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字學史上的名詞。漢代的學者把漢字的構成和使用方式歸納成六種類型，總稱六書。
六書一詞出於《周禮》。《周禮·地官·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書是寫字。古代沒有印刷術，得書難，兒童入學先寫後讀，所以書藝包括識字和寫字，是文字之學。《周禮》是春秋時期的作品，傳自儒傢而沒有師說。西漢末，劉歆崇信《周禮》，大力提倡，憑藉政治力量在大學設立博士。劉歆《七略》：“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這是對於六書最早的解釋，象形、象事、象意、象聲指的是文字形體結構，轉註、假借指的是文字的使用方式，而轉註重在字義，假借重在字音，對當時的文字分析極為清楚，在中國文字學史上可以說是很大的貢獻。四象之名學術性很強，而在語言或書寫上容易發生混淆，造成不必要的錯誤，所以不久他的後學們便作出修正。如鄭眾《周官解詁》，轉註、假借不變，四象改為象形、會意、處事、諧聲，其內容是一樣的。
許慎受到劉歆的啟示，費幾十年的精力整理漢字，編成《說文解字》一書，敘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註，轉註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這對劉歆學說有所發展：①排定六書次第；②修正四象之名，使意義更明顯；③六書下分別加以界說，並舉例以明之。從此六書成為專門之學，千餘年間學者研究古文字都沒能超出它的范圍。
許慎的成就無疑是偉大的，不足之處是受資料的局限，探索中國文字之原始構造卻沒能見最早的文字資料。《說文解字》成書於公元100年，所根據的文字資料是秦漢時期的篆書，也采用瞭先秦時期秦國籀文和儒傢壁中經上的古文，沒見到更早的文字資料，分析解說自然不免有不夠或錯誤的地方。今日有甲骨文、商周金文、戰國秦漢竹簡帛書等大量資料，對漢字的產生和發展有瞭一些新的認識，回頭看許慎的六書說自然不免有意見。試為簡介如下：
①“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視而可識”是說人們直覺看得出來。這和象形相似，所不同者，形體是實，易於描畫，事理是虛，表現出來就要委宛得多（如上、下）。“察而見意”和會意相近，要區別則靠分析偏旁。會意字是兩個或更多幾個字拼湊在一起，以表現一個意，指事字拆開不成字，或者是拆出一個字而仍有不成字的各種符號（如刃、末）。
② “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詰詘，猶言屈曲。極言重視物體之狀，不敢省簡。
③ “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聲字基本上由兩個字組成，一個作為形的符號，一個作為聲的符號。怎樣產生也有兩種情況。甲骨文中的象形字有的筆劃多、區別大，寫起來不免有困難。後來簡化，加一個聲符，便成瞭形聲字，例如鳳、雞二字，形體不同，而凡、奚二聲符是後加的；也有先用假借字後加形符的，如啟明的啟後加日旁作晵，昱日的昱先假借羽字，後加形符而有𪰣和翌。由於時間地域之推移，語音不同，文義變異，形聲字又有增加聲符或形符之例。形符、聲符不限於象形字，指事、會意、形聲字都可以作形符也都可以作聲符。中國古籍很多，歷史上經過幾次整理，“飛禽即須安鳥，水族便應著魚，蟲屬要作蟲旁，草類皆從兩屮(《經典釋文·條理》)，這也增加瞭形聲字。從商、周起，形聲字成為漢字滋育之主要部門，在《說文》中形聲約占文字總數的9/10。形聲字既是形和聲各占一半的地位，制造或整理文字者應當對形和聲的部位有所規定，卻未註意及此，於是左形右聲、左聲右形、上形下聲、上聲下形、內形外聲、內聲外形種種結構任意泛濫，使學習者諸多不便。
④“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比類是說把兩個字拼在一起。合誼即會意。指撝即指揮。“以見指撝”是表現出目的和要求。文字上的形和聲都有客觀存在以為依據，隻有意不容易表現，造字者可以有造字的意圖，學字者可以有自己的理會，容易分歧。即以武、信而論，甲骨文有武字，上戈下止構造分明，也有止和戈兩個字，但是怎麼樣能得出“止戈為武”這個意思？商、周文字中不見信字，戰國文字中才有，作從言千聲、從言身聲各體，乃以訊為信。小篆中有信字，《說文》列入言部，是從言人聲的形聲字。信根本不是會意字。可見會意字的造字本義是很難理清楚的，學習文字的人隻有承認現實，按照舊傳的音義繼續解說和使用下去。
⑤“轉註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許慎把轉註排在會意之後，說明它是以意為主。“同意相受”戴震解為“互訓”，因為《說文》說:“老，考也”，“考，老也”。考老互訓。“建類一首”則指部首而言。有些學者主張必須同部互訓才是轉註，例如草部有“䔰，葍也”，“葍，䔰也”；“蓨，苗也”，“苗，蓨也”；即同意相受。從情理上講是可以說得通的。
⑥“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假借字之發生有幾種情況，一是字義不容易在字形上表現，取同音之字代用，不作新字，如我、汝、其、來之類。一是文字當使用時不夠用，借字來頂替。許慎所舉令長是秦、漢官制，令是施令，長是首長，皆屬字義的引申，雖非本義，但不能稱為假借。另一種情況是本有其字，寫字的人提筆忘字，用同音字代替，隻要音同便可假借，但是不免“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鄭玄語)，古籍中這種現象很多，學習文字的人應當理解。
總起來講，《周禮·地官·保氏》的六書，內容模糊，究竟是什麼，學者間有不同見解，一時不能解決，也不必急於解決，這隻是歷史上的一個名詞的爭論，沒有實際用處。
劉歆六書說，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註、假借，是六書具體名目的最初形式，在不足100年內經過他的弟子杜子春，再傳弟子鄭眾、賈逵，三傳弟子許慎等人的宣傳和修正。從創意到建立，成為一門學問，即古老的中國文字學，在中國學術界存在1800多年。
劉歆以為六書是“造字之本”，這是托古改制，其實決不是先有人制定條例而後造字，六書是劉歆根據當時已有的文字知識歸納出來的名目，許慎通過整理文字的實踐加以修正，才使內容明確。
許慎的成就是偉大的。但是他的六書說還不夠精密。他的學說對後世影響很大，起過好的和壞的作用。近代考古資料聚集日多，研究其文字從分析偏旁入手，取得很好的成績，都是由於許慎的啟示。中古時期學者崇拜許慎太過，揣摩傅會，作繭自縛，產生許多惡果。例如鄭樵《六書略》，支離破碎，毫無用處，可以存而不論。