模鑄造技術。商及西周的獸面紋等氣派凝重、紋樣繁縟的花紋已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風格纖巧、線條流暢的幾何紋、植物紋、蟠螭紋以及刻畫禮儀生活和水陸攻戰等情景的圖像紋，並采用樣版捺印、鑲嵌、鎏金、金銀錯、細線雕等裝飾工藝，反映瞭鐵器時代與銅器時代交替之際青銅鑄造業的長足發展。東周銅器銘文一般很簡短，間有長篇銘文。字體則依銅器的發展區域而形成各個區域風格，如中原晉和東周等國的字體方整勁雋，秦國字體嚴謹古穆，南方吳越和荊楚的字體修麗奔放，有時書成鳥篆，北方中山國等國的字體樸實華美。東周銘文註重裝飾性，日益失去記事頌祖敬君的特征。至戰國晚期，金文銘刻的內容則多為物勒工名。
秦漢銅器中，禮器比重大減，生活用品種類和數量增多，錢幣、度量衡和銅鏡等承東周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有所更新、創制，以致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重要青銅器種類。
參考書目
張長壽:《殷商時代的青銅容器》，《考古學報》，1977年3期。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北京，1941。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科學出版社，北京，195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